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急想得法 我認識字兒了
我今年七十三歲了,從小沒上過一天學,不認字兒,也不會幹別的,我的工作原來是在採石場砸砟子,後來我們單位叫標準件廠,前些年黃了。
我老早就身體不好,冠心病、心絞痛、心肌缺血、高血壓,這些病我都有,而且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厲害。到一九八三年的時候,因為病情嚴重,單位就不讓我上班了。領導說:你甚麼時候血壓到二百以下再來上班。我知道,領導是怕我死在廠裏算工亡。所以我只能在家呆著,一直到一九九零年正式退休。
一九九五年那年,一個工友見到我說:你還活著哪?我嘆口氣說:現在還沒死,跟死也差不多了。她邊走邊說:你得動一動啊!我說:怎麼動啊?這時她已經在五十米以外,說了三個字,我沒聽清楚,只記的一個「輪」字。心想:怎麼「輪」哪?這麼「輪」還是那麼「輪」哪?
又過了一年,我的身體已經非常不好了,坐「二等」(坐在自行車後座兒上)都不行,只能是坐在車上讓人推著,感覺沒準兒哪天說死就死了。可我還是想活,於是我想起了工友跟我說的那個「輪」字。我就讓老頭子去找。他去了市裏,一找就是三天,才算在市裏找到了當地法輪功義務輔導站的站長。那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站長幫我聯繫到了輔導員。我本來想請一本書,讓老頭子回家給我念,我聽著學。可因為當時書很少,我也不認字兒,當時就沒給我。輔導員問我老頭子我能不能到煉功點上去,老頭子說不行,身體太不好。輔導員說那我明天去你家教她吧。
到家老頭子跟我一說,我說:那不行,不能麻煩人家到家裏來,明天你送我去。第二天我讓老頭子早早的把我送到煉功點。一見到輔導員,我突然感覺一下子身體就舒服了,也沒仔細想就對老頭子說:你回去吧,我今天可以走回去。輔導員教我煉功動作的時候,她非常驚訝,說我就像學過一樣,幾乎是一念口訣就能跟著做下來。當天煉完功,我真是自己回家了,那條路健康人平時也得走二十多分鐘,可我那天沒用扶牆就自己走回了家裏。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那年我五十七歲,我記的特別清楚。
從那以後,我天天煉功,一天比一天精神,甚麼都能幹,也甚麼都搶著乾。家裏、外頭的活兒我都幹,可勤快了。以前我的手背像老樹皮一樣又幹又裂,隨著煉功,裂縫兒都合上了,肉皮兒也嫩了。那時候,我精神頭兒可足了,天天拎著錄音機,抱著橫幅,為大夥兒煉功做服務。因為我有熱情,大家還讓我當了義務輔導員。
我是得法三個月後才有了書。我不識字,別人念的時候我也端著看,可是看不懂,心裏特別難受,特別著急。有一次,因為想看書,想自己認字兒學法,我就抱著書對著師父的法像哭了,哭的特別傷心,身上都哭濕了。哭著哭著,突然感覺沒有淚兒了,腦子裏有一個聲音說:「不會就學呀!」我知道這是師父在點化我。我趕緊找來紙、筆,對著《轉法輪》一個字一個字的照著畫,字兒很大,當天畫了十多篇兒。當天晚上我打坐時,忽然看到一張張的紙都攤開了,一個個大字兒往眼睛裏蹦,於是,我認得字兒了!
一九九九年,我看到師父的《加拿大法會講法》時,看著看著就哭了。老頭子問我怎麼了,我說師父講的那個不認識字的老太太識字兒的事兒,說的就是我呀!
二、見證「四二五」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的前幾天,我聽說了天津學員被抓的事兒,就想到要去北京。四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去了市裏的火車站,路上還遇上了同修,我們一塊兒買了票,準備上車。結果警察看了看我說:「像,很像。」我說:「像甚麼?」他們也不說,就把我和其他同修一塊兒在候車室裏圈了起來,不讓上車,一會兒又強行給我們退了車票,每人少退給八塊錢。我說這太不講理,不讓我們上車,退票還少給八塊錢。他們也不搭理我。
後來半夜兩點多的時候,看著我們的兩個警察一個往南邊兒看,一個往北邊看,當中沒人兒管了。我一看機會來了,就和另一個同修跳了出去。另外兩個同修一看我們跳出去了,他們也跳了出去。一會兒聽見後邊有人追我們,他們三人說我是騎自行車來的,讓我自己回家,他們打車走。我正推著車子,看見他們進了一輛紅色出租車,我使勁兒一揮手,「等著我!」說著鎖上車子,緊跑幾步跟著鑽進了出租車。然後,我們一塊兒來到了鄰縣的一個火車站。早上六點多的時候,我們買票上了車,八點多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們上了出租車,告訴司機說上府右街,司機說:「我直接把你們拉中南海去得了!」到那兒一看,那條街上已經有好多人了。一看就知道,都是各地來的同修,我們就自動排在了隊後邊。又過了一會兒,回頭一瞅我後邊又排了很多人,排隊都拐彎兒了。為了不耽誤馬路上走車,大家都站在馬路牙子上邊,整整齊齊的,有一點兒垃圾都馬上撿起來。我們旁邊站著好多警察,隔三、兩步就有一個。警察看我們表現這麼好,也不管我們,站在我旁邊的兩個警察還互相說:「他們怎麼做這麼好?回去咱們也看看這本書。」
那天晚上有同修傳過話兒來,已經答覆了,咱們可以撤了。於是大家就邁著步子漸漸離開了,一個喧嘩的也沒有。
回到家後的第二天,老頭子的一個同事告訴我:「大姨,廠裏開會了,說法輪功昨天到北京鬧事兒去了……」我一聽一下打斷他:「你別說了,不是那麼回事兒。」他吃驚的問:「你咋知道?」我說:「我去了。」然後我把整個前前後後的過程跟他說了一遍,他不吱聲兒了。
後來辦事處把我們小區的同修都找去了,問他們誰是輔導員,誰去了北京,大家都不說。我去辦事處的時候,他們正在盤問。我說:「別問他們了,我就是輔導員,我去了北京。」然後我把我知道的事情一股腦兒都跟他們說了,還有派出所的。聽完了,他們沒啥話說,我就回家了。後來我還給了辦事處的張主任一本《轉法輪》,也給了我們派出所的一本。
三、師父幫我化解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們當地的站長被抓了。我和周圍的另外四個同修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的張所長一見到我就說:「我知道你怎麼回事兒,你還敢上這兒來?!」我說:「為甚麼不能來?這兒吃人嗎?」然後我們向他講法輪功是怎麼回事兒,是政府誤解了我們,我們都是好人,要求他放人。他說:「研究研究就放。」然後他看著我說:「我給你相相面吧,大姨,你這人真善良,你得活一百多歲,回家好好煉吧,這是我的電話,有事兒來找我。」
後來,他們用丟工作威脅我兒子,讓兒子勸我放棄修煉。我兒子說:「我媽不煉功都得死了,活著就得煉,你們還別拿我這個小班兒嚇唬我!」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派出所的警察突然闖進了我家,說要看看,我說絕對不行,因為我沒犯法。後來他們軟下來,說:「你自己翻,讓我們看看就行。」他們看見油漆(寫真相標語用的),問我這是誰的?我說:「我買的。」他們問:「買這幹啥?」我說:「油點啥還不行啊?!」然後他們又翻到了大張的紅紙和黃紙(寫真相標語用的),又問:「誰買的?」我說:「我買的。」他們說:「有發票嗎?」我說:「你家買張紙還要發票啊?」最後,他們看到了門後的一卷白紙,裏邊是同修寫的大字「法輪大法好」等。他們問我:「這是甚麼?」我一把抓起來遞給他們:「你自己看吧。」他們猶豫了一下說:「算了,我們不看了。」整個過程,他們就是啥都沒搜著,其實我家啥都有,我知道是師父在保護我。
派出所警察臨走的時候說:「明天八點半去派出所找我們。」我說:「不用,八點一刻我準到。」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去派出所,這時已經上班走了的兒子突然回來指著我說:「你不能去,去了就由不得你了,你有病了。」兒子態度反常,也不管我叫媽,而且說完就走了。我馬上悟到,是師父用家人的嘴在點化我,不能去。剛想到這兒,突然一下子仰著臉倒在床上,四肢耷拉著,一動也動不了,就像電視上演的被點穴了一樣。我趕緊喊老頭子,讓他把我的腿挪到床上來。老頭子一看很著急,「你還清醒嗎?」我告訴他:「特別清醒,就是動不了。」然後,老頭子給我單位打了電話,還去了派出所,告訴他們我去不了了。單位領導來了,問我怎麼這樣了?我說是昨天被他們(派出所)給氣的,隨便抄我家。單位領導答應找派出所要個說法。
中午的時候,孫女兒來了,「奶奶,你得吃飯呀。我給你泡了一點兒粥,還有一個鹹雞蛋,可你怎麼吃呀?」我想也沒想就說:「坐起來吃。」說完就坐起來了,該幹甚麼幹甚麼,甚麼事兒都沒有了。
一場迫害化解了。
四、我這樣對待監視我的人
一)、二零零二年的時候,一塊兒住的有這麼倆口子,都反對大法,經常說大法的壞話,還總偷偷監視我。有一次我和她一塊在超市買東西,她開始拿出一百塊付錢,服務員說找不開。她說那我就再去拿點東西。可是回來的時候她手裏的一百塊錢怎麼也找不著了,急壞了。這時,我發現貨架子上有一百塊錢,翹著一半兒還一忽閃一忽閃的動呢。我指給她,讓她拿下來,她當時感動壞了,一勁兒問我吃甚麼,要給我買。
又過了幾天,我們在廁所碰上了,她說突然頭暈,要找個電線桿兒抱著穩一會兒。我說:「你就拿我當電線桿兒吧。」於是她抱住我,一會兒好了。出來的時候,正趕上她老頭子在找她,想跟她要錢去洗澡,罵罵咧咧的,尤其看到她跟我在一塊兒,更不高興了。她一聽就想回家給老頭子拿錢。我說:「你剛好點兒別跑了,摔著怎麼辦?先從我這兒拿吧。」於是我拿了十塊錢給她。
那天回家後,她把這兩次發生的事情都跟老頭子說了。第二天她老頭子專門來找我道歉,並且說真的相信法輪功是好人了。
二)、一塊兒住的還有一對吃低保的倆口子,聽了社區的命令,整天在我家對面七、八米的地方監視我。因為女的是我孩子的同事,還總裝出跟我家很親近的樣子。後來被我發現了,直接走到她對面,甚麼話也不跟她說,就是發正念清除她背後的壞東西。結果她受不了了,告訴社區不幹了。為此社區書記來找我,問我那人不幹了怎麼回事兒?我反問他,不是你讓她來看著我嗎?還問我怎麼回事兒?她怎麼了你應該問她,我不知道。
五、「六一零」主任說:我決定不帶你走了,你做的太好了!
二零零三年,市裏六一零下令非要帶我走,單位怎麼也保不下來,於是他們就一塊兒來到我家。市裏一個,單位六個,一共七個人。
我說:你們帶我走可以,但是得說明理由。書記,你在這兒,我原來是老病號兒、重病號兒,現在是不是一分錢的醫藥費也沒有?別人是不是都是幾萬塊?是不是因為這個把我帶走?還有,咱們單位這麼多年沒開工資了,很多人都找過你們,我一回都沒找過,是不是?還有,上次開了兩個月的工資,一共六百多塊。我當時還拿著幫別人買東西的二百多塊錢,總共八百多塊。這些錢當時都放在我包兒裏。我想:這麼多年沒開工資了,這回我得給孫女兒買點吃的。等我到店裏買東西的時候發現,包兒裏一份錢也沒有了,都被小偷兒偷走了。我回家後特別蔫,一點兒精神也沒有。兒子怕我傷心說給我補上,我沒要。有人勸我再向單位申請補助,我也沒去,因為我不能給別人、給單位添麻煩……
我正說到這兒,這時一個人站了起來對我說:「大姨,我是市六一零辦公室主任,我姓韓。我決定不帶你走了,你做的太好了!」
上車前,小韓再次握著我的手說:「你做的太好了,有事兒找我。」我說:「是我師父教的好,法輪功的書我這兒都有,你要看就到我這兒來拿。」
再說一件近一點兒的事兒。我老頭子年初檢查出了癌症,醫院說要動手術,可是扒開肚子一看癌細胞都長滿了,大夫甚麼也沒動又給縫上了,說最多再活三個月。可是現在六個多月了,我老頭子活的越來越精神,你說咋回事兒?因為他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