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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市張錦英等三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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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霞女士，曾用名王紅霞，四十六歲，保定市蠡縣國土資源局工作，被非法騷擾恐嚇無數次、抄家一次、五次拘禁勒索、勞教三年（家人多方求人提前回家）。給她本人及家庭造成巨大傷害和嚴重後果。
徐秀枝女士，保定市人，多次被綁架、非法關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被非法勞教，在石家莊勞教所、保定勞教所、高陽勞教所遭受種種酷刑。她訴述說：
「我曾三次被帶到一個荒蕪破敗的廠房裏二十四小時蹲銬，讓人蹲在地上，兩臂向兩邊分開，地上有鐵環，兩手就銬在鐵環上。這種酷刑很難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噁心嘔吐，腿、胳膊腫得像充了氣似的，手銬勒進肉裏，不讓睡覺，剛一打盹，一邊的隊長就喊一下。在那種情況下一分、一秒都是那麼的漫長。」
 中共酷刑示意圖：鎖地環 |
「還有一次是一個男惡警姓王，在我被蹲銬時走進來，二話不說拿著高壓直流電棍就下毒手。電棍一碰手銬，手銬就放出藍光來，通向全身。我被電得全身抖動，又疼又麻，感覺五臟六腑都在身體裏顫動……」
張錦英女士，五十五歲，保定市人，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二日被非法勞教，在石家莊勞教所、保定勞教所、高陽勞教所遭受種種酷刑。她訴述說：
「我被電得拼命扭動身體，季主任招呼來幾個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銬子把我上半身吊起來，楊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條腿，又開始電我雙腳，我在痛苦中大聲念法，他們就電我的嘴，我被電得話不成句，這樣折磨一個多小時，又問我煉不煉，我說煉。
 中共酷刑示意圖：電擊 |
「楊澤民又抱來一個鐵盒子說是手搖電機，把兩根銅線分別擰在我的兩手大拇指上，開始猛搖手把，嘴裏還惡狠狠地威脅謾罵……我被電擊得失去了知覺，昏了過去，他們往我腳上倒涼水，將我澆醒，問我煉不煉？我已經被折磨得筋疲力盡，只是點了點頭，他氣急敗壞的又折磨我，楊澤民邊電邊罵……手中的電棍『嘶、嘶』的在我身上電個不停，一直折磨了幾個小時，手腕被提著的銬子吊上體的時候手銬勒進肉裏去了，大拇指下邊的骨頭也露出來了，腳上的踝子骨由於電腳心腳面時拼命扭動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頭也露出來了，現在還留有傷 疤。」
根據刑法規定，江澤民犯下了剝奪公民信仰罪；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剝奪公民財產罪、故意傷害罪、刑訊逼供罪、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組織，並觸犯國際刑法，所犯罪行：反人類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等罪。因此，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和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
三位法輪功學員指出，江澤民濫用職權和國家資源，在中國發起並維持這場對善良民眾的迫害長達十六年之久，對法制和民心的踐踏也持續了十六年之久，耗盡了國力、財力，摧毀了道義良知，使中華民族的道德陷入空前危機。希望最高人民檢察院立即把江澤民繩之以法，讓「真、善、忍」回歸中原。
附錄1、張霞女士所述的控告事實與理由
在修煉法輪功之前，曾患多種疾病，如頭痛、牙痛、健忘、神經衰弱、痔瘡、婦科病常常痛苦難言。每次發工資後都要先去藥店批發購買藥品。丈夫又下崗了，同時上有老，下有小，使本來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一九九八年我喜得大法，煉法輪功後所有的病很快都好了，誰見了都說人更年輕了。而且婆媳融洽，家庭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起了對法輪功的迫害運動，電視、報紙開始了鋪天蓋地的誣陷宣傳，煽動仇恨。知情人都知道沒有一句是真話。古人都說：「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擺脫了疾病痛苦的我能不去憑著良心說句公道話嗎？再說上訪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一九九九年年底，去北京上訪，想說明真相，還沒有找到信訪局就被劫持到北京派出所，把口袋裏的五百多元錢搜走。把幾十個法輪功學員，不論男女都關在一間屋子裏，還不讓上廁所。期間，還單個提審、逼供，強迫把身上穿的衣服脫光。後來，被轉到駐京辦事處，把我們銬在暖氣片上，單個提審，一天一宿才得以回家。
二零零零年單位多次讓寫保證，尤其是到所謂的敏感日（如：兩會期間、四二五、七二零、十一、元旦等），甚至還不讓我回家讓人看著我。土地局不顧我家孩子小、又是女孩住在村外，無所顧忌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被逼無奈，又一次進京上訪，被劫持到滿城看守所。惡人又一次把我的錢搜光。多次被非法提審、逼供。我絕食抗議，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不得已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邪黨「兩會」期間，單位不但逼我把書交出來，還不讓回家，又把我看管起來十幾天，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單位的行為給我和孩子、丈夫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傷害和摧殘。丈夫本來很支持煉功，但由於不斷騷擾和迫害，丈夫承受不了這麼大的壓力，也由支持變成了反對，把大法書和磁帶都燒了，甚至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相逼，想讓我放棄修煉。無奈，又一次去北京上訪，被關在順義縣看守所。被單位接回後送到縣看守所（所長是王新齋）。我絕食抗議，公安局副局長魏佔良指使小武警強行灌食，身體出現危險，十幾天後。看守所勒索家人二百元錢才讓我回家。
回到家也不得安寧，在土地局局長姚小松的授意下，副局長李悅新、王勝利、高常進、紀檢書記張玉恆、辦公室主任鄭金輝多次到家逼寫不煉功的「保證書」。我不寫，姚小松又派國土所所有人員輪流到家看著我，嚴重干擾了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妹妹的生意不去做也在家陪著。致使丈夫生意不能做，不得已陪著錢把羊和兔子賣了，把雞也送人了，經濟損失好幾千。公公也因驚嚇、擔心，病情加重。他們的行為給我和家人的身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殘
二零零一年四月初，蠡縣各單位都在逼迫法輪功學員寫所謂的不煉功的「保證書」，蠡縣一名法輪功學員在一群惡人的逼迫下，情急之中從樓上跳下。單位竟以此為藉口，說我在家不安全，副縣長李志剛和土地局局長姚小松帶領十幾個人把我娘家圍起來了（因剛從看守所絕食回來父親把我接到娘家養養）。說甚麼把梯子放下來，把刀和剪刀也拿出來，說怕我自殺，家裏人好話說了一大堆，他們也不幹，不顧我身體虛弱，還是要強行帶我走。最後讓媽和三嬸陪著還是把我們劫持到了縣招待所。到了那裏，公安局政保股李淑娟在那裏等著。窗戶釘死也不讓出門，輪流給我做「轉化」洗腦。當時政法委書記是陳永華，公安局局長是段榮才。單位十幾個人陪著在那裏又吃又喝，到現在還扣押著我好幾個月的工資。非法關押了十幾天才讓回家。
回家後沒幾天，土地局國土股股長周良才和公安局政保股王軍昌又把我騙到公安局，非法勞教三年，後送到保定勞教所。後來我的家人去單位要人才知道我已被送到勞教所去了。父親半個月吃不下東西，本來瘦弱的父親更蒼老了。我從小跟著姑姑長大，姑姑聽說我被送勞教所了，血壓升高，住進了醫院。公公也因長期擔心，精神壓力太大，舊病復發，於二零零五年也去世了。
在勞教所對我罰站折磨，長期奴役勞動。當時保定勞教所長是尹所長、女隊隊長是閆慶芬、李秀琴、張國紅。吃的飯裏都有辣椒麵。來往信件她們先拆開然後才給我看。每天被強迫看誣陷大法的錄像。還每天強迫寫違心的「心得體會」。蠡縣公安局陳貴星、王軍昌多次到勞教所對我非法提審、逼供。在家人的多方求人活動下，才被放回家。
回家後，我多次要求上班，姚小松不同意。後來換了高常進當局長才讓上班。至今單位還扣著我好幾個月的工資。後來又換了兩任局長，我曾多次找過他們（前任局長張會強和現任局長崔澤虎）要求補發扣押的工資，他們都推說是前任的事，沒辦法管。上班後，610的徐永剛、田利輝還經常到單位施壓。讓我上交身份證，騷擾、恐嚇，讓單位派車，說甚麼有煉法輪功的單位就得派車，說用就用。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蠡縣610提前擬好名單，夥同公安局動用所有的警力，晚上七點統一行動。惡人又一次企圖綁架我，我幸好走脫。當時，家裏老人（我的姑姑）腦溢血已經癱瘓，丈夫說老人二次腦溢血誰負責任，他們仍不顧勸阻不出任何證件，非法抄家，把家裏的打印機、耗材、老師法像和幾本大法書都搶走了。老人受到驚嚇，既擔心親人的安全，又害怕惡警的兇狠，病情加重，被送保定二院治療。
在縣政府、蠡吾鎮強行征地時，（因為父親不支征地錢），他們就派人到我單位恐嚇、威脅，以煉法輪功為由，不支征地款就別上班了（他們低價征農民的地、高價轉讓從中牟利）。
附錄2、徐秀枝所述的控告事實與理由
我是一名法輪大法修煉者，我開始修大法的原因很簡單──沒錢看病。當時嚴重的肛裂，疼的我每天上廁所就像上刑一樣，那時我經常想：誰要給我治好了肛裂，我立馬給他磕一百個響頭。緊接著又來了婦女病、胸部疼痛，更是雪上加霜，昂貴的檢查費和藥費，我看不起，找了個偏方還是騙人的，我感到我的人生走到了盡頭，我抱著兒子淚流滿面，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無奈，我體會到了絕望是甚麼滋味。
求生的本能使我想起了氣功，一九九七年我有緣得到了一本《轉法輪》，按照「真善忍」修煉後，我發現重德行善、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是一件高尚且快樂的事情。我不再和婆婆嘔氣了，婆婆誇我像換了個人似的；在單位裏任勞任怨，利益上也不計較；有一次單位長工資，有長一級的，有長一級半的，只給我長了半級，我一笑了之；還有一次在單位收了一張百元假幣，我把它撕了，自己拿出一百元補上了，別人說我傻。
我只是真修向善的億萬大法修煉者中的一員，大法的傳出普遍使人心歸正，道德提升。然而江澤民以小人妒嫉之心，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選擇了與「真善忍」對立，利用職權，開動全國國家機器殘酷打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我去北京上訪，在定興縣被截訪，我單位所屬商業局（現改名貿易局）在保定商業賓館監禁我兩天，局書記（女）給我談話，逼我寫思想認識，我如實的寫了我對大法的認識，她看了說我「中毒」太深。後來我丈夫把我領回家，丈夫的單位也不讓他上班了，讓他在家看著我，局裏、單位裏也派幾個人來對我「幫教」洗腦，我在那一段時間感覺快要被逼瘋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因上訪無門，我就到天安門廣場打坐煉功來表達心聲。被抓後，經由前門派出所到保定駐京辦到保定我戶口所在南市區派出所，最後把我非法拘留十五天，並說如果不寫保證書，再延期十五天。剛好一個先我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被延期半個月。哥哥來看我，說他要入黨升職，她女兒過幾年要考軍校，因為我被株連，問我還煉不煉，我知道我說煉他會打我，所以我不說話，被問急了我就說了一句煉，他打了我一拳，他還要打我，一個警察過來了，他沒再打。
過了幾天，丈夫來了，讓我在他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他怕我長期被關押不能回家，兒子那麼小需要照顧。我不簽，他像瘋了一樣掄圓了胳膊左右開弓打我的臉，我和丈夫結婚六年來，他從沒有打過我一下。遠處警察看見了才制止了他。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年前夕，我帶著自制的橫幅「法輪大法是正法」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我打開後又有好多法輪功學員把橫幅打開。我被強制上了一輛依維柯警車後，車上窗簾都拉下來了，一個警察開始暴打一個小伙子，我下車時走到門口，那個警察突然打我，一拳打在腮部，我腦袋「嗡」的一下，感到天旋地轉，差點摔在地上，我扶了座椅才沒倒下。緊接著一拳一拳的打過來 ，我被打的氣都喘不上來。共打了我四拳，最後我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他看了我一會，讓我下車。下車後我感覺嘴裏鹹鹹的，吐了一口血，然後就進了前門派出所。
到了一個屋裏，要我報姓名，我不說，一警察過來又打我的臉，我忍不住哭了。一屋天南海北的功友都哭了，都譴責警察打人不對。打人警察被別的警察轟出去了。當時有一個山西的年輕小伙子，也不說地址姓名，兩個警察叫他上樓去，就聽樓上「咕咚」「咕咚」的聲音，一會兒這位同修滿臉淚痕下來了，衣服不整，領帶沒了，頭上往下流血，他說警察把他衣服脫掉打的。
後來我又被帶到一個帶護欄的監禁室裏，裏面有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走一撥，來一撥，我們這些打橫幅的一直沒讓走。一個警察隔著護欄往人群裏吐唾沫，後來又打開台式電風扇往人群裏吹冷風。
第二天早上五點左右，一個男的年輕同修坐在地上打坐煉功，身後是牆，一警察開門進來，一腳踹在那個學員胸口上，那一腳踹的實實足足的，後背是牆，在場的同修都很動心，不知誰說咱們煉功吧，我們站好開始煉動功，值班警察進來對著幾個人亂踹一氣，出去了，我們接著煉，他又進來挨個踹，他出去了我們還煉，他拿手銬兩個人銬一個，銬在護欄上，我們還接著煉，他又銬了兩個人，我們繼續煉。這個時候換班警察來了，說：讓他們煉吧。然後對我們說：別沒完沒了啊。我們好多人哭了，哭著把一、二、三、四套功法煉了一遍。
那一次給打橫幅的法輪功學員都照了像，手裏拿著橫幅。在那裏呆了兩天，沒人給水喝，也沒人給飯吃。保定南市區讓我單位到北京接我，路上領導說單位不景氣，這一次次上北京花了不少錢。不久我被單位開除公職。
這次我被非法關進看守所，我用絕食來抗議對我的不公正對待。絕食絕水到第三天，我身體開始燥熱，外面數九天寒，冰柱子吊在窗簷下、房簷下，那年很冷。我半夜值班時上身就穿著一件秋衣。白天我坐在窗台邊上挽起袖子把胳膊放在冰涼的窗台上，有時把臉也在窗台上冰一會兒。五六天後，我躺在睡覺的大通鋪上，身體難受的翻過來，調過去，兩手使勁摳床單，每一分每一秒都那麼難捱。最後那天晚上睡覺時我沒有脫衣服，因為我感覺明天早上我可能起不來了。我的臉已變色了。白天有同修勸我吃口蘋果，我沒吃。睡覺鈴響過之後，女監負責人馬隊長像風一樣從外面進來沖到我跟前，問我怎麼樣。我說：我是法輪功學員，死不了。我是咬著被子說的，嘴打著顫，渾身抽搐。我的狀況把她嚇壞了，她一下子從大炕上跳到地上喊：你快要死了，你知道嗎？你快要死了！120來了，醫生摸不到脈，血壓高壓四十，沒有低壓，看守所連夜讓派出所和我丈夫把我弄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和幾個同修又去北京打橫幅，被綁架到保定駐京辦，我們不報姓名地址，駐京辦主任，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對我們大打出手，他用手打我的臉，打一頓問一次：說不說？我咬著牙就是不說。我不知道被打了多少巴掌，臉呼呼像冒火。陸續有各地駐京人員過來認領，認出一個連拉帶打弄走一個，我們手拉著手堅決不分開，可是那些人高馬大的壯男對我們大打出手，過程中還把我們銬在燙手的暖氣管上。那天晚上整棟樓瀰漫著沉悶的氣息，據說一個樓的人都沒睡覺。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我最後一次去北京打橫幅，被關進了保定看守所。這一次因為保定法輪功學員老去北京打橫幅，不知惹惱了北京哪位領導，罰保定各個公安分局，一個打橫幅的罰款一萬，我所在的南市區被罰了七萬。這下他們翻臉了，派出所裏全班人馬到看守所，所長丁劍平（音）親自對我下手，他見我後就開始劈劈啪啪左右開弓打我的臉，一拳下去我就感到眼角不舒服，眼淚從眼角流下來，好像淚腺被打壞了似的，他打一會兒，歇一會，還揪住我的頭髮往牆上磕我的後腦勺，用皮鞋踢我的腿，踢在骨頭上痛的我直咧嘴，最後打的我臉上都是血絲，往外溢汁。同修見了都掉眼淚，連女號隊長看見了都生了氣。後來派出所的人再來提審我們全體法輪功學員都抵抗。
一個多月後，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我和七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教，關押在石家莊勞教所四大隊，即女子大隊。新人到勞教所三天的才讓正式出工幹活。這三天我在宿舍裏看到院子裏每天都有踢正步走的，老少都有。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拒穿勞教服，拒絕勞動改造，說：要把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改造成甚麼樣的？往哪改呀？開始有八九十人參與，每天都有被叫到辦公室幾個人用膠皮棍打，用電棍電，上繩，到我去的時候正好一個月了，還有十九個人在堅持著。我的心一直沉了，我做夢都想不到勞教所如果恐怖，堪比地獄。
三天後，法輪功學員們開始絕食，包括我，隊長讓我在廠房外站牆根，從早上站到晚上，回宿舍後站宿舍裏，熄燈時結束。我的腿站的又粗又腫，有兩次勉強沒暈倒。後來把我弄到新成立的五大隊企圖進行轉化，因為我們天天煉功，所以被腳踹、打嘴巴、揪頭髮，挨打受罵成了家常便飯。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日日，保定勞教所成立女隊，我被轉到保定勞教所。在保定勞教所我們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次灌食，我被姓杜的男獄醫（從精神病院調來的）按倒在床上，頭被按在床頭橫槓上，半坐半躺式的，一夥吸毒、賣淫、詐騙犯，有摁住我胳膊的，有摁住我腿的，有捏住我鼻子的，杜某按我的頭，用鋼勺撬我的嘴，往嘴裏灌玉米粥，灌滿嘴後一勞教犯用衛生紙捂住我的嘴，一個勞教犯用拳頭砸肚子，我覺的我的五臟六腑要砸裂似的，疼痛難忍，又像是要從肚子裏跑嘴裏要被砸出來似的，動又不能動，鼻子嘴被堵著，灌的東西嚥不下去，吐也吐不出來，我覺得我要窒息了。我拼了命的掙扎，我得空扭動了頭，腦袋一歪，那個捏鼻子捂嘴的把手一鬆，我嘴裏那口粥「撲」一下全噴在那人身上，她氣急敗壞的「啪、啪」就打了我幾個嘴巴，我長長的出了口氣。然後又接著灌，弄的我脖子、胸前全是玉米粥。他們折騰夠了我後，讓我先站一邊，用同樣方式灌另一個功友叫張榮傑（現在被非法關押在石家莊女子監獄）的，不同的是他們用拳打她的肚子，然後又用腳踹，我看見他們那扭曲、變形的臉，像魔鬼一樣。我心想拳頭砸都這麼難受，這用腳踹，不把她踹壞了嗎？我知道我去攔她們，她們會打我，可是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我過去拉住那個用腳踹的人說：「你們不要這樣，會把她踹壞的！」這個犯人放下她轉身對我就過來了， 她已經失去理性，失控了，不分鼻子、腦袋就打了過來。打完我後她拿起鞋來揪起張榮傑就打她的臉、頭，兩下就把她的假牙打飛了，打人的鞋子也打飛了。 我們四個人一人一身玉米粥，也不讓我們洗衣服，我們換下後別的功友幫洗了。
就是這種灌法，淶源縣法輪功學員馬佔梅玉米粥進氣管後當場死了，張義芹被灌壞了肺或是氣管，不久也離世而去。雄縣馬青霞也被灌壞了肺，離她兩米遠都能聞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臭味。
我因拒絕看誣陷大法的錄像而背法，大隊長李秀琴，指使幾個犯人對我連打帶罵，打我的臉，有一個人拿來一個竹板，一寸多寬，打我的臉。它們用髒布塞我的嘴，脫下帶臭味的鞋 捂我的嘴。晚上是指導員閆慶芬值班，她把男隊隊長們叫來，把我從屋裏叫出去，其他人進屋打人去了，屋裏有二十左右法輪功學員，男隊長好像是姓王，問我為甚麼不看錄像，我說我是師父的弟子，怎麼能看誣陷師父的錄像？他拿電棍劈里啪啦的打火花，火花在黑暗的樓道裏閃著刺眼的光，我被嚇了一跳，我這是平生第一次看見那玩意兒。然後他說你想試試嗎？我說試試就試試。我就要往屋裏走，女隊一副隊長一把把我拽住說：讓你到那邊去！把我拽到一邊。這時張榮傑出來了，我看見她胳膊上有幾處小紅點，我問她：他們電你了嗎？她說嗯。緊接著我們就被拉到樓梯口，兩手被銬在樓梯橫槓上。閆慶芬和男隊長們衝到屋裏，對屋裏二十左右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我聽說閆慶芬一巴掌就把定興史淑芬打暈過去了。
一會兒陸續有六個人被拽了出來，都銬在了樓梯上。閆慶芬拿著一把繩子對我說：這是強制機關，我不讓你煉你就怎麼著？我說：你把我銬在這裏，我也沒怨你恨你，你是這裏的警察，你幹你的，我是修煉人，我幹我的。她翻來覆去問我，我就翻來覆去的那樣說，她是想找藉口制裁我，最終沒找到，氣急敗壞的她跑了，一會兒又拿著手銬來了，對站在樓梯中間的史淑芬說：走，我讓你吃點苦頭。把史淑芬弄了一個大板銬（能致殘的一種酷刑）。我們就這樣被站著銬著，一站一天，站的兩腿酸疼，腳後跟鬧心的疼。
第一個晚上雙手銬在樓梯上，正好對著窗戶，寒風刺骨，就那麼站著，我們就大聲抗議，才讓我們坐在樓梯上，雙手仍銬著。有功友要送給我們衣服，執勤隊長不讓。我們就這樣凍著，坐一會兒屁股就痛得受不了了，就蹲一會兒，有時打個盹就痛醒了。後來凍得連睡覺的意思也沒了。
又一個晚上睡覺就睡在樓梯台階上，一隻手還得銬在樓梯上，同修李會茹銬的離我最近，她心疼我，讓我在樓梯上睡，她在台階上睡。
四天後我被中隊長張國紅帶回教室指著電視問我看不看，我說不看，她就把我銬在上下鋪的床上，兩臂向兩邊伸直，像耶穌受難狀，那滋味非常難受，一會兒胳膊就受 不了了。胳膊要放鬆，手銬就勒進肉裏，痛徹心骨，要是支撐著，一會就似千斤重。我咬著牙堅持著。一個絕食的也被這樣銬著，一會就暈過去了。
從早上到中午我就被這銬著。中午吃飯後，閆慶芬把我和樓梯上銬著的同修們銬在樓道的大鐵門上，兩臂高高的吊著，比上午那滋味還要難受，非常鬧心，甚至噁心。
五天後，我的右臂就抬不起來了，半殘了。一個人五十五歲的老同修，被吊的半個身體發麻，不能動彈，這樣了還不放過她，讓她坐在地上銬著另一隻手。當勞教所頭頭們到女隊巡視時，我質問他們：「我們是修真善忍的，把我們銬殘了，你們於心何忍？」一人說：「這是強制機關，不聽管制就不行。」
很快高陽縣也成立了女子勞教所五大隊，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十四個功友又被轉到了高陽。
第五大隊長楊澤民，男，四十多歲，天天叫囂，把你們打死了，一把火燒了，還得讓你家人給買骨灰盒，折磨法輪功學員的手段下流，酷刑慘不忍睹，像釘子釘腳心，手搖電話電人，高壓電棍塞進嘴裏把舌頭嘴裏燒爛，打昏死過去用涼水澆醒，沾著水電人，大埋活人，灌大便，電手心、腳心，等等。這是一群披著人皮的豺狼，毫無人性。在我們女人面前無恥的說：「打得你們血從褲子裏流出來。」
我第一天到高陽，看到院子裏都是一瘸一拐的人，互相扶著，覺的高陽勞教所挺好笑，收了一群拐子勞教犯。第二天一大早，有值班同修悄悄告訴我：昨天你們一塊兒來的，分到第一個屋的被打了，我問：「你怎麼知道？」她說：我們來了後就是一個屋一個屋的半夜提出去打。
後來又從石家莊勞教所轉過來二十四個同修，那天晚上不知多少根電棍，劈劈啪啪閃著火花，燈都被拉滅了，只看見火花在閃，滋滋電人聲， 惡警的嚎叫聲，電棍不分鼻子、嘴、眼睛，觸到哪就電哪，整整一宿，天剛剛亮就把她們轉到專打人的那個廠房裏接著打。
一個老太太被折磨暈過去了，惡警說她裝傻，用腳踢她，又電她幾下，發現是真的才住手。整整三天，她不知道是在陽間還是在陰間。把她弄回大院後，她才慢慢轉過神來：「噢，是在陽間。」
因為抵制改造，我曾三次被帶到一個荒蕪破敗的廠房裏二十四小時蹲銬，讓人蹲在地上，兩臂向兩邊分開，地上有鐵環，兩手就銬在鐵環上。這種酷刑很難受，半天不到，腰、背、腿酸疼，噁心嘔吐，腿、胳膊腫得像充了氣似的，手銬勒進肉裏，不讓睡覺，剛一打盹，一邊的隊長就喊一下。在那種情況下一分、一秒都是那麼的漫長。惡徒楊澤民的司機房豹，男，三十多歲，專業打手。他把電棍插入我的後背，要我把煤球說成白的，把旁邊的方凳說成是圓的，還對我說：韓玉紅（涿州法輪功學員）不說，我打的她吐血，問我說不說，我正氣凜然的說：「你作為人民警察，以教育人改造人為本職，是應該以身作則的，你怎麼能讓我把煤球說成白的，把方凳說成圓的呢？」惡警被我的正氣所懾，嗖的把正準備電我的手縮了回去，氣急敗壞的圍著我轉圈，然後又讓我說。我說：「你這樣對待我，對你有甚麼好處呢？我不希望你這樣對待我。」他又一次像觸電一樣把手縮回去。然後又問我，如此三次，最後無可奈何的把電棍從我背上拿去，走時惡狠狠的扔下一句，「晚上再來收拾你。」
還有一次是一個男惡警姓王，在我被蹲銬時走進來，二話不說拿著高壓直流電棍就下毒手。電棍一碰手銬，手銬就放出藍光來，通向全身。我被電得全身抖動，又疼又麻，感覺五臟六腑都在身體裏顫動，難受得生不如死。電的我蹲不住了，我就爬在了地上，往兩邊滾動著身體，用衣服壓住一邊的手銬，他就跑到另一邊電另一隻手銬，我就又滾爬起來再壓住，他就來回跑，如此多次後，他讓我蹲起來，我起來後，他又電我，我就又爬在地上，反覆幾次，直到我心臟劇烈跳動，喘不上氣來，全身像虛脫了一樣，爬不起來了，他才罷休。這時我才感覺到手銬已經發燙，手銬勒進了肉裏往外流血，骨頭疼了多少天後還不敢摸，我的純白色羽絨服都成黑色的了。
二零零一年二月丈夫（在中國工商銀行保定支行工作）帶著新市區法院的人到高陽勞教所跟我離婚。原因是去年要提他當處長，因為家屬煉法輪功，他被剝奪了升職的機會，再加上我被非法勞教，他每天借酒澆愁，最終決定離婚。法院在我不同意的情況下給了我一份離婚判決書。也就是說我以上所說的丈夫按現在來說是我的前夫。我的兒子在學校受盡了同學的嘲笑，嘲笑他有個煉法輪功的媽媽，他經常跟同學打架，因打架轉學、留級。二零零三年我從勞教所出來後，看了兒子一次，他的後媽知道了對兒子又打又罵，我在門外聽著，從那以後我不再去看他了。
二零零一年六月，剛從高陽勞教所出來二十天後，我又一次被綁架，是保定先鋒街派出所幹的，盧五鎖是大隊長負責酷刑逼供，這一次我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擊。
在看守所，因為絕食和喊口號，我被砸了大鐐，腳上十斤的大鐵疙瘩和兩手連在一起，走路直不起身子來，上廁所得有人幫忙，腳腕上硌出血，晚上睡覺剛一迷糊就疼醒了，雄縣王小書被關進鐵籠子裏，狀況更為淒慘。
一天新市區的甚麼人有十來個扛著攝像機來了，把當時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都到一個屋裏去，我一看狀況不對，我就蹲在地上，無論他們怎樣威脅恐嚇我就是不站起來，也不說話，僵持了半天，他們說你走吧。我戴著大鐐一步步往回挪著走的時候，不知道對我錄像了沒有。
後來一天讓我們都出門上了一輛卡車，每輛車中間是法輪功學員，兩邊各一個罪犯，很快我明白了，這是要拉我們遊街，我放開嗓子在大街上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車上警察嚇壞了，威脅我，用事先準備好的毛巾堵我的嘴。我掙開後接著喊，我這樣喊了一路，最後他們把毛巾勒在我嘴裏綁在腦後。到了五一電影院門口，那裏人山人海，我看到那麼多人，我使勁掙開毛巾放聲大喊，那兩個人一下子就把我摁倒在車廂裏，其中一個說：你再喊就把你的下巴摘掉。緊接著他們把我推下車弄到一個屋子裏，原來外面要開公審大會。因為我這一路喊，他們不敢讓我上台，連其他幾個女同修都沒讓上台。
後來又被非法勞教兩年，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從勞教所出來，這種非人的生涯才徹底結束。
出來後我無處可去，也就開始了我的流離失所生活。其實流離失所的日子比在勞教所的日子也好不了多少，僅二零零三年一年裏我就搬了五次家，幫別人搬了兩次，共搬了七次，那個累呀，牙疼、氣短。保定市時不時的地毯式清查房屋，登記註冊，我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飯，今天住這裏還好好的，明天就不知道要到哪裏去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到棉紡廠小區串門，被蹲坑的警察綁架到花園裏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想：無論他們怎麼對待我，我就看自己錯在哪裏，但是無理的要求迫害我都堅決拒絕。主要負責人曹巨光，非常興奮，給人的感覺就是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了。他們讓女警搜身，我拒不接受，但還是把我戴的mp3搶走了。後來問我姓名，我拒不回答，晚上四五個警察熬我，不讓我睡覺，我一打瞌睡，他們就在我耳朵裏放像是鬼叫的聲音。有一個特別兇的人惡狠狠的讓我站著。他們給我照像，我不讓照，折騰半天沒有照成，晚上曹巨光用手機在騙我跟他說話時偷偷的給我拍了一 張，他們在網上認出了我。
認出我後，曹巨光兇神惡煞的衝進屋來，把我銬在一把椅子上，用鑰匙戳在我的下巴上，惡狠狠的問我住在哪裏，都認識誰，我拒不回答，曹巨光把椅子推倒，我就只能蹲在地上。後來，一幫人用黑塑料袋套在我頭上，把我劫持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服務生都是軍人，我所在的房間有兩張單人床，一張寫字檯，有沐浴等，有兩個像是安全局的人非法審問我，其中一個人非常陰毒，往我的臉上吐煙圈，從我被綁架那天開始我就一直沒吃沒喝，他們提著我的下巴灌我水，我就喊法輪大法好，這人就打我臉，拿蒼蠅拍拍我。他們想讓我給他們當內奸，達不到目的，就把我拉到淶水看守所，說是讓我吃點苦頭。
三天後，盧五鎖（可能是新市區國保大隊長）帶著一幫人到淶水看守所提審我，在得到零口供後，他們又把我拉回保定，先弄到我一個洗腦班（我們叫它棉紡廠小白樓，好多法輪功學員在那裏被酷刑轉化），後來又把我弄到棉紡小區裏的一個明星旅館，晚上半夜十二點了，他們把我銬在椅子上，想熬我，我沒同意。第二天早上五點我從旅館裏自己走脫了。
這次的損失很大，我的住處被他們找到，包括別人剛剛放到我那裏的打印機和書籍等，具體損失有：一千元現金、一個mp3、一個二手筆記本電腦及無線上網卡、移動硬盤一個、三星打印機一台、一個1020打印機、釘書器、切紙刀、我的戶口本、一個師父法像及香爐、一整套大法書籍及其他大法書籍。以上合計共計價值八千多元。
二零零七年七月，中央開十七大前維穩，保定又開始對修煉人大抓捕。七號那天我去一同修家串門，中午一點突然闖進一群警察，進屋就開始翻箱倒櫃的抄家。他們摁著我下樓，我就使勁喊「法輪大法好」，一個警察一下把我摁在地上，兩手擰在後背上。把我塞進車裏，那個男的還在摁著我，我說：你都把我塞進車了，你還摁著我？他才鬆手，我的手腕被攥的青紫。我倆被拉到片派出所──韓北派出所。他們問我是誰，我不說，惡警李義，對我打耳光，而另一個惡警，我對他說了一句：請你記住法輪大法好，他卻對我打耳光。他給我的印象好像是在練習打人，因為他表情並沒有那麼惡。警察讓我站好，我不站好，他們就打我，晚上不讓我睡覺，讓我站了一宿，我不配合，他們就打。同修的家屬晚上去看她，和值班警察鬧了起來，然後走了。 值班警察打電話給所長，因為要開十七大了，所有警察都是二十四小時值班。所長帶領大隊人馬回來後，問我他是誰，住哪兒，我不說，然後他們把我弄到樓上，一大群警察把我圍住，對我大打出手，打我一番又問我說不說，我說死都不說，所長抬屁股走了，那個練習打人的警察打了我一嘴巴才走。
第二天，保定看守所因為關押的人太多了，就把我們送到定興縣看守所羈押。我絕食過程中心臟病突發，每時每刻都有生命危險，看守所就催保定把人弄走，韓北派出所就把我拉到石家莊勞教所意圖勞教，因為檢查身體不合格，又被拉回韓北派出所，但是新市區分局不想放我回家，我一直在派出所呆了一晚上，早上我躺在水泥地上口吐白沫，不得已才讓我哥哥接我回家。
本來我包裏有七千七百五十元，可是他們搶走我的包後點數時一下就成了五千五百五十元，少了二千元，這二千元不知哪裏去了。我出來後曾經去派出所要那五千多塊錢，他們一直沒給我。
我沒有身份證，戶口本，在當今時時事事離不開身份證的年代，給我的生活以至生存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沒辦法，從二零一零年起，每年都去我戶口所屬派出所南關大街派出所辦理，所長李強、戶籍民警孫立民，好說歹說就是不給我辦，理由是怕我有甚麼事端掉他們的飯碗。還告訴我說：我給了你身份證你也用不成，你在省黑名單上呢，你到銀行存錢都存不了，坐車更不可能。我覺的一個人不能利用職權、用自己憑空想像的東西給別人製造困難；我也一直搞不明白我怎麼就上了那麼嚴重的黑名單呢？
附錄3、張錦英女士所述的事實與理由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幸遇《轉法輪》一書，一夜讀完，大法法理清洗我的心靈，淨化我思想，清理我那業力滿身的身體。當時，我血壓一百八十～二百四十，心臟不好，脾氣暴躁，愛指責別人，自私，跟別人吵架是常事，以前與丈夫三天兩頭打，早早離了婚；學煉法輪功後，我處處按真善忍做好人，說話考慮別人的感受，做事不傷害別人，做買賣再也不給小份量了，與兄弟姐妹不再為一點小利爭了，八十多歲老母親我一人照顧，前夫賣房要我簽字，我二話沒說就答應了，小姑子都說你太老實了，我說我修煉法輪功了，不能為了利益傷害他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我去廣場煉功，警察把廣場包圍了，數不清的警察把煉功人的隊形包圍住了，在煉抱輪時感到警察的拳頭揮舞的風聲都感受到了，打坐時，警車喇叭噪音像刮鐵的聲音刺耳，後聽說是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說是×教，不讓煉了，對我來說 真是晴天霹靂，教人向善、首先高尚做好的高德大法不讓學了，這怎麼可能呀？政府一定是弄錯了，到北京上訪，被警察便衣搶走大法書，被毆打辱罵，關在豐台體育館，不讓上廁所，不讓吃飯，非法搜身，搶錢和貴重物品，送回保定洗腦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一人去了北京永定門一號，信訪局，但信訪局門口的牌子摘掉了， 沒有掛牌，大門口周圍有很多警察、便衣。我剛到就被盯上了，被保定公安抓回保定，我就給他們講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他們說：「我們也知道這個功法好，可是江澤民不讓煉，我們也沒辦法，我是吃這碗飯就得管你，你說不煉了，我就放你。我沒有答應，表示堅決修煉法輪功，這樣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違法犯罪直接單位：保定北市區和平裏派出所警察田靖。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去北京，剛到天安門廣場就有警察問我是煉法輪功的嗎？我說是，那人就打電話叫警車抓我，我平靜地對他說：「你們 為甚麼抓我？國家並沒有規定煉法輪功的不許來天安門。你這樣做是侵犯人權。」那惡警惡狠狠地說：「你等著，一會兒我再讓你講理。」車開過來，他們把我死 拉硬拽推上車，把車窗簾放下（怕人看見），他開始打我，揪著我的頭髮往車上撞，另一個說別把玻璃打碎了，他便又開始打耳光，打了很長時間，累得該惡警直喘 粗氣，打累了，手扶著車座，又用腳踹我的小腹、胸口和頭部，嘴裏還惡聲惡氣罵著不堪入耳的髒話。
我當時被打得頭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心裏只是反覆默念 「真善忍」。和我同車被抓的還有深圳一名大學生，他同樣遭受了如此對待，他的臉被打得又紅又腫，惡警還污辱他說：「你不有師父保護嗎？怎麼不來救你呢？我 就是要打死你們，看你還煉不煉？」抓一車法輪功學員，就送前門派出所，那天光前門派出所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至少三百人。我被保定駐京辦的人接回之後，被送到和 平裏派出所。那個叫田靖的警察，在暖氣管上銬了我一夜。審訊時又對我大打出手，說我給他們添麻煩，問我為甚麼去北京，我說：「從電視上看到非法判 王治文等幾個人的刑我不服，我認為不對，他們只是義務為大家服務，並沒有犯罪。」他說：「原來你是為法輪功喊冤叫屈呀！」我說是，我們煉功人都屈，電視上 說的全是騙人的謊言，都是假的。他便對另一警察說打她，狠狠地打，就用警棍打我的手、胳膊、後背，多處青紫，用腳踢我的腿，疼得我當時倒在地上起不來。就這樣我又被非法拘留了十八天，被他們踢傷的腿痛了很長時間都是青色的，走路拐了好多天。
違法犯罪單位：保定市北市區和平裏派出所惡警田靜，還有一男警。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約有三十幾個人，拿著寫有「法輪大法好」的大橫幅，在天安門廣場高呼：「法輪大法好」，幾分鐘後，跑來很多警察，便衣和警車，把我們包圍，要搶我們手中的橫幅，我們幾十雙手緊緊抓住橫幅不放，警察因長時間搶不走橫幅，又有很多圍觀群眾，還有的在給我們照像，就氣急敗壞地把法輪功學員推倒在地，穿著皮鞋在我們身上和抓著橫幅的手上亂踩一氣，在我的頭上亂踢，我疼得失去了知覺，被他們抬上車，我醒來看到功友們和警察搶橫幅，我又從 車上下來去保護橫幅，一惡警指著我說，就她刺頭，狠狠地打她。惡警們就蜂擁而上，對我猛踢猛踹，手、手腕、胳膊、身上，傷痕累累，青一塊，紫一塊，右臉上被踢了一個大紫包，腫得像大饅頭，眼睛成了一條縫，甚麼也看不清，嘴唇被皮鞋踢爛了，下巴骨也被踢傷了，十幾天張不開嘴吃不下東西，只能用管吸流食。被關到前門派出所後，一惡警正在刷牙，滿口的牙膏沫往我臉上噴，說我影響了他睡覺了，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罵髒話，污辱我人格，打我耳光，逼我說地址，我堅決不說。最後被駐京辦的人認出來，把我帶走。
二零零零年春節還有三天，我和幾個功友又踏上了北上的車，一到天安門廣場，我們就高喊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法輪大法是正法！我 們的嗓子喊啞了，一直是流著淚在喊。警察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推上車，我決不順從，就不上車，多喊一聲是一聲。把我抓到前門派出所，開始搜身，功友劉玉婷帶的經文被搜去，惡警邊撕邊罵，玉婷要搶回經文，那人便打玉婷，我衝上前去推開他說：「你不能打人，她護法沒有錯。」惡警氣急敗壞說你好大膽子，反了你了，和另一惡警對我 一頓拳打腳踢，又拿來一根四稜桌腿，照我頭部就打，鮮血立刻噴流出來，滿臉是血，功友急忙為我擦血，止血，頭部被打了二個大口子，一個一寸多長，一個不到 一寸，流了很多血，一卷衛生紙全被血浸透了，還不夠用。雖然他打了我，我卻一點也不恨他，只覺得他很可憐，只不過是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利用的工具而已，我一手用衛生紙捂著傷口，一邊給他講法輪功的真相，最後他似乎明白了一點，說：「如果真是你說的那樣，你們師父是下世度人的佛，等 你們師父回國的時候，我用鮮花，紅地毯迎接你師父，為你們站崗，為你們服務。」我說：「那就看你怎麼做了，如果你以後不再打人、不再罵大法，不再撕書了， 就會有機會，否則很難說的。」。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當時正在開兩會（政協、人大），我們希望兩會能重新審議法輪功有關問題，我和另外八名法輪功學員再次進京在天安門打橫幅，煉功，被抓後， 送往前門派出所，後來被關押到保定看守所。
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手續的情況下，我 被關押了七十五天，其中還有張貴婷、劉玉婷等另外六人，都是法輪功學員，
五月十二日，把我 們發配到石家莊勞教所。正值中午，值班獄警啟用一個叫段淑英的女流氓搜我們身，搜走我們的經文，在那裏關押了一個多月，（一、三、五大隊）法輪功學員受盡折 磨。除了上廁所和洗漱哪兒都不許去，二十四小時在屋裏坐著，不許和其他功友說話，看見就拳打腳踢，不服就吊銬，兩腳尖著地，雙手被銬得失去知覺，一銬十幾個 小時，嘴稍一動就認為是背經文，便打耳光，每天早上誰煉功誰遭毒打，慘叫之聲接連不斷，惡警耿紅軍專門迫害煉功學員，他利用別的犯人想早回家的心理，讓犯 人看管，誰對法輪功弟子狠，給誰減刑期。犯人段淑英等幾個歹徒對我們非打即罵，一打坐，她們就上來用手又擰又掐，有的學員的乳頭被掐爛，歹徒擰下陰部，大腿內側，還把辣椒弄爛了往張榮傑等功友們的眼睛裏、鼻孔裏、嘴裏塞，極端的劇痛使人慘叫，讓人聽了毛骨悚然，歹徒們的殘忍程度人的語言無法形容。惡人們往 法輪功學員嘴裏塞肥皂，牙膏，用過的衛生巾，用毛巾勒脖子，很多法輪功學員不堪忍受這種非人折磨，被逼絕食抗議。惡警對犯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暴行進行縱容，獄警 還殘酷地給法輪功學員灌食，有一十八歲女弟子灌食的管子插到氣管裏去了，還給她灌，她拼命用戴著手銬的手把管子扯下來，才倖免一死。法輪功學員張榮傑因煉功 被吊銬，後又銬在桌腿上，不讓睡覺，當時她已經絕食十幾天了，耿紅軍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兇手，張十幾天沒吃東西了，還被耿紅軍打耳光，一打就是幾十個左右 開弓！榮傑說警察打人是知法犯法，這惡警說：「打死活該，這是我的權力。」法輪功學員都被他毒打過，對保定的董春玲上過三次警繩，繩子都勒斷了，又從後邊 吊起來很長時間，到現在前胸兩側留有二條被繩子勒得很深的溝。白麗麗、劉新彩等因煉功被他用警棍打屁股，都打成紫黑色，局部被打爛，不能坐，不能躺。
每天 強迫勞動，從早五點三十至晚十一點，中午不許休息，完不成任務加班，甚至到後半夜一、兩點鐘，只能睡三、四個小時，有的累昏死過去，醒來後也不讓休 息，幹活趕任務，有個不煉功的常人因過度勞累，蹬著機子幹活時睡著了把手指頭給機針穿透了。功友們抗議這種非人折磨，集體不穿號服，拒絕強迫勞動，要求學 法煉功。因為我們修佛向善沒有罪，我們不是犯人。石家莊勞教所及耿紅軍就強迫法輪功學員每天走正步，練隊列，體罰，站牆根，誰走不齊就打誰，用手打累了就用 警棍打，一個個被打得慘不忍睹。從起床到晚十一點站得功友們腿腫得很粗，腳腫得穿不上鞋，如此酷刑折磨一個月。
同年七月三十日，我和保定的法輪功學員被轉送到保定勞教所，那裏分普管班和嚴管班，我和徐秀芝，張榮傑，孔會娟等八人分在嚴管班，不許和功友說話，上廁所也有專人盯著。不久暴徒們對我們開始了四十五天的強行洗腦。放錄像誹謗師父，誹謗 大法，念破壞大法的報紙和書，對我們進行精神迫害，我們不聽，不看，有幾個弟子被嚴慶芳（女，勞教所大隊長），給下令全銬在樓梯轉角處，幾天幾夜不許睡 覺，有個功友叫劉紅玉問為甚麼銬人？也被惡警非法銬了起來。我覺得應該抵制這種迫害，要求和嚴慶芳（大隊長）談話，我懷善心和她講道理，講善惡必報是天 理，講宇宙大法是修佛修道大法，我們既不爭名奪利，也不追求權利政治，她啞口無言，說我講得很好，她要和其他領導研究後才能決定放不放人，結果下午就把我 和一個叫張貴婷的法輪功學員關了小號，說我倆帶頭鬧事絕食的。小號環境陰暗潮濕，到處蒼蠅蚊子，蟲子成群結隊在地上床上亂爬，惡臭的氣味嗆得人無法呼吸，年 輕的女隊長來時噁心得捂著鼻子，她們怕我們煉功，每天二十四小時我的手都被銬在床頭上，時間一長，胳膊很疼。手指頭和手掌都失去了知覺，好像木頭一樣，大小 便都在床下的便桶裏，二十四小時來一個隊長看著我們倒一次，當時已經絕食二十多天了，因為我們絕食，嚴慶芳下令不許洗臉漱口，不許喝水，灌食用玉米粥，裏面 放鹽，燒得胃裏像火烤一樣，發高燒，渾身熱得難以忍受，經常吐血和便血。雖然我們拒絕吃獄飯，他們故意派人每天送二個比核桃大一點的窩頭及一塊鹹菜（小號 的伙食標準是每天二兩糧食）。
小號在二樓的最東頭和男犯人的宿舍是通著的，雖然銬著我們，也仍讓男牢的犯人看管著我們，門是開著的，白天通 常半小時看一次，不論我們換衣服還是大小便，男犯人隨時都有可能進來看見。搞得我們提心吊膽，手因長時間戴銬，有時劇痛，有時麻木，沒有了靈活性。有時半 夜醒來，看見鐵籠子外邊有幾個男犯人虎視眈眈地直盯著我們，真令人毛骨悚然。
這樣度日如年的日子給我們的身心造成巨大傷害。在小號關押十五天，嚴大隊長說 只要向她認錯就解除關小號，我是寧死不屈堅決抵制邪惡。最後因年輕的女隊長都不願來看著我們去倒便桶，才讓我倆上去。
上樓後，（女監在四樓）和三十多位功友為了證實大法、抵制邪 惡的洗腦，繼續絕食，暴徒們為了達到強迫我們放棄信仰「真善忍」的目的，強迫我們每天早上五點起床，開始『坐板』（把方凳放倒坐著）一直坐到夜晚 十一點半，不許喝水，洗漱，不許說話，不許閤眼，只許看電視，誰閤眼就打耳光，或「罰站立」，屁股都磨破了。張榮傑因不接受強行洗腦，被施酷刑『大板 銬』（將人的四肢拉直用銬子分別銬在床的四個角上，表面上是躺著，但幾個小時之後，就像無數螞蟻蟲子在身體裏亂爬一樣，骨頭縫，全身的筋，全身的肉，皮膚 沒有一個地方不疼的，其痛苦的滋味無法用語言訴說，人的雙手和雙腳又疼又麻木，上廁所褲子都提不了，至今都有後遺症。
這時我們堅持絕食已有二個月了，一個個瘦得皮包骨，身體極度虛弱，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以嚴慶芳為首的邪惡之徒喪心病狂更加賣命的摧殘法輪功學員，其目的是為了多拿一點獎金，為了一己私利不惜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以達到他們向上級邀功請賞的骯髒目的。
在一次晚上灌食的時候，姓杜的獄醫（剛從精神病院調來的）在所部及嚴慶芳的指使下，開始對我下毒手，信隊長叫我到灌食房間，問我繼續絕食嗎？我說：你們強迫洗 腦是侵犯人權，我是合法公民，有信仰自由和權利，你們如果不再強制洗腦，我當然可以吃飯。信隊長說：那你就躺下吧！宋大夫闖過來拿一根小手指頭粗的硬塑料 管子，往我的鼻孔插，而且是來回猛扎，我的口裏只覺得鹹鹹的東西往裏流，我感到不對勁，一看杜大夫面目表情扭曲著非常可怕，就像電影裏的虐待狂一樣，眼睛 裏閃動著一種可怕的東西，這是一個十足的惡棍！他覺得還不夠狠，又用一隻手抓住我的頭髮，把我的上半身全揪起來，另一隻手狠勁的上下猛扎，我只覺得頭疼欲 裂，眼冒金星，大口的血從嘴裏，鼻子裏噴湧而出，便失去了知覺，過了很長時間醒來，全身發抖，抽筋，不能行走，腦袋感覺又大又重，痛得無法睜眼，勉強睜開 便覺天昏地暗，看人都有很多重影，手、胳膊被掐得青紫，腫了老高，疼得抬不起來，嘴唇、人中也被掐破。
在隊長嚴慶芳的邪惡指使下，杜大夫和 犯人李金平等四個值大班的惡人合謀殘害法輪功學員，在灌食時，不用管子，用鉗子撬開法輪功學員的嘴，那天他們又惡狠狠地給我灌食，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胳膊將我推 倒，後面一人揪住我頭髮靠在床邊上，前邊一人雙腳用勁蹬在我的腳尖上，用拳頭打我胸口和腹部，一個人撬開嘴往裏灌玉米粥，特別咸，不知放了多少鹽，然後用 衛生紙捂住我的嘴，開始擊打我的胸口和腹部，直至嚥下去為止，再灌再打，一直折磨我一個多小時。接下來又灌徐秀芝，孔會娟，張榮傑。張榮傑被灌時，因捂嘴 時把鼻子也捂住了，她受不了，拼命掙扎，噴了那些惡人一臉粥，結果遭到一頓毒打，打嘴巴子，把牙打飛一個，踹她的腹部和大腿，打得她吐了血才住手，我們四 個人的腹部上的肉皮全是青一塊紫一塊，呼吸都疼，到現在心口不時疼痛。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和徐秀芝，張榮傑，孔會娟等十五名保定勞教所認 為最堅決的法輪功學員被轉送到高陽勞教所，高陽勞教所女子中隊住一個大四合院，大門在東邊，兩側各有 三小間，北面大房五間，一排西房五、六間，廁所在西南角，南面是晾曬衣服的地方，院中間是一旗桿。高陽勞教所（五大隊）離縣城二三十里地，周圍是樹林，墳 地，荒無人煙，我們到那之後，暴徒們強迫我們蹲在地上，逐個搜身，脫得一絲不掛，衣服、內衣、鞋子所有的東西全打開，搜查大法資料，當天晚上吃完飯，來了 一姓劉的小隊長，、讓我們背勞教人員守則，我們說：法輪功學員無罪，也不是犯人，為甚麼背誦犯人的守則呢？一會功友許文君被叫出去打了一頓耳光。
當天夜裏暴徒們就把功友劉鳳仙叫出去，逼她寫保證書，不寫就用各種刑具折磨。又叫李榮珍，她被折磨得很慘，電棍電得她走路都很困難，雙手的手腕被銬子全勒進 肉裏去了，血淋林的很可怕，吃飯的小勺都拿不起來。
我是第三個被提出去的，我被帶到院子外邊一個大辦公室，中間放一塊地毯，進去後就讓我把鞋和襪子脫下， 坐在地毯上（今後決不能再配合），問我在所內必須做到「三不」，我回答：「辦不到，我是煉功人，不可能不煉功，更要洪法讓有緣人都得法，大法是救度世人永 遠解脫人生苦海的天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迫害佛法是有罪的。」我把善惡有報的天理講給了他們，怎奈他們迷得太深，聽不進去，楊澤民（大隊長） 說：拿銬子銬起來，幾個惡警有的拿著雪亮的銬子搖得叮噹亂響，另幾人手提電棍嘶嘶打著藍色電光火花向我走來，立刻有二人左右擰住我的胳膊，他們一個個面目 猙獰，張牙舞爪，銬上我的雙手，說：「找死哪！叫勁治殘了你，沒人能闖出高陽勞教所的。」這時，楊澤民和胡教導員他們一人踩在我的一條腿上，冷笑著說： 「聽說你在保定就很硬，在這可不行，現在說不煉還來得及。」我說：「你妄想，我堅修大法，誰也動不了我的心。」楊說：「好樣的，有骨頭。」說著使勁踩我 的腿，用電棍電我腳心，腳面，胡教導員電我另一隻腳，我痛苦得拼命掙扎，高聲背誦師父的經文：「生無所求，死不惜留」，楊、胡折磨我一陣累了，問我喊甚麼，我告訴他們我背誦師父的大法窒息邪惡，你們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是會遭報應的。這時一姓季的主任過來說：「你不是厲害嗎？看我怎麼治你。」他在我腳上倒上水，說這樣電流過得快，又踩著腿開始電我，我被電得拼命扭動身體，季主任招呼來幾個男警提住我手上的銬子把我上半身吊起來，楊和季某每人蹬住我的一條腿，又開始電我雙腳，我在痛苦中大聲念法，他們就電我的嘴，我被電得話不成句，這樣折磨一個多小時，又問我煉不煉，我說煉。
楊澤民又抱來一個鐵盒子說是手搖電機，把兩根銅線分別擰在我的兩手大拇指上，開始猛搖手把，嘴裏惡狠狠的說：「張錦英，我看你有多大的抗勁。我被電擊得失 去了知覺，昏了過去，他們往我腳上倒涼水，將我澆醒，問我煉不煉？我已經被折磨得筋疲力盡，只是點了點頭，他氣急敗壞的又折磨我，楊澤民邊電邊罵：我給你 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看你還煉不煉。手中的電棍『嘶、嘶』的在我身上電個不停，一直折磨了幾個小時，手腕被提著的銬子吊上體的時候（他們是為了讓上身懸空 減少掙扎的力量）手銬勒進肉裏去了，大拇指下邊的骨頭也露出來了，腳上的踝子骨由於電腳心腳面時拼命扭動而蹭去肉皮，白色的骨頭也露出來了，現在還留有傷 疤。一個叫馬麗的女隊長照我臉狠狠的打了幾個耳光說，幹嗎這麼硬，說不煉了就完事了，自找罪受。我已經被折磨地說不出話了，我當時想，我心中只有師父和大 法，誰也別想把我和大法分開，心中默念『真善忍』……再問甚麼我也不回答，也不睜眼，他們也沒辦法，只好把我放回去。
第二天我在宿舍裏和功友們講惡警怎麼毒打我的經過，隊長聽見後，不許我講，我把傷口給她看，揭露昨天的暴行。他們認為我頑固帶頭抵抗，把我關 押到小號，有李榮珍和承德隆化的五名法輪功學員，她們也是堅決不寫保證的。小號實則為一個空曠大廠房，前後窗均為白布釘上，後窗還缺幾塊玻璃，一點陽光沒 有，屋內陰暗潮濕，沒有任何取暖設施，加上冬季的嚴寒，有的功友手腳被凍傷，二十四小時不許出屋，飲食起居，大小便被迫都在屋內，一天允許倒一次便桶。功友 間不許說話，一天天就這樣乾坐著，難以忍受的寂寞和巨大精神壓力是用語言都無法訴說的，心中只有對師父和大法的那種堅信和正念在支持著我們。每天心中背誦 《洪吟》和《轉法輪》目錄和記住的一些經文。這就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和生命追求的全部。在這種困境之下我們度過了近二個月時光。
離二零零一年 的春節還有十來天，幾個女警在我們房間，鬼鬼祟祟地，開始放高音量的錄音機。以前旁邊的審訊室裏，只要折磨法輪功學員，她們便在我們房子裏大放歌曲，音量 很大，其目的是掩蓋他們見不得人的殘害無辜的惡行。一會兒審訊室傳出審問的聲音，我們幾個人就開始大聲的背誦《洪吟》，堅決抵制邪惡迫害大法。周隊長過來 開始打人，先打郭富銀，我們說不許打人，打人犯法，她還是不停打，腳踢功友陰部、腿部、打耳光、打前胸。我們全部站起來大聲背誦《洪吟》。這次我們無所畏 懼的行為確實震懾了惡人，抵制了他們的瘋狂迫害，旁邊對法輪功學員的非人審訊也停止了。
過了幾天，半夜裏提審李榮珍，接著聽到慘叫聲，天快亮才停止，後來知道折磨完之後，又強迫她在後院雪地上凍了兩天兩夜，逼她寫保證。
第二天半夜對我進行提審，先軟硬兼施，又是欺騙又是哄，我不上他們的當，最後惡警兇相畢露，銬上雙手，吊起來，十幾個男女惡警一起上，四五個電棍在我身上亂 紮一氣，我被電擊的全身抽筋，痛苦哆嗦得不能控制，腳心被電出血泡，腳面破了多處傷口，一會腫得又紅又亮，嘴部被電擊腫脹。電燒肉的焦糊臭味，嗆得人直惡 心，心臟發緊，喘不過氣來，看人都是好多重影。十幾個惡警輪番折磨，他們穿著灰黑色的警服，面目猙獰，就如一群豺狼；電擊─問話─再電擊─再問話……如此 反覆，陰陽怪調，還用調戲侮辱的言辭，令人無法學說，骯髒不堪入耳。當時我感到像一個世紀一樣漫長。如此折磨了幾個小時，天濛濛亮，才把我 關到一個小屋，單獨看押。
幾天後，他們將我安排在一班，這班全是保定過來的功友，大家對我很照顧，一班長叫劉婭敏（管教隊長）號稱高陽女隊 「四大殺手」之一，天天訓話，挑刺，強迫別人念破壞大法的報紙，大喇叭上經常播放誣陷師尊、誹謗大法的言論噪音，這種痛苦的精神折磨，真讓人有生不如死的 感覺。半夜被叫起來，姓王的大隊長下令把我關到一個破爛大廠房裏，四面透風，窗戶上沒有玻璃，夜裏刮沙塵暴，氣溫降了十多度，他們把我蹲銬在地上（人蹲 在地上、身體兩側各有一個鐵環固定在地上）這樣我被銬了二十多個小時，蹲時間長了，腿腫得很粗，腳後跟的大筋疼得不行，走路拐了十幾天，腳也腫得穿不上 鞋，兩手因緊銬而血液不便流通，又紅又亮，腫得像饅頭一樣，手指頭又疼又麻失去知覺。銬到第二天下午，來了二個男隊長，不由分說就開始電我，把電棍放在我 的衣服領裏邊電後背，反覆電，說著流氓話，污辱我，罵得很難聽。我把眼一閉，橫下一條心，大不了一死。到了晚上九點多鐘，他們才放手。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高陽勞教所開始了強行洗腦，每班十人，天天念誣陷誹謗師父和大法的書，作習題，全是破壞污罵大法的問題。誰不答題就拉出去嚴刑拷打，很多人被 逼得痛不欲生，真是度日如年。洗腦班的警察隊長叫周燕，一個十足的虐待狂，法輪功學員們一個個天天在水深火熱中受盡煎熬……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父親去世百日祭，我被准假三天，我回家後，我不想再回高陽勞教所繼續被迫害，回家第二天晚上我悄悄的離家出走。楊澤民暴跳如雷，派出了大批警力包圍的母親的住所，對我的母親、姐姐、弟弟、妹妹二十四小時跟蹤，上街買菜都要跟著，我的妹妹最慘，因為是她給我做的保，楊澤民要抓她去頂罪坐牢，她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遠走他鄉近兩年，當時她的孩子才十多歲，妹夫被騷擾，電話監聽，經常被打電話要人，否則如何如何，被恐嚇，最後承受不了兩人離了婚。
在我被非法勞教後我的兒子在精神上身體上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兒子本來聰明過人，過目不忘，在學校成績名列前茅、班幹部，在我遭受迫害後，學校讓全體師生簽名反對法輪功，兒子不簽，跑一邊偷偷的哭，失去了母親的呵護，沒有家，在姥姥家、大姨家、奶奶家，這住幾天，那住幾天，寄人籬下，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受了多少罪，學校有早自習，自習完後沒錢買早點，經常從早餓到中午，最後實在沒錢交學費輟學了，十五六的孩子學會了玩電腦，打麻將，抽煙，喝酒，在網吧當網管混飯糊口。
侵犯人權、違法犯罪單位及惡人：河北保定高陽勞教所五大隊
王 所長（男） 季主任（男） 楊澤民（男，大隊長） 胡教導員（男） 房豹（男） 王亞傑副大隊長（女心尖上長瘤死） 葉淑賢隊長（女） 劉婭敏（女，隊長） 馬麗（女，隊長） 牛隊長（女） 尹隊長（女） 柴隊長（女） 劉隊長（女） 周燕（女，隊長）
二零零一年六月，晚九點左右，在花園裏小區，被保定先鋒街派出所、新市區610、以國保大隊長盧五鎖為首綁架到先鋒街派出所，警察輪番打耳光，讓我說出誰是頭頭，我不配合，酷刑審訊兩天後送到刑警大隊，對我們十三個人進行酷刑迫害，我被打得腳、腿青紫，腳趾頭被膠皮棒打得黑青，走路困難，疼得鑽心，後又打後心，我一下被打得心臟發作，暈過去了，他又掐人中才醒過來，恐嚇我，用我兒子來要挾我，要我當特務，給我套房子，派一個人跟著我為他們做事，我假意答應他們，我被他們酷刑折磨怕了，怕兒子受傷害，從刑警大隊出去後，不敢見兒子，不敢見母親，藏在離市區很遠的農村。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大期間，和一同修在大街上貼標語，一輛黑車上跳下四個便衣把我們綁架到高開區某地，外面掛的牌子是廠子名，馮勇以為我參與插播電視，把我關到鐵籠子裏審訊了一宿，第二天送到徐水看守所，讓我們插火柴盒，累的沒辦法，我們不幹活，絕食抗議，給我和牛敏傑（石家莊法輪功學員）弄勾銬，兩手兩腳銬在一起，生活不能自理，銬了我一宿半天，出現急性心絞痛，把銬給我打開了。牛敏傑被銬了七天後，雙腿沒有知覺殘廢了四年。一個月後被非法勞教兩年，被送到保定勞教所。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棉紡廠宿舍串門，剛一敲門，出來一人一把拽住了我，我拼命掙脫，一人擰我打我，我問你們是甚麼人？我高喊流氓打人啦！他們一邊打我，一邊問我：你說誰打你了，誰看見了。一會兒警車來了把我硬拽上車，國保大隊長張長林把我送到棉紡廠派出所迫害。三天後又把我送到滿城縣看守所繼續迫害。他們想讓我當特務做內線，我堅決不幹，最後被非法勞教兩年。我心臟病、血壓高都犯了，半邊麻木，他們讓家人接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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