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出國前,辦理出國手續、置辦行裝、處理善後等,諸多事情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更是麻煩同修很多很多,也給家人增添很多負擔。
我去使館辦簽證時多位同修給我發過正念,去辦理被迫害的證據時同修們也為我發過正念,出發前和出發當日,同修們則密集的給我發正念……
這些正念本來是可以為救眾生而發,為營救被迫害的同修而發,精力卻花在了我的身上。我很慚愧!
一位同修指出我愛頂嘴,喜辯解,說擔心我出國後參與項目會配合不好,我執著於她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不讓她說,繼而說了很多其它不該說的話,在火車站從扶梯上重重摔下,連同箱子在梯子上翻騰很久卻沒有工作人員停住電梯,圍觀的人都嚇壞了,舊勢力抓住把柄來取命,慈悲偉大的師尊保護了弟子,我身體安好,手錶摔壞而手卻只是擦破點皮,褲子摔破而膝蓋無大礙,只是有些瘀青。
在機場被警察帶走,幸有師父的保護和同修的加持,得以脫身。自身修煉中的大漏被舊勢力鑽空子將我推向險境,更覺慚愧!
一直以來,我都沒能做到敬師敬法,甚至有亂法行為;走前覺得放不下北京的眾生,忙忙碌碌救人急,法沒學,心不靜,加上不注意安全,出境時被檢查包,查出包中有我自行打印、沒經加封包裝的師父經文和交流小冊子,被警察從登機口帶到派出所。幾個小時後我衝出派出所。從新買票後再出發,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
之前同修約好在我出境的那天給我發正念,我知道,如果不是師父的保護,沒有同修的正念加持,我是闖不出來的。當時警察要打開我的電腦,要我告知開機密碼,我拒絕,警察說一定要查電腦的,而我的電腦裏全套做資料的內容一點都沒來得及刪,移動硬盤和U盤也是滿滿的內容,卻沒加密,警察竟然沒發現這兩樣物品。我知道這是師父保護了弟子,有師在有法在,我心裏異常平靜。同修們的正念也牢牢控制著機場。我笑聲朗朗的對警察噓寒問暖,不停的解體另外空間的邪惡。正邪交鋒後,警察沒再查問下去,卻沒收了我帶的大法經文。我執著於快點離開,沒有要回經文,太對不起師父,心痛不已。
千辛萬苦到達目地地,吃喝住,購物找房搬家全般事項都要仰仗同修幫忙,同修個個都在救人項目中忙的分身乏術,我的到來讓他們不堪重負。經濟壓力更不用說,在受到迫害的情況下省吃儉用攢來的錢,本為大法資源,辦手續買行裝買機票,到達國外房租家當生活用品等,很快五萬元告罄,這些錢可以買多少電話卡,多少打印紙墨,多少刻錄光盤。大法弟子在哪裏都是以救人第一,很難有太多時間和精力去掙錢,未來生活壓力大。還有語言障礙,對未來庇護身份獲取是否成功的不確定性等等困難。
好容易安頓下來後,可以開始講真相了吧,卻發現必須要到景點才能找到中國人,交通費、餐費等,救人成本高,包括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而國內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有便利、低成本的講真相救人機會,唯一需要的是正念。
看到同修花很多時間為我忙碌,想到還要花很多時間適應國外生活,在這一刻值千金的緊要時刻,我產生要回去的念頭。出國路漫漫,回頭亦艱難。恰好讀到明慧網上有位留在國內的同修寫的文章《對同修出國的一點感受》。
同修在《感受》一文中說:「往年,每逢『五•一三』、『七•二零』等日子,我都會和同修出去懸掛真相條幅。到了二零一四年的『五•一三』、『七•二零』,只有我獨自驅車行駛在掛真相條幅的路上,我的腦海中不時的浮現出同修們的身影。」這位同修說,她在夢中想到很多項目沒人做,她大哭起來。
我聯想起自己留下一大攤事給已經忙的不可開交的同修,也開始大哭起來,走在街上哭,看神韻演出時哭了又哭。想起如果在國內,今天應該是我給攤販送去真相幣的時候,平時在市場買東西花真相幣、勸「三退」,為不修煉的家人買瓶水、買包方便麵都是救人的機會(而我走後他們自己購物就不再是救人的機會),在家裏靜靜的打印資料、收集郵箱傳真號碼、寫文章……我哭了又哭,我感到眾生都在指責我,他們說,你跑到國外如何救度我們?北京是邪惡聚集的中心,全國、全世界的同修都在支援北京除惡和講真相,你卻從正邪大戰的主戰場躲到了後方,你是逃兵!
修煉以來我很少哭,這次眼淚老掛在臉上。我以為是應某大法項目需要來到國外的,但是仔細想想,正是因為我們中國這個修煉的主體,救人的主戰場沒做好,師父才苦心安排國外一個個項目的展開,來支援國內;師父一再為我們承受,一再推遲結束的時間。我們怎麼對的起師尊,何顏面對自己的眾生?
我唯有更加精進,徹底清除求安逸心,徹底放下自我,去配合同修,圓容項目,才能對的起眾生,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減輕留在邪惡中心鎮邪、救人的同修們的壓力。
在此我也想對準備出國的同修們說,當你產生出國想法的時候,請好好衡量,自己是在國內起到的作用大,還是在國外起的作用大?你是為你自己的目地出國還是為眾生而出國?
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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