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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勞教制度的罪惡(中)

——讀王海輝自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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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接上文

高牆掩蓋的魔窟

勞教所的高牆就是一塊遮羞布,一切違法行為在這裏可以堂而皇之。北京團河勞教所原來還有吸毒隊,可是從建隊開始,就有警察一直在那裏賣毒品給勞教人員,與警察勾結的販毒團夥多達十幾個,大概是2002年的時候,被一個勞教人員舉報後,上面才開始裝模作樣的查處,撤了一個副所長,並撤銷了吸毒隊。有個因盜竊而被勞教的人,在吸毒隊當班長,還在勞教所裏學會了吸毒。

北京勞教所很長一段時間的勞動產品是一次性筷子,就是在木製的一次性筷子外面包一層紙,然後按一定數量捆成一捆。包筷子完全是手工的,木頭筷子就堆在地上,每雙筷子都要包上一張紙條,取紙條的時候很多人就往手上吐唾沫,由於勞教所本身衛生條件很差,上完廁所幾乎洗不了手,甚至有些勞教人員在感冒時直接用紙條擦鼻子,擦完的紙再包筷子。我在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上研究生的時候,電科院食堂就是用的這種筷子,當時電科院周圍很多小飯店裏的都是這種一次性筷子。那個紙條上還寫著「高溫消毒」。據一些多進宮的勞教人員講,2000年前北京調遣處是平房,衛生條件更差,一次性筷子就堆在地上,被來回踩。這種一次性筷子,也許是世界上最不衛生的筷子了,要是這個作坊在高牆之外,也許早就被取締了。

面對警察們的打人、索賄等違法行為,許多勞教人員也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訴,但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的警察違法行為根本得不到起碼的懲罰,所以勞教所裏警察針對普教的違法行為都是明目張膽的進行。而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他們多數情況都要進行掩蓋,一個是怕國外媒體曝光,再一個就是其邪惡程度連他們自己都覺得空前絕後。有一次馬三家三大隊的教育幹事蘇巨峰對我說,你看對面的大北(監獄),表面上看著很嚴,但是管理還是很規範,犯人多數的合法權利可以得到保障,而我們勞教所一般都是違法較輕的人,但是沒有進來過的人不知道這裏那麼嚴,那麼亂。當然監獄裏的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也是同樣重的。

勞教所是個黑染缸,在這裏警察和勞教人員互相學習,共同變壞,在勞教所裏工作時間稍微一長,絕大多數的警察說話舉止就完全是流氓式的了,滿嘴髒話、下流話,動不動就打人。在幾年前,馬三家勞教所男隊都是出外工,一個馬三家的警察看見路邊停放著幾輛自行車,警察就叫勞教人員搬到拖拉機上,偷回了勞教所。自從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以後,勞教警察大幅擴編,有些大學生通過報考公務員當了勞教警察,這批人剛進勞教所時還比較好,一般不會打罵勞教人員,可是過段時間多數就變壞了。三大隊有個警察叫支順昌,河北人,自稱中學時與法輪功學員王博是同學。他到勞教所後,好長時間都不會打人,專管大隊成立時,他也被調到三大隊,在給勞教人員開會時,他感歎說,在當今社會上,不變壞是沒有前途的,還是變得壞一些吧。不久以後他也開始打人,他雖從未打過我,不過每當我向他請求上廁所(在車間裏,上廁所需要警察批准),他從來都沒有同意過。警校畢業的學生一般很快就變壞,例如有個姓於的隊長是警校的畢業生,他來了不久以後就會打人而且非常狠。還有部隊轉業的一個隊長叫王飛,他是一個剛來就會打人的警察,連一些普教都很鄙視他,說他不懂規則就打人,因為在勞教所裏,有的勞教人員是托過關係的,普教稱之為「有托的」,這樣的人警察是不會打他的。後來王飛變得更壞了,成了三大隊最壞的惡人之一。馬三家的警察都自稱「政府」,當時的管教大隊長於江,普教說他是個鬼都怕的壞人,他卻認為自己的能力很強,懷才不遇,他還自稱自己是個合格的警察。有位普教開玩笑說,勞教所就是大流氓(警察)管小流氓(勞教人員)。

勞教所是徹頭徹尾的私營黑工廠,雖然廠房、設備等都是國家投資的,警察還享受著公務員的待遇,但是勞教所生產所得卻悉數歸勞教所的警察所有,無論掙了多少錢都不用納稅。這個黑工廠還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勞動力成本是負的,勞教人員除了無償勞動以外,要支付自己的醫藥費,為了減期、當班長、減少自己的生產任務等等,要向警察行賄。再一個它是合法的地地道道奴隸制──「紅奴制」,這種紅奴制與人類社會過去存在的奴隸制相比都不同,過去的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在多數情況下「主人」都會稍稍愛惜自己的「財產」,紅奴被勞教所擁有的時間只是幾年,所以警察會想盡辦法壓榨勞教人員的體力、財力,境遇遠不如黑奴。馬三家一個班長說,他勞教一年要花8萬左右(大部份的錢是給警察行賄)。在其它勞教所,勞教人員象徵性的每月會得到幾元錢補助,而馬三家一分錢都沒有給過。來自內蒙古的李海龍家裏沒有人管他,本來有時其他人會給他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後來被普教舉報,警察就不許任何人接濟他,他離開勞教所時(已經被迫害成精神失常),警察也不給路費,讓他步行回家。有個幹事告訴我,由於馬三家警察的工資比北京和上海的警察低很多,為了收入能再高點,所以他們不得不讓勞教人員多勞動。

勞教所裏的管理是非常混亂的,不僅每個勞教所都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同一個勞教所各個大隊也不相同,而每個警察的管理又從不循規照章,都是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行事。例如馬三家三大隊制訂了「三大隊管理規定」,其中有一條規定夜裏不許上廁所,剛開始時這一規定是針對法輪功學員的,後來連普教夜裏也不許上廁所了,三大隊有些法輪功學員年齡比較大,許多晚上要上廁所的就被憋壞了,李海龍幾次尿在褲襠裏。男所勞教人員被要求剃光頭,瀋陽冬天最冷接近零下三十度,頭皮剛看著有點黑的時候,就又要剃頭了,由於平時不准戴帽子,冷天在外面待幾分鐘便覺得從頭冰到腳。

在馬三家勞教所不僅不讓看書學習,一般電視也很少看,可是有一段時間三大隊開始組織勞教人員看新聞,主要是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不過看了大概有一個多月以後,有一次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預報要播中國政府抗議美國總統接見達賴的新聞,那天是李猛值班,他趕緊衝過來要求把電視機給關了。從此以後,直到我解教前我們再也沒有看過新聞。社會上的任何負面消息,對勞教警察來說似乎都是件可怕的事。玉樹地震時,勞教所徹底封鎖消息,所裏悄悄降下國旗,很多勞教人員還以為是風刮的呢。更不可理喻的是,北京調遣處規定勞教人員走路必須走直角,走路時雙手必須貼在大腿上,不能擺動。連上天賦予人類的正常行走姿勢都被剝奪了。北京團河勞教所有個特別的規定,每次吃飯前要集體唱歌,主要唱勞教歌曲和所謂的「紅歌」,在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隊,有的 「紅歌」也被禁唱了,例如《團結就是力量》,歌詞裏面有「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他們覺得是影射中共要滅亡。還有「鐵道游擊隊」的插曲裏,有「鬼子的末日就要來到」的歌詞,他們聽說勞教警察被稱為轉世的「地獄小鬼」,就很忌諱這個歌。都不讓唱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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