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受迫害 父母含冤離世 北京律師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三日】原北京市石景山區律師事務所律師趙淑貞，今年五十歲，出生於書香門第，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前，父母、兩個姐姐、兩個弟弟都修煉法輪功，全家人修心向善，身體健康，精神愉快，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但在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之後，家裏所有的成員都受到過綁架、關押、各種酷刑折磨。趙淑貞七十多歲的父親趙殿賓和母親鄒瑞環，先後被迫害致含冤離世。趙淑貞的丈夫被逼迫與她離了婚，並丟了工作。非人的迫害就連趙淑貞年幼的兒子也沒倖免，年僅6歲就跟著媽媽在拘留所關押過，之後長期處於失學、流離失所的狀態。

趙淑貞本人被剝奪了律師的資格，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多次被綁架、抄家、勒索，並被判三年冤獄。在看守所和監獄裏，趙淑貞受盡各種酷刑：砸腳鐐、後背地環銬、銬鐵椅子、關禁閉室、關鐵籠子、野蠻灌食、大字形捆綁在床上輸不明藥物……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九死一生的趙淑貞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書，要求追查發起這場對法輪功的血腥迫害的元凶江澤民的罪行，將其繩之以法。

以下是趙淑貞在控告書中陳述的事實與理由。

一九九六年，我在對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坑騙中、對人生意義的疑惑徘徊中，發現了法輪功的著作《轉法輪》，這部奇書解決了我的所有的生命疑問。讀書時其中講到的修煉現象我出現許多，生命中的苦與樂的疑問都解開了，知道人間的一切都得同化真善忍才有美好的明天。

不知不覺中，生孩子後的肥胖一個星期後就消下去了。讀完一本書身體像在雲上飄。兩週歲的兒子與姥姥一起煉法輪功，孩子光著小屁股學著大人的樣子煉功，誰都沒把他當回事，可等待要做的疝氣手術，沒做卻好了。我爸爸六十多年的氣管炎、哮喘、肺心病等多種疾病全好了！這大法簡直太神奇超常了！媽媽的一身病沒了，脾氣好得像換了一個人，這大法這麼有威力。我也修煉了法輪大法。

迫害開始我即失業　弟弟弟媳被用大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後，煉功點來了兩個特務，假裝煉功，卻在調查每個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煉功點被警察挾持到派出所，非法審訊，一刑警對著我大罵一個多小時。被逼寫不煉法輪功的保證，我寫的是「保證按真善忍做好人」。

第二天我去中辦國辦上訪，被綁架到派出所。

後來，我所在的石景山區律師事務所因我煉法輪功被司法局辭退，我失業。

二零零零年初我寫了一封上訪信到永定門信訪接待點，信被在那裏截訪的搶走，回來時路過天安門廣場東，被武警無辜盤查，又叫來警車綁架。

二零零零年三月兩會期間，我被強制驅逐出北京，北京市東城區景山派出所逼迫我必須離開北京，並到我丈夫項洪峰所在的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大鬧，令單位派我丈夫看管我一起立刻離開北京。

到老家赤峰，剛下火車兩小時，就被紅山區昭烏達派出所招去審訊，紅山區公安局副局長說以前赤峰傳的經文是我以前帶回來的，逼我承認。我不承認，他就氣得咬牙切齒。副局長氣急敗壞，斜著眼、冷笑著，就把我的大弟弟和弟媳抓來動用刑，逼他們必須說我帶回來過新經文，妄圖製造出「口供」、「證據」。

演示圖：電棍電擊以強制「轉化」

被構陷通緝　眾多同修被牽連遭酷刑

約在二零零零年六、七月份，赤峰法輪功學員袁淑梅去北京準備自己做真相資料，通過熟人找到從未謀過面的我。袁淑梅買做資料的設備，錢不夠了，借了我的錢買了複印機回赤峰開始做真相資料。

約在二零零零年十月，袁淑梅與身邊同修商量，準備在十月十五日清晨，多人一起去發資料。約十日左右，警察突如其來的闖宅搜查，發現了真相資料，袁淑梅的兩個妹妹袁淑華、袁淑萍（又名孫萍）也被綁架。酷刑折磨的半死，說出了她姐姐袁淑梅，問都與甚麼人接觸，她妹妹說出許多人，說還有一個北京的，這樣紅山區公安副局長發現了我，說是我組織的十月十五日的活動，稱為「10.15」大案，把我發了A級通緝令。

公安綁架了袁淑梅，晝夜不息的摧殘、逼供，紅山區公安分局鐵南警察把袁淑梅吊起來不停的電擊、毒打、搧耳光，警察把袁淑梅拉到跟前，一腳踢到牆邊，再拉到跟前，再踢到牆邊，還專門往袁淑梅的襠上踢，罵著不堪入耳的髒話。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一點水和少量食物維持不死亡，來例假不許換紙，褲子上全是血，這樣將袁淑梅摧殘了七天七夜，袁淑梅的頭髮全變白了，身上滲著血水，人被折磨的沒了人形。警察讓說啥就說啥了，這樣就造出了是我讓「十月十五日多人統一發資料」的假口供。

赤峰警察就開始大搜捕，大街上全是警車和警察，像瘋了一樣，不分晝夜衝進法輪功學員家搜查，搶完東西就把人掠走，一時雞飛狗跳，四鄰驚恐，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有五、六十人，都被刑訊逼供。

當時赤峰市看守所、紅山區看守所增加幾個監室，地上都躺滿人，人人都被打得遍體鱗傷，幾乎能電到的皮膚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電擊傷痕。施暴的警察還對法輪功學員叫囂：「打死你們就在這裏銷聲匿跡，也沒人知道，你們家人連屍體都找不到！」

父母姐弟均遭綁架關押　酷刑摧殘

那時，我的兩個姐姐及大弟弟都因修煉法輪大法在勞教所被關押迫害，家裏剩下的就一個上班的小弟趙洪洋，維持著生活。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紅山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帶著警察，兩次到我父母家非法抄家，並綁架了我的老父親趙殿賓、小弟趙洪洋、弟媳趙春峰，用殘忍手段摧殘每個被綁架者。警察給七十多歲的我老父親趙殿賓施酷刑，用銬子把老人銬住，使勁勒，讓銬子越銬越緊，再電擊、毒打老人，老人被折磨的昏迷，神志不清，警察把偽造的所謂「口供」寫在紙上，趁老人昏迷不清時，強拉著老人的手按上手印。副局長等把遍體鱗傷的老人關入紅山區看守所，還把老人兜裏的二百二十元錢搶走，又向家人勒索了六千元。

趙洪洋、趙春峰夫婦被綁架後，警察不停的毒打、電擊長達十七個小時。

副局長還不放過我的老母親鄒瑞環和她兩週歲的小孫子，親自闖到家中威脅老太太說：「不在我們的證據上簽字，把你也抓進監獄，讓你兒子下崗，全家都關進監獄，把你孫子扔家裏，看他怎麼活下去。」逼迫老太太違心地在假證詞上簽了字。

赤峰警察一方面把我一家三口的照片及家庭親屬情況在內蒙古自治區電視上播出，叫囂破了大案，將一場偽造的假案、鬧劇越整越大。一方面由副局長親自帶領十多名警察闖到北京我的家抓人、抄了家，搶走大法書籍等私人修煉物品。當時我不在家，警察以判重刑恐嚇我的丈夫，將其逼的患上神經性腸炎，渾身發抖，不停的上廁所。警察將我的丈夫軟禁了一星期後，又讓其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看管他不許出院門，每天須到人事辦公室簽到。因我丈夫在高壓下說出妻子的一些行程，副局長為了假證詞貼譜，將之前的所有假證詞全部重新改寫，又逼迫我的父母、小弟弟、弟媳等再次簽字，不簽還是酷刑往死裏折磨，直到又造出另一套「證詞」。

副局長經常半夜帶人到我所有的親戚家搜查，進屋就對著床底下喊、對著櫃子喊：「趙淑貞！你出來！看見你了！趕快出來！」家家都這麼折騰，家家都被嚇的崩潰了，整天在驚恐中過日子。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七日，我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還我師父清白」，遭綁架。

十二月十日赤峰警察從北京東城區景山派出所把我綁架到赤峰。

十二月十一日，副局長等非法審問我，從早審到晚，我給他們講了一天真相，他們的記錄上就是個人自然情況，是百分之百的零口供。到了晚上下班時間，一句口供都沒寫上，副局長惱羞成怒：「趙淑貞你是階下囚！」

二零零一年，「天安門自焚」偽案電視假新聞播出，紅山區警察帶著赤峰電視台記者到看守所，逼迫我錄像、對自焚表態，我說：「大法弟子連活雞活魚都不殺，怎麼能自焚殺人呢？電視是造假。」電視台把這錄像播出後，觀眾一片嘩然，果然是造假。

我與袁淑梅被赤峰公安稱為「10.15」大案組織者。二零零一年夏天，紅山區法院非法開庭審判袁淑梅。袁淑梅說：修煉法輪大法沒有錯，按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講真相是讓世人認清誰正誰邪，「決定十月十五日散發真相資料的事與趙淑貞無關。」法官說：這案卷裏的證詞說的是趙淑貞安排的。袁淑梅說：「那都是不存在的。」法官就大罵袁淑梅。後給袁淑梅判刑三年，非法關入呼和浩特市的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

我從被綁架及關進紅山區看守所，就不停的絕食鳴冤、反迫害，紅山區警察給我酷刑野蠻灌食，七、八個男警察抓住我，按住四肢、掐住太陽穴、捏住鼻子，用擴宮器把嘴撐開灌玉米麵稀湯，臉上多處都被扣的青紫，灌的身上到處都是粘粘糊糊的玉米麵湯。

對我的鳴冤反迫害，看守所警察動輒就大叫：「把趙淑貞拖出來砸上腳鐐子！」多次給砸上死刑犯才戴的最重的大腳鐐，還給我戴後背地環銬、關禁閉室的鐵籠子，銬在鐵椅子上。用種種酷刑迫害，我就是不停的鳴冤。最後紅山區警察只好說給我重新調查案情。我絕食六次，他們每次都說給調查，可是把我寫的材料拿走就沒了音訊。

紅山區法院開庭前，讓我的家人到看守所勸我把案件承認下來，說可以判緩刑立即出獄，不承認則判有期徒刑三年，繼續關押。開庭時我就是不承認，說赤峰市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五日那件事我不知道，我當時在北京，紅山區法院給我判了三年實刑。

我上訴到赤峰中級法院，指出所謂的案發時間自己在北京常春律師事務所上班，單位同事可以作證，單位還有每天中午吃工作餐記錄。同時，家在法學所院中與鄰居共用一個廚房，每天一起做飯，鄰居那裏也可以查證我在北京的情況，還指出紅山區公安陷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赤峰市中級法院的法官到紅山區看守所提審我，我說紅山區警察造假案，他卻說：「案卷裏有你的口供，你承認了。」那麼，從此話可知，赤峰公安偽造了我的「口供」。

在看守所，管教一天突然把我所寫的案件材料全部搜走。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絕食十天的我被警察從禁閉室的鐵籠子裏拖出，渾身凍的發抖，不能自控。他們把我劫持到呼和浩特市的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在呼和浩特的武警醫院體檢時，被檢查出肺結核，仍被送到內蒙古女子監獄迫害。

我在獄中遭受的嚴重迫害

我被發到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之後，繼續絕食鳴冤，說自己背了雙重冤屈：大法的奇冤與自己的假案。女監把我關在二監區最惡的牢頭獄霸監舍，由號長（出了名的獄霸）看管我。她們拿來一袋奶讓我喝下去，我不喝，她說：你只要喝一口，我就可以喝了。我說：你想喝就喝吧，我不喝。她說：那不行，只有你喝過了我才能喝，是你喝剩下的，否則我不能喝。我說：你要喝就儘管喝，我不會喝的。她懷恨在心，晚上，加班的犯人全回到了監室，已十一點多，她說：「大家誰也不許睡，給趙淑貞開批鬥會，她不喝這個奶就誰也別想睡覺。」我就是不喝，她就罵，那些犯人睡不了覺，又不敢惹她，也罵我。我就是不喝，她說：「今天深更半夜，等明天我消你。」第二天，副監區長來了，我說號長今天要打我呢，她卻說：「她脾氣不好，就那樣，不然怎麼把她丈夫都打死呢。」副監區長不但沒有說這人不對，反而為她殺人找理由，好像脾氣不好殺人都理所當然，不該進監獄。

有個犯人對我說：「像你這樣的絕食，根本沒用，冤案假案得有人幫你，不給隊長送禮，想讓人家給你反映情況，沒門。哪個不是年年給她送禮才減刑的？我告訴你，她們家就住在這後頭（當時女監在小黑河），門牌號是×××x，寫信讓你家親戚來給她送禮。」

一天，副監獄長帶著幾十名警察來到監號，說：「我就不信不吃的，今天我給你灌下去。」然後就讓犯人把我弄到醫務室，把我弄躺倒在地上，一群人按住四肢和頭，用一根筷子橫著用力壓住兩個嘴角，嘴就閉不上了，副監獄長把泡水的米飯往嘴裏倒，用筷子往下捅，在嘴裏到處捅，口腔多處被捅破，嘴角被撕裂，造成口腔潰瘍。

女監又把我弄到監獄醫院迫害。他們給我輸不明藥物一個星期，我就拔管子，犯人陪護就再扎，大罵。這些犯人和獄醫把我大字形捆綁在床上輸不明藥物。給我灌食，在鼻孔插管子灌流食，灌下去就嘔吐出來了，吐出來卻是很大的藥味，不知是甚麼藥。這些犯人就用手紙、抹布圍在我脖子周圍，讓嘔吐出的東西順脖子往身體上流，不給擦。罪犯陪護時常打我，罵我。她們有時偷我東西，要我的東西。有個同情法輪功的陪護就告發某某偷法輪功的東西。

在監獄醫院灌食一個月以後，我被插著管子挾持回監室，由內蒙古軍區醫院開車軋死人命的罪犯包控（包夾）。包控法輪功學員的都是牢頭獄霸，都與監獄大小官等有著莫測的關係，可以不出工，還減刑快。我被關在一個小監號裏，有時六個人，有時八個人，其他人都是看管我的。包控給我灌食，邊灌邊罵。插的胃管不往外拔，在胃裏都變成了黑色，自己就掉了出來。為了他們灌食方便，就給我插了一個磨砂皮的管，沾在肉上火辣辣的疼。有一天我說要吃飯了，要寫案件申訴材料。包控說：「你就說我給你做工作你才吃的飯，我可以減刑。」我說誰做我工作都沒用，我自己想必須寫材料，繼續申訴。包控氣恨在心。監號號長卻與監獄長說是她做的工作我才吃飯的，要求減刑，其實是監獄長想給號長減刑，就以此為藉口給她減了兩年，提前釋放。包控更加惱恨我，從此設法誣告、刁難我。

我剛剛進食，毫無力氣，就被弄到車間出工，車間在四樓，上樓兩腿發抖，邁上台階的一條腿撐不起身體，抖好半天才上一個台階，走到四層樓上的車間大約需四十分鐘。到車間裏用剪子剪東西，手發抖，剪子對不准要剪的東西。包控說：「監獄長親自管你，說你必須得幹活。」

看管我的人互相監視，不許對我好，看住我不許與其他法輪功學員說話。一天晚上我在大禮堂加班做手工活，有個法輪功學員和我打了個招呼，被包控大罵，我說：「都在這裏幹活，為甚麼煉法輪功的不許說話？不許說話，那就不幹活。」從此我罷工。我被關在小號不許出屋，每天罰站、聽污衊法輪大法的假材料。小號的窗子面對著牆，只有一點自然光線，終日不見太陽。室內陰冷，季節都到了五一，還得穿棉襖。非典期間，監室消毒，每個監室的人都出去到院裏放風，我終於可以到院子中，看到了久違的太陽，才想起原來這世界上還有個叫太陽的東西。又見到一個法輪功學員，兩人互相笑了一笑，被警察看見，從此，我被取消去院裏放風，消毒時去別的監號等待。包控有時把號門從外面掛上鎖就去遛逛，小屋裏只剩我一人。一次突然地震，樓內物品在搖晃中發出撞擊聲，樓裏所有人都跑大院去了，待地震停息後，值班人才說：「趙淑貞還被反鎖在小屋裏。」

我被看管不許見人，不許上廁所，不許洗漱，大小便只能忍著，只能在犯人都出工後，人都不在了才可上廁所、洗漱。我只好控制喝水來減少上廁所。我每走一步都有人緊跟著，不許去洗澡間洗澡，只能在廁所裏與有傳染病的人一起洗。不許去庫房拿自己的衣物，只能由別人代取。

我又被換了一個小號，因有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坪，包控就用報紙把窗子糊住。上邊只閃開一條縫，就一米七個頭的包控一人可以看外邊。包控讓我給她女兒織毛褲，我沒給織，包控惱怒，想辦法禍害我。讓看管我的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與她一起欺負我，那老太太不欺負，包控就告到監區長那裏，說李傳蕊與我一起鬧事。監區長就把七十多歲的李傳蕊叫到小二樓大罵一通。包控說：「我們『板寸』（經常來看她的一個男人）說，監獄長開車司機是我們戰友，有甚麼事儘管說。」言外之意她有人，誰不順著她就被整治。

副監區長親自搜查我的東西，把我所有寫的文字性的東西都拿她辦公室去過目，在雜誌上抄的寓言故事裏邊有個「佛」字，她都將整個筆記本給沒收，沒收多個筆記本。監獄裏常年吃酸的圓白菜與土豆，秋季圓白菜最便宜時買來裝在尼龍絲袋子裏撒上鹽，埋在地下變成酸的，一直吃到第二年的七八月份，只有過年、中秋節等日子才可吃到綠色的菜。常年沒有綠色的菜，春季大院裏的樹剛剛放葉，就被犯人偷偷摘下，用開水燙了放上鹽來吃。常年吃黑麵饅頭，那饅頭趁熱吃還可以，稍一涼了就有一股霉臭味，犯人都剝了皮吃。有時警察食堂裏的剩飯賣給犯人，也是牢頭獄霸、有特殊關係的人才能買上，規定法輪功學員不許買。有時節日大家才可以買到一點餅乾、鹹菜等，自己作為調劑。我買了些餅乾，在副監區長搜查時被發現了，從此規定我買東西只許買別人數量的一半。夏季有西瓜可以買，規定不許我買，號長拿了一個最小的，像小碗那麼大的一個小瓜給我，說這是隊長送你吃的，其實是在羞辱我。我不要，號長就大吵大叫，說她交不了差，隊長會罵她的。我就是沒要，最後那號長自己悄悄留下了。有一次我在走廊上有事，被監區長看見，她大罵看管我的人，說不該讓她看見我。

包控出監後，又換了一個迫害法輪功學員出了名的犯人來「包控」我，據她自己說是在一監區看管、迫害王霞的。王霞曾在禁閉室裏被打，禁閉室在一個約兩三平米的小平房，沒有窗子，一個昏暗的小燈，沒有床，行李放在陰濕的水泥地上，絕食的王霞就被關在那裏，監區長、副監區長去看時，就暗示犯人打王霞，並說等她們走了再打，王霞如果告發，你們就說王霞撒謊。監獄又把這人調到二監區來看管迫害我。

我出獄時，監區長搜查我東西，我說：有的人缺用的，我的行李、洗漱用具及所有物品就給某某、某某等人留下了，搜完後就給她們，可以嗎？監區長都答應了，承諾都給這些人。可我走後東西都被弄到她的辦公室，那些人根本沒得到東西。

流離失所家庭破裂

我雖出獄，但家已破，居無定所。被判了刑，律師職業不能從業，沒了生活來源。

二零零四年，我剛剛出獄半年，一個叫劉佳的同修說帶我到朋友家走走，散散心。她去北京通州區肖志英家，叫上了我，到了那家後，被公安的特務告發，把我與劉佳綁架，放在汽車後備箱裏，拉到派出所，被一個警察打嘴巴、大罵，還有一個警察也叫罵不停。他們把我關入通州喬莊看守所，準備勞教迫害。這個看守所看不到管教警察，他們用惡犯行惡迫害我，一進去就練如何喊報告，光練這個就得幾小時，然後每天刷廁所，刷無數遍也不行，浪費了多少水不說，每天得刷一個小時左右，就是不能停下來，是對人的一種摧殘方式。每天吃的窩窩頭硬的一咬一口白茬，煮的是絲瓜湯，那絲瓜的皮進嘴裏都刺肉疼，就那也得勉強的嚼碎，下咽時感到還在刺食管。真是吃的豬狗食。我丈夫去預審科分管此事的警察那裏問：「她做了甚麼事？有甚麼證據？」回答不上來，我丈夫說：「那我就聘律師了。」第二天，他們把我釋放。

幾年來，我一直沒有固定的居住場所，流離不定。北京特務還變換著身份騷擾我親屬，監控我的電話。

二零零零年，北京市東城區景山派出所片警就到我丈夫的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騷擾，法學所副所長讓我丈夫寫污衊法輪功的文章，說：「為甚麼讓你寫，就是因為你老婆煉法輪功。」不讓我丈夫出國，後又逼他辭職。人事部一女人拿著人事檔案袋在走廊、樓梯口追堵我的丈夫，逼他必須辭職，趕緊搬出公房到外面租房住。我的丈夫丟了工作，到法院起訴要求與我離婚。

幼子無家可歸

丈夫不許出國，丟失工作、收回公房，不能在原處住了，孩子的學校在附近，學也就上不成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遭綁架時，上一年級的孩子與我在一起，孩子被帶到順義看守所，歷時三天。之後，我被關押迫害，丈夫被逼離開單位，收回公房，孩子不能在家門前的學校上學了，失學。輾轉來到赤峰，在姥姥家、舅舅家、叔叔家來回的換，孩子受盡了無家、沒媽之苦。三年見不到母親，正是讀小學需要母親關心的成長期，卻住在寄宿學校。我出獄後，在孩子的姥姥家，已上四年級的孩子緊隨媽媽，唯恐媽媽再丟了，在別的屋玩一會，就趕緊來看看媽媽還在不在。我那時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啊。

我剛從獄中出來，到老家父母家，二零零四年正月初七，就帶著兒子到北京給孩子找學校。早晨五點多就下了火車，沒有地方去，冬天寒冷，無奈我與兒子就在公共廁所裏等待天亮。七點多鐘，天亮了，可我與孩子還是不知去哪裏。想來想去，還是先上派出所吧，把我從監獄帶回來的戶口上上，再給孩子找個接受的學校。到了派出所，卻不給我上戶口。

無奈到北京偏遠地方給孩子找學校就學，我在附近租房住。大冬天住的平房沒取暖設備，就把電飯鍋打開電，裏邊裝點水燒開，取一會暖。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五日，我再次在通州被綁架，家中就剩孩子一人。晚上等不回來媽媽，那是甚麼樣的情景。家中就有一袋餅乾，三天了，孩子吃完，在桌上留個條：媽媽，你哪去了，咱家的餅乾吃沒了，我沒吃的了，快回來吧。

我被拘留一個月。無法想像孩子怎麼活過來的。

後來的時間，我家對門被江氏勢力利用監視我，孩子也發現了，時常伴我躲避，那日子一過就是多少年啊。

江澤民這個惡魔不被拿掉，人間會有多少苦難！

父母含冤離世

我父親趙殿賓、母親鄒瑞環遭受迫害，含冤離世。

我父母本是方圓數十里出了名的書香門第的善良人，祖上就修佛。

祖母早逝，爸爸從六歲就失去母愛，出麻疹落下氣管炎的病根，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生勞苦，爸爸又添了肺氣腫、肺心病等多種疾病。身為教師，五十幾歲就辦病退在家。媽媽也是一身的病，腎病、腰腿痛、腰椎盤脫出、後背痛、神經性頭痛……修煉法輪大法後變得像換了個人似的。身體健康，精神愉快，善待他人，內內外外一片舒暢歡心的情景。全家人都沉浸在「真善忍」的祥和美好氣氛之中。

「真善忍」法理使他們知道如何做好人，修心向善就能身體健康。但是，法輪大法被迫害後，使原本美好的修煉環境變成經常是被抄家、綁架、酷刑、關入黑監獄、敲詐錢財……，原本修煉後身體心情都變得很好，可一迫害，學法煉功環境沒了，還招來精神與肉體摧殘，七旬老父與老母經常在生活沒有著落、兒女都被迫害的精神煎熬中，過著憂心忡忡的日子。不能正常學法煉功，導致含冤離世。

同學受株連

赤峰政法口開會說：趙淑貞中國政法大學的同學都在法律行業，誰也不許管趙淑貞的事。松山區法院、檢察院、市檢察院的同學，遭到政法委的人騷擾，審查與我是甚麼關係，還到法院、檢察院去威脅，反反復復的去，致使單位領導對他們很反感，甚至是抵制。市檢察院原本是我丈夫工作過的地方，借用一下他原來同事（我的同學）手機打一下電話，就要給這個人處分。直到我的案件開庭時，沒有一個律師敢給我作辯護。足見江澤民的淫威波及每一個角落。如果任其邪惡繼續籠罩中國大地，這個民族將被其毀掉。

我不想追究每個具體被當工具的人，解脫他們，只想法辦元凶江澤民。被控告人江澤民是迫害法輪功犯罪的真正指揮者、組織者，是真正的犯罪主體，是首犯、主犯、教唆犯、犯罪方法傳授犯，江澤民應當對所有迫害法輪功過程中的全部犯罪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