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劉淑賢在北京上訪、講真相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作為從九九年到零三年，多次進京為法輪功上訪說句公道話而多次遭受邪惡迫害和關押的我，至今才開始揭露迫害，真是太慚愧了。提起筆來淚眼朦朧，這麼多年，對那些迫害不願回憶而又刻骨銘心的迫害傷痛，回憶起來真是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我是九八年因身體不好在同修的引導下走入大法的，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開始，我和同修準備去長春上訪為大法討公道，結果被十四歲的兒子發現，告訴了他爸爸截回了我，我想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在祛病健身的同時，還會使人的道德回升，這麼好的功法怎麼就不讓煉呢？政府肯定不了解，我一定找機會去上訪。

第一次去北京

九九年十二月份，我再次抱著為大法和師父鳴不平的心，和一年輕的同修衝破重重阻力，和家人的攔截，從吉林轉四平，再到北京。在火車上，警察挨個盤查，一名男子當時就被帶警衛室，我和同修都沒帶身份證，我想可別查我們，結果那個惡警剛問我們有沒有身份證，就過來一警察把他叫走了，我知道這是師父看我們心在保護我們哪。

來到天安門時正是上午八點多鐘，警察盯上來問，是來上訪的嗎？說著就把我倆送上早就準備好的小車裏。車上都是上訪的同修，不一會又送來四、五位同修，車裏塞得滿滿的，把我們拉到前門派出所，那裏有好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當時有正在遭毒打的，還有的被關在鐵籠子裏，還有被帶走的。到了晚上惡警把我送到吉林省駐京辦，收我們的物品驗身，哪都翻，二百多元錢被洗劫。

非法關押二十四小時，第二天下午四點多鐘，戴著手銬把我們送上吉林的火車，下車後被我鄉村支書和派出所指導員劫持到當地派出所，非法審訊後，又強迫按手印，照相後。又把我們劫持到越山路拘留所十五天，逼迫家屬交了三百塊錢的伙食費，強迫坐板，第二天是元旦，木板床上一床被子也沒有，吃的是發霉的玉米窩頭，帶泥的白菜湯，一姓樸的惡警天天辱罵我們，說我們影響了她獎金。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五，我們幾個同修準備到市政府去洪法，講真相，還沒等走呢，就被村幹部劫持到鄉政府，好幾個村幹部看著我們不讓回家，給我們十多個大法弟子唸誣蔑大法的報紙，一直到天黑才放我們回家。後來才知道他們事先知道大法弟子要去市政府講真相，有的直接去市政府抓人，我們一早上在家就被截住了。當年的三月份，中央開兩會，鄉政府，和當地派出所及村長又把我們劫持到一中學，怕我們上訪看著我們。我當時家裏開飯店，為避免他們找我只好跑到市內的親屬家，可晚上村長和派出所指導員帶著丈夫找來了，硬把我從哥哥家劫持到二十四中學，連家都沒讓回，晚上停電，進屋黑黑的有十幾個同修在裏面，在這每天吃飯還要花十元錢，兩會結束後又用大客車把我們拉到鄉政府，把我們家屬都叫來，逼著我們寫不煉功、不上訪的保證書，有個同修不寫，她丈夫從家裏拿來一根木棒，把同修的腿都打青了，她媽媽和姐姐都來逼她寫，最後替她寫了保證書，我兒子、丈夫及親屬也逼我寫，當時因得法時間短，沒能悟到不應該配合邪惡，也違心的寫了，才放回家。

第二次去北京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們三個同修想再次進京上訪，結果她們倆被家屬發現，未能走脫，我決定自己去。我從小就膽子小，自己沒出去過，經過兩天的思考我戰勝怕心，到批發市場買了線衣、線褲，一頂帽子和一個背包，坐上了開往長春的火車，到長春又買了北京的火車票。當火車經過公主嶺時，我不斷地向外看，心裏說不出的難受，這就是師父的家啊，可如今不管我修煉的怎樣，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為大法為師父說句公道話。為了不讓別人看到我流淚，我戴上了口罩，此時感到後背有一個圓東西上下轉，可能是師父在給我調整身體吧，因為我平時後背疼。到京後，通過同修事先告訴的地址，我順利的找到開旅店的一同修家，我就和其它市的同修出去發真相資料。每天都有大法弟子到天安門打橫幅，一個海口的夫妻同修抱著幾個月大的孩子，打橫幅丈夫被抓走，妻子抱著孩子回來了。

過了三、四天，我和幾個外省的同修來到天安門，我們把真相橫幅藏在袖子裏，有在前門的，有在大會堂附近的，從不同的角落，把橫幅打開，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當時一點怕心也沒有，幾個警察一會跑那邊奪橫幅，一會跑這邊搶橫幅，那場景至今還是記憶猶新。我使勁的抓住橫幅不撒手，最後被他推倒搶走了橫幅，拽著我衣領推上了早就準備好的小車裏，腳踩在我的背上，不讓起來直到車裏塞滿了人，才叫我們坐下。有幾個同修臉朝向車外，不斷地好「法輪大法好」，廣場上都往車這邊看，車開動惡警就開始打我們。有的同修還有剩下的橫幅，就把手伸到窗外，讓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和喊聲飄盪在北京的廣場和上空。

警察把我們劫持到前門派出所，我又看到了好多大法弟子，有的被關在鐵籠子裏，有的在過道靠牆站著，尤其男同修承受的更多，幾個惡警當著那麼多大法弟子的面，對他們連踢帶打的不說，還用拳頭往頭上、前胸猛打，還用腳踢下體，真是觸目驚心啊！我被帶到後院，大約有三、四個同修在那站著，都在背《論語》和《洪吟》。惡警時不時的過來拽男同修，不跟走就開打，弄走後更不知道怎樣折磨了，大夥一起和惡警拉扯著，不讓他們把人帶走。

過一會惡警打開後院的角門，一輛帶篷的汽車，幾個人一夥，把我們拽上車劫持到白子房公安局，到那就讓我們脫衣服，只穿一個褲頭，衣服、褲子、兜子都翻個遍，錢和翻出來的東西都被拿走，惡警輪番審問我們一晚上，軟硬兼施問我們家住哪，叫啥名字，一會說你是東北的，一會又說別的是南方的，我們警覺起來，明白他們要從我們說話的口音判斷我們是哪的人，再問甚麼我們都不開口說話了。到了後半夜，一個自稱是副局長三十多歲的警察把我叫走到值班室，屋裏就一張床、一個桌子還有凳子，進屋後他插上門，說咱倆好好嘮嘮，你還沒吃飯吧。其實我快兩天沒吃了，他掏出錢叫人給我買點吃的。不一會那人買了麵包和礦泉水還有鹹菜，這個副所長說大姐，我在公安大廳裏聽過你們師父講法，當時我也不知道師父都在北京哪講過法，他又說這個功既然這麼好，我就不明白你們在家煉不行嗎，跑到這還抓你們多犯不上。我一聽他聽過師父講法，給他講了為甚麼要來北京，告訴他千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認真的聽了好長時間，臨走時一再叮囑我吃東西，他走後我在床上睡了一小會。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被一惡警把我叫起來繼續審問，他說今天再不說姓名地址，就送走，下午就把我送到宣威分局看守所。警察從我說話的口音中判斷出我是東北的。到了牢房時正好是吃晚飯的時間，我看見倆個老年同修，頭上戴著監獄特製的像騎摩托車戴的帽子，有個像膠帶的東西，正好堵住嘴，別人告訴我她們剛提審完，「表現不好」才給戴那個的，睡覺時才允許拿下來。

屋子有十平方左右，去掉睡覺的板床，只有一小條過道，水池加便池和一個大便用的馬桶，那邊幾個其他犯人睡覺的地方不但寬敞，還有被子蓋，我們這邊要一顛一倒還得側身睡，晚上上完廁所就沒地方，好在我們都是大法弟子互相謙讓，我把事先從家買的線衣送給了同修。

第二天我們就絕食了，惡警又把我們帶到醫務室，對一位老年同修大打出手，因為這個同修不配合邪惡，有一個副所長氣的脫下衣服，囂張的說我這個副所長不幹了也要制服你，叫幾個惡警把同修按倒，兩個按脖子，還有踩腿的，獄醫把事先準備好的奶加鹽用塑料管插進鼻子，一邊灌一邊罵，還說你還能比上江姐呀，灌完後又戴上那種帽子送走。接著輪到我了，我心想能怎麼的，來時也沒打算就能回去，並告訴同修我萬一回不來告訴我家裏存摺在哪，看同修挨打折磨心裏也緊張，到我了反而不怕了。獄醫和那個所長把我按倒在地上，一邊抓著我的衣服領，同樣踩著腿，塑料管插進去又拔出了，再插再拔反覆好幾次，一邊罵著一邊說讓你好受好受，現在都不願回想當時的場景和滋味。

又過了幾天只提審、沒再給我灌食。半個月後，惡警叫我收拾東西叫到審訊室，對我說長春辦事處來接我們了，因為當時沒經驗怕被劫持到長春，就說是哪的了，惡警把我們帶到長春辦事處，天黑了把我一個人關到屋子裏，也不讓吃飯，第二天早上，把一共有四十人左右吉林省的大法弟子，叫到一起排好隊，兩人一副手銬送上火車，晚上我被帶到吉林辦事處，那裏有十多個同修。幾個同修對我說，只要交一千元就放人，他們不管你上不上訪，煉不煉功，進來幾次就交幾次的錢，我心想江魔迫害這麼多人，地方又鑽空子得貪多少錢啊，因為當時進京的大法弟子很多，不給錢就送走拘留或勞教，我當時錢不夠，一個同修給了我幾百湊了八百元交上就放了我。

還沒有回家就第三次去北京

坐火車到吉林，我就給鄰居同修打電話，她來接說了家裏的情況，說上次和我一起去沒走成的也去北京了，我沒回家來到親屬同修家，打聽他妹妹要去北京的情況。兩天後我帶著幾個同修又踏上去北京的列車，親屬同修早已安排好住處，我們在那裏一波一波的，出去打橫幅發資料。

當時北京如臨大敵，到處是警察便衣，見人挎包就翻，我們發現情況馬上就換租房子，幾天後我和同修又來到天安門廣場，我看見有十幾個外國人排著隊走，我就把準備好的橫幅從袖子裏掏出來，高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跑過來的便衣一把搶過橫幅，來捂我的嘴，我不停地喊，因為有外國人在場，當時沒敢打我，又把我們拉到廣場派出所，後院還有好幾百個同修，高聲背《論語》《洪吟》。傍晚，把我們拉到石景山看守所，剛一進院就把錢收走了，進了屋挨個的抽血，量血壓。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送進牢房裏，我們繼續絕食睡在離地約一尺的木板上，冰冰涼，一床被褥也沒有。因為人太多，最後水泥地上也住滿了，凍的我們也睡不著覺。河南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年同修，女兒新給買的五百多元的毛衫也被犯人搶走；還有一女教師同修穿的鴨絨衣，毛衣毛褲也被搶走，大冬天的她走時只穿了一個犯人的運動服，我的羊毛衫也被要去了。她們除了吸毒的，就是盜竊或是賣淫的，都睡在床上，我們作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好人，卻睡在水泥地上，還要被這些犯人看管，打罵，晚上所謂的牢頭還叫犯人把門開著，凍我們不讓睡覺。晚上我就做個夢，在一個土坡上，黑黑的天刮著風，我被風吹的站不住，這時有兩個穿黑衣服戴著口罩的蒙面人，拽著我還掐我的脖子，我被掐的喘不過氣，就只哼哼被同修叫醒，同修說明天肯定提審你，穿黑衣服就是黑狗子，惡警。我覺得是師父點化我，知道我膽子小叫我提前有個心理準備。

第二天早上，惡警就喊我的編號，因當時我沒報姓名，兩個惡警連拖帶拽的把我帶到審訊室，問我地址姓名，還說了一些攻擊師父和大法的話。我當時正在絕食，人瘦的不像樣，晚上那些犯人把我們趕到水泥地上，也沒被褥，還開著門大冬天的，凍得根本無法入睡，那兩個惡警一看我站著都要睡著，就過來掐我的脖子，還罵我，罵師父，把我掐的喘不過氣和夢到的一樣。還有一個惡警拿著師父的塑封法像，使勁地砍我的腦門，用拳頭打我腦袋，見我還不說，實在沒辦法把我送回來，腦門腫起來。晚上十點多又把我帶走，我還是不說，惡警叫我坐在一個倒放的小缸上，又硬又涼，我睏得不行了、要倒了，光聽他們問這問那的，可能那一念沒有怕的成份，惡警叫我到水房洗臉，天已經快亮，把我拖回牢房。河南的六十多歲的同修，在提審時被打了幾個嘴巴子；還有的同修被打的腿屁股黑紫色，這些惡警根本沒有人性，多大歲數都打，要不是親身經歷和親眼見證，自己都不會相信的。

大約在石景山看守所關了十天，又把我們弄到河北省涿州看守所，到了這我們繼續絕食。第二天早上，兩個女惡警來翻衣服和兜裏的錢，說走時再還我們，我們就信了自動把錢拿出來交給她們，我們是四人一屋，床上有草墊子，總算睡睡覺了。又挨個過篩子，我們在北京都沒說，到這更不能說了，天黑時又抓來幾個大法弟子，是準備上北京在火車上劫持下來的，晚上審訊她們時，一同修被打的屁股和腿都是青紫色，她們只呆了一晚就不知道又給弄哪去了。第三天，惡警把我和另一位同修叫去，再次問我們是哪的，說要放了我們，有兩個同修已經被放了，我們還沒說，心想就不說愛咋地就咋地，結果又被關了一天。

第四天又把我們叫去，說放我們回家把交上的錢只還我一百多，說是伙食費，我們絕食根本就沒吃飯，我說，我家遠，火車費不夠，他們也不信，我又說，不全給，我們也不走了，結果又把我倆送回牢房。到了晚上四點鐘左右，總共給了我一百五十元錢，放了我們。天黑了，我倆相互攙扶著，腿軟的上廁所都強站起來，我們邊走邊打聽，找到一家小吃鋪，買了兩碗麵條，以為絕食十來天能多吃點，結果我們兩人才吃一碗麵條，經過打聽知道這是河北涿州火車站，我們倆找了一家不要身份證的平房小旅店，店主見我們瘦弱不堪的樣子，說現在可嚴了，每天派出所都來檢查，沒有身份證不行，我說我們剛從涿州看守所出來，真要來查的我們自己說，店主留下了我們。我打算住兩天再回家，因連續絕食，連走路都費勁，瘦的不像樣。第二天下午我倆正在屋裏煉功，就聽外面有四五個人來查身份證，我打開門實話實說，我倆是昨晚剛從涿州看守所出來的，沒錢回家，等家人送了錢才能走。他們把我們趕了出去。

第四次陪同修去北京被勞教迫害

我倆只好流落在大街上，見人就問哪有不要身份證的旅店。一出來倒垃圾的女店主說，他家親屬也煉法輪功留我們在她家住下，當晚這位同修說是秦皇島的，家人不讓出來，好不容易才走脫，一起的同修沒等到天安門就被劫持了！非得要我再陪他去一趟天安門。

當時我已出來兩個月了，很想回家。她不斷地求我，我一直在猶豫去還是不去？半夜做了一個夢，我和她站在一條望不到邊，也不知是河還是江上，有一個吊橋下面的水又急又黑。我說不敢走吊橋，她站在我身邊蹲下來，站起來背我，還沒等站起來我就醒了。我想這是點化我。第二天我便決定和她一起走，把她送到北京同修租的房子那，還見到了我家鄉的親屬同修。每天我們都會挨家挨戶的發真相小冊子，晚上一起學法切磋。大街小巷都有便衣無論白天黑夜。全國各地的同修不斷地進京，有兩個同修剛被放出來兩天，晚上九點多鐘，又去接從外地來的同修，結果再也沒回來。惡警不斷地查戶口，有一平房內幾個同修還沒來的及撤出來就被抓了。

由於惡警騷擾抓捕，我們不斷的換地方，租房子。快過年了，有一對開工廠的夫妻同修，帶著個小孩，給我們租了一個很大的樓房。在市場附近，北京在家被騷擾的同修也和我們住到一起，我又看到和我當初想一起來的鄰居同修，她們剛從六里橋派出所放出來，衣服和鞋被放上像硬幣一樣的東西，人在哪都能定位，我們及時發現把那個東西扔進火爐子。兩個同修在六里橋派出所，被打的腿和胳膊內側一片一片黑紫色，據說惡警打大腿和胳膊內側最疼，同修說有一惡警用笤掃把上的小木棍打的，叫她跪下，不跪就拽倒了打，惡警還說：「你這麼瘦，還挺抗打的，你要是年輕的我就強姦你。」中共的警察真是連畜生都不如，完全是惡黨腳下的一隻狗，讓他咬誰就咬誰。她們被關了半個月才放出來，到年底有的同修回家了，我的鄰居同修不想回去，我也留下了陪她。

三十下午，我和黑龍江同修出去發資料，天黑才回來，我們包了餃子，北京兩位同修想回家看一看，帶著小廣播（一種播放大法真相，帶電池用的，定上時間就響）說要在他家平房上放，結果這兩個同修走了後再也沒回來。正月初二，我們分成兩組，北京的兩位同修一組，我和鄰居同修加上一個小同修一組，我們進了一個門洞後，我發現附近電話亭有人打電話，好像盯著我們，於是我們又換了另一棟樓，小同修在地下室發，我去了樓上，不一會就聽到小同修被綁架了，我剛走到樓下就被早就等在那的便衣拽到大街旁邊的治安亭，逼問我們是哪的，又把我們劫持到白子房派出所，那個上次搜身的女惡警看又是我，就開始罵。我上廁所看到鄰居同修也被綁架了，天黑時又換人審訊我們，見我們甚麼也不說，第二天把我們分別送到宣威拘留所，小同修是第一次關兩天放走了，我和鄰居同修一直關押到三月十幾號，期間受到了各種提審和挨打，踢罵等折磨。

零一年三月份，宣威分局強行勞教我和同修兩年，把我們送到北京勞教調遣處。剛下車兩扇門就打開了，惡警好像惡鬼一樣各個手裏拿著電棍，逼我們蹲下然後一個一個領到審訊室，用電棍打我們的頭，逼問姓名地址，又把我們趕到屋外。寒冷的冬天叫我們只穿一個褲頭站在外面，把衣服褲子還有他們賣給我們的被褥撕破拆開，找師父的經文，我們都被凍得瑟瑟發抖，稍微慢一點就會招來一頓毒打。晚上把我們送到各班，由其他罪犯看著我們，不讓說話，誰要和同修說一句就會連打帶踢的。打飯時自己拿碗到外面半蹲的姿勢排隊，等排到時還得說隊長好，蹲的姿勢不對或忘喊了隊長好謝謝，就得挨罵挨踢或不給飯；吃飯時間不得超過十分鐘，上水房洗漱大小便就十分鐘；走路時不能抬頭，不能說話。

每天除了吃飯十分鐘，從早上五點一直幹到晚上十二點，有時活多就要幹到凌晨三四點，手上都是磨出的血泡，有的還在淌著血。晚上叫我們到倉庫裏抬木板睡覺，第二天再一塊一塊的抬回去。沒活幹時就排成隊站那背監規，寒天雪地的晚上，叫我們坐在凳子上在外面看惡黨的電視，有的同修只穿一條毛褲。每天都是在緊張壓抑中度過，真是人間地獄呀，不到上廁所時不許去，有的同修憋不住就拉褲子或尿褲子，這樣的事經常發生，要不是自己也在這裏遭到迫害，親眼目睹這一切，真不會信這事是真的，現在的社會居然有這麼陰暗的地方。

零一年三月份，北京勞教調遣處拉著兩大客車的同修，在車上不准我們抬頭，誰抬頭就照腦袋上一棍子，下車時才看到是北京新安勞教所，在走廊裏又把我們的被子撕開，在棉花和被套裏翻來翻去，然後叫我們把被子重新縫上，晚飯後，就叫三四個新「轉化」的幫教，在一個大水房裏，她們坐著小板凳，我們蹲著。十一點多了我睏的不行也不讓睡覺，我困的已經聽不清她們說的是甚麼了，她們就叫我站起來說你不是神嗎，怎麼還困？我站著都倒了，她們就叫我一次又一次的洗臉，沒完沒了的說這說那，一直到三點多才放我回去。

同鄉的同修被分到隔壁的班裏，幫教叫她寫「三書」不寫就罵她、打耳光。我所在班的隊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審問我怎麼不寫，還說我糊塗，把我放回班後，叫兩個人看著我，幾個班合一起，在走廊裏看攻擊大法的錄像，整晚整晚不讓睡覺，上半夜在水房裏換著班的「轉化」我，軟硬兼施逼我寫悔過書；後半夜再換人。由於法理認識不清，被邪悟的人欺騙隨著「轉化」了，我心裏從沒有過的難受，不斷的哭。隨後，勞教所不斷的用超負荷的勞動迫害我，甚麼包筷子織手套、做拖鞋、拔草、擇羊毛，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

新安勞教所有個集訓隊，是個嚴管區，把不「轉化」的都關在哪，每天就兩個窩頭，幾個人換班圍著，不讓睡覺開著門凍你，還得蹲著站起來就又電棍電，或讓做飛的都做，變著法的折磨直到「轉化」為止。有個學員，「轉化」後覺得不對又走回來，遭到不斷的毆打和折磨，不讓睡覺，在走廊裏從臘月二三十，一直站到正月十四，站在牆角還得把手對著褲縫，臉對著牆，旁邊有幫教看著。新進來的大法弟子被弄到水房裏，不是蹲著就是做飛機式無休止的折磨，「轉化」後也不放過，每天看惡黨的戰爭的片子，還要寫心得體會，沒寫完就不讓睡覺。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年同修，胃痙攣疼的她直打滾，勞教所也不管，還不放人，兒子也被抓了。

北京女子勞教所是新蓋的，零二年春天把我們弄到這，一進院像個「童話世界」，可這裏卻隱藏著更嚴重的迫害，國外記者要來採訪，把我們叫到院子裏，又是跳繩，又是唱歌跳舞的，好像這裏不是勞教所。食堂黑板上寫的菜譜裏，不是肉啊就是餃子或餡餅，其實在這裏連過年都吃不上餃子，白天我們不斷做不同的手工，晚上一般勞動到凌晨兩三點鐘，窗戶上掛著厚厚的窗簾，遮擋的燈光，不讓外面人發現我們晚上幹活的真相，抽空還讓我們不停的看邪黨的東西，一邊看一邊讓我們做手工，誰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

每隔兩個月就送來一批大法弟子，使用各種手段，威逼利誘，強制「轉化」。有一個十九歲的小女孩，父母都是大法弟子，已被迫害的不知去向，小女孩在調遣所就被迫害的很嚴重，每天大流血，精神恍惚，到這以後好幾個惡人繼續迫害她，在水房裏一宿一宿的不讓睡，她不洗臉，惡警就讓其他犯人對孩子劈頭蓋臉一頓毒打，抓頭髮使勁往水池子裏浸。只要不「轉化」的，就被關在一個冷屋子裏，開著門凍著，一天給兩窩頭，無數大法弟子，每天都要承受著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

兩年後回家，還繼續被騷擾，派出所還讓寫所謂的保證書，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跟著你，一直到零八年，邪黨人員一直不斷的如影隨形的跟我、迫害我一直到我搬走了，現在還時不時的問我現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