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1044年當年周武王姬發率兵打進朝歌城,逼得殷紂王自焚身亡。武王割下紂王的頭懸掛於大白旗上。隨後,周武王釋放了被紂王關押在獄中的紂王自己的叔叔箕子。當時,箕子因勸諫紂王做一個仁德的君王,不要恣行逸樂、荒淫無道,甚至佯裝瘋癲、自殘去感化紂王,盼其醒悟,莫做暴君昏王。紂王反將箕子給關押起來。武王知道箕子有經天緯地之才,便向箕子請教怎樣保護萬民,並使其按照天的旨意和睦相處。
箕子系統介紹了上古時代上天賜給大禹九種治國安邦的天法,對第八種「庶征」,箕子說:「庶征,就是上天示人的各種天象徵兆,這些天象徵兆就是天帝對我們的君主即天子、皇帝說的語言。這些天象徵兆,主要包括:下雨、晴朗、暖熱、寒冷和颳風。這雨、晴、熱、冷、風五者齊備,而且都遵循著自然的規律發生的時候,那一定是風調雨順、萬物繁盛。如果其中的一種現象過多,那便是一種兇像;如果其中一種現象太少了,那也是一種兇像。
「上天對人間皇帝的好的表現所作出的肯定的天象表示是:天子能恭敬而莊重的拜祭天地,就會有適時的雨水到來;天子能把國家治理的秩序安定,那就會有適時的豔陽天;如果天子有知識能智慧公正的處理事務,那麼適時的熱天就到來了;如果天子能從善如流、深謀遠慮,那麼寒氣就能如期而至;天子能以德化民、民風純善,那時就會有清風撲面、徐徐而來。
「天帝對人間的天子不好的表現所做出的否定的天象是:天子如果狂傲不羈、顛倒黑白、欺壓良善、百姓愁怨,將會有大雨和洪災出現;如果天子違綱悖紀、號令不順、人心虛嘩憒亂、刑罰妄加、欺師滅祖、濫殺無辜,則豔陽高照,大旱連年;如果為官不勤政,為民無正氣,窮奢極侈,則酷熱不退;如果治國無長策、朝令夕改、民不聊生,就會高寒肆虐;如果君臣正邪不分、昏聵淫亂、就會狂風不止,沙塵暴頻仍。」
可見,3000多年前的箕子就把天象說的如此透徹。翻開悠久的中華文明史,我們看到歷朝歷代,信天敬神是人們精神世界的不可動搖的主旋律。相信上天的憤怒和自己的惡行及道德敗壞是有直接關係的。地震、洪水、乾旱、蝗災、沙塵暴、酷熱、高寒等天象,是上天對人的警告,每遇到這些極端天象警示和大災降臨,皇帝都要頒布「罪己詔」向蒼天謝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傳•莊公十一年》)。蘇軾在《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札子》中說的更好:「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
自古以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在商朝時,武乙帝(公元前1147年~1113年)在平時嬉戲時,用木頭、泥土製作一些玩偶,他命名為「天神」。他讓人抬著這些玩偶和他一起玩鬧。如果「天神」玩輸了,武乙就想方設法去污辱「天神」。他用一個皮袋子裏面盛滿鮮血,然後高高掛起,自己躺在地上仰面朝天,用箭去射這個「血囊」,武乙命名為「射天」。時隔不久,武乙帝到黃河、渭水一帶去狩獵的時候,被雷殛而亡。這位敗德胡為的帝王,上天沒有饒過他。
武乙帝射「天神」玩的是個人遊戲,把自家性命搭了進去。但與此相比,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則是把整個國家、民族作為賭注,發動全民對抗「真、善、忍」,迫害法輪大法修煉人。在迫害法輪功的十多年中,中共利用手中權力,開動各種輿論工具,大肆製造謊言,污衊法輪大法,採取卑劣的手段煽動群眾對大法的仇恨。在古人看來,等於是驅使著百姓去砸廟謗佛造惡業。
有人可能會想,暴君暴政作了惡,要遭惡報,但不應與我有甚麼關係,我只是一介老百姓,往往做事是由於受上面壓迫不得已而為之,災難為甚麼要降臨到我頭上呢?
事實並不那麼簡單。捷克共黨獨裁政權結束後就任第一屆捷克民選總統有這樣一段評論:「我們全部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一個人都曾出過一份力。」
暴君暴政作惡,是把許多無辜的人在無意中拖入深淵,但人自己對邪惡的麻木和認同,客觀上是助紂為虐,也是造業。暴君暴政作惡就是這樣以明的和隱的方式害人。
傾聽天災的警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當異常天災出現之時,我們都應該捫心自問:這世上發生了甚麼?自己在做甚麼?不要讓暴政暴君把自己拖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