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樺川縣李景豐自述受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我叫李景豐，男，五十歲，家住黑龍江省樺川縣橫頭河子種畜場，是種畜場的職工。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喜得大法，煉功後不幾日身體的疾病如：脖子痛、痔瘡、關節炎等多種病都不治而癒。我也有了精氣神，工作有上進心，為人善良、熱情能為別人著想。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撿到一千四百元的活期存摺一張，我主動找到失主歸還人家。還有一次我把學法輪功之前白拿科技科拆遷的十多個木門賣的六百多元錢，如數的給人家送了回去。因為學功學法，我知道怎麼樣才能做一個好人，心中有法約束自己。自從煉功後，我身體沒病，也不用吃藥了，給單位和家庭每年省兩千多元醫藥費，我也不和妻子打仗了，家裏也變得非常和睦。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國家公、檢、法、司的政法系統、電視台、報紙、廣播、各種刊物宣傳系統，開足馬力迫害法輪功。

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樺川百貨大樓前和法輪功學員煉功，突然一輛警車衝到我們煉功場地下來幾個人，其中有樺川縣公安局的賈友，還有幾個人扛著攝像機給每個人錄像，公安局的王慶軍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使勁掐，硬往警車裏塞，賈友上前把煉功用的錄音機關掉、搶走，然後把我們非法送到縣拘留所。到拘留所後他們把我的煉功磁帶搶走，我的胳膊也被王慶軍掐青（王慶軍47歲左右，家住樺川縣醫藥公司家屬樓住宅樓一單元五樓左手門，現在樺川縣看守所上班）。第二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他們強迫我們所有的人(包括去佳市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也被非法關押在這裏)看錄像，拘留所的趙傑給打開電視機，裏面竟是中共邪黨誣陷法輪功的假宣傳。樺川縣有個包工頭叫斐永江，幫助看守所做反面工作誹謗大法師父，還照我的後脖梗子打了三大巴掌，拘留所強迫我們每人每天交二十元伙食費，關押三天後放了我們。

那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和杜長吉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在天安門背《論語》證實法，我們正和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圍成一圈正在背書時（這時正是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們準備和人大代表們反映情況，給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不要抓我們迫害。人大代表們都坐著高級麵包車，陸陸續續往人民大會堂裏走，當時周圍都是荷槍實彈的武警站崗，我們根本接近不了人大代表，反映不了我們心聲，我們只好用背書證實大法好），我們聽到有便衣警察用對講機叫來一輛警車，之後跳下來幾個警察掐住我們的脖子，強行推進警車，這時我看到一位老大娘也被他們帶走。警車開到前門派出所。我下車看見屋裏有不少被綁架的各地為法輪功上訪的人。他們強行給每個人拍照，拍完後把我們強迫塞進了十平方米的鐵籠子裏，硬往裏擠四十多人。當時把一個小孩擠的上不來氣直哭。我們就含著眼淚，衝著外面的警察喊：快給孩子放出去！要不就擠死了。其中有一個法輪功學員把自帶的一個桔子分成多瓣給大家吃。（希望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們，不要在無知中在犯罪呀！在真正的助紂為虐呀！等待你們這些被中共利用的幫兇的下場，是可悲的，各地惡報連連，勸世人趕快醒吧，這是我們煉功人對世人慈悲的呼喚。）

在這個小小的鐵籠裏面，當時每個人都感覺呼吸困難，我眼前發黑，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們來了一個頭頭，調來一輛大客車把我們這些人都趕上大客車送往西城監獄。到了那裏警察把我身上帶的五千多元錢扣在監獄的門衛，他們脫光我們每個人的衣服從頭到腳搜了一遍，把我的一個小法輪章也搜走了。有一個警察在非法審我時照著我的前胸口猛擊一拳說：「蹲下」，整個監獄陰森森的，我進到 一個監舍，地鋪板炕，白天叫罰坐板（就是兩手摟住雙腿，往板上一坐，一動不許動，按照他們的規矩，人要進到這裏來必須強行讓我買一套軍用行李，到晚上睡覺時被牢頭搶去不給我們蓋，牢頭長的五大三粗，是因重傷害罪犯判了三年。到吃飯時停止坐板，吃的窩窩頭、沒油的白菜湯，我當時坐板坐的腦袋昏沉沉的，到晚上休息時一張地板鋪大約有三米多長，牢頭自己就獨佔一半，剩下一半擠我們十多個人(其中有兩名法輪功學員、其餘都是犯人)。因為睡不下他們讓我們一顛一倒的側著身子立著睡，一個人抱另一個人的腳，獄裏叫發立肩。

獄裏放的電視都是誹謗法輪功造謠的宣傳。由於快到冬天監舍又沒有取暖設備，我還穿著單衣服，襪子讓吉林省的一個年輕犯人強行扔掉，他還用小腿使勁撞我的小肚子，並嘲笑我。就這樣，白天坐板晚上睡不了覺，整天凍的渾身發抖。到了十一月四日早晨，監獄的警察告訴我說：「你家那邊來人接你了。」我在往外走時在走廊處看到有被提審的大法弟子被打的鼻子淌血自己往監舍走，還看到一個大法弟子腳戴鐐子，手也戴個銬子，把手和腳連在一起，直不起腰來，只好彎著腰艱難的走路。我新買的行李也給扣下了，給我戴上手銬子，由賈友把我拉到一個叫某王府的地方（當時北京西城監獄搜去的五千多元錢，交給了賈友）是清代建築，那裏住著幾個佳木斯公安局的便衣，是專門截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的，他們一個個氣勢洶洶，正在一桌酒席上大吃大喝。後來樺川縣公安局政保科魏佔文把我綁架到樺川縣拘留所。在火車上魏用手銬子把我銬在上鋪的欄杆上一直到佳木斯。又打車把我拉到樺川縣拘留所非法關押,之後魏佔文和楊培增把我又拉到佳木斯南崗精神病院進行法醫鑑定,他們找來一個教授模樣的人假模假樣的做了一番問話，胡說我是「偏執型精神病」，而後聽說我家裏的大姐還給他們八百元錢，又請他們一桌酒席。就這樣他們把我關押九天後，把北京返給我的五千元直接強迫交了保證金（給了張白條子）放我回家。魏佔文在放我之前威脅說：「如果你再去北京就用這五千元錢做往返抓你的路費。」並把我兜裏的二千八百元錢沒收，據為己有。

回到家裏後，我就跟大姐去了撫順。到撫順後我又準備去火車站（撫順南站）到北京證實法，到了南站正準備上汽車，被我大姐和妻子抱住大腿拖住送往撫順市礦燈廠的精神病院，接待我的是個女大夫，等家人走了以後，那裏的大夫像對待犯人一樣逼著我吃藥（藥名叫氯旦平和氯丙嗪），都是麻醉神經的藥物，吃完這種藥後感覺心裏是心慌意亂，那種難受非語言能說的清的。有一次我眼前一黑，便失去知覺。等明白過來已是深夜，發現自己已被綁在床上（用被單扯成的條當繩子）我說我要小便，值班的大夫也不給解開，把手和腳四面拉開綁著，最後尿到床上了。聽那裏的病人說他們給我打了針後，才把我綁上的。在那一個多月的日子裏跟些精神病人在一起吃住，房間裏沒有玻璃，窗口上安些個鐵欄杆，就像監獄一樣。他們也知道我沒有精神病，因家屬給了住院費，所以他們把我按精神病治，他們把送來的正常人也當成精神病來醫治。其中有一個人說話行為都是正常的人，已經被人送到這裏三十七年左右了，他是礦燈廠的，是原單位領導送來的，一直當成精神病人治療，領導幾經變更誰也不想把他接出去，他的患者病歷都變黃褪色了。

離過年只差一天，我大姐把我接了出去。後來我大姐說怕我再去北京上訪，才給我送到精神病院的。另外最主要的還是中共邪黨的株連迫害，懼怕邪黨，才幹出這種違親棄信、助紂為虐的壞事，導致我的家人犯罪，同時又平白無故的花掉我家五千多元錢的住院費。

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又去北京國家信訪局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幾經周折，找到了信訪局，可是牌子已摘掉不掛了，在一個不起眼的偏僻地方門前有幾十個穿著便衣的警察，每個人拎個小凳子（小馬札）在門前溜來溜去的。我還沒等往院裏走呢，過來一個山東口音的便衣對我說：「你是幹甚麼的？」我說：「我是為法輪功上訪的。」這話音一落他馬上喊過來一個東北口音的警察，抱住我的上半身，摟著我的脖子叫來一輛車，把我送到佳木斯駐京辦事處，到那一看已經關了五、六個人，其中一個便衣警察把我叫到另一個屋子，照我的鼻子處就是一個嘴巴子，問我是哪的？後來把我兜裏的三百多元錢搜走歸為私有。然後黑龍江省樺川縣橫頭山種畜場的場長王文軍(我小學的同學)和公安局的賈友，在駐京辦事處用一付手銬將我的右手與另外一位大法弟子的左手銬在一起，為了抵制迫害我就絕食抗議，第二天他們把我倆送上火車買了兩個上鋪，讓我倆人在上面倒著身子伸著胳膊，手仍然扣著，胳膊那種酸痛難以描述。一直到佳木斯車站。他們打了一輛出租車，將我倆銬著送到樺川縣拘留所非法關押。我絕食反迫害抗議，所長趙傑安排幾個犯人給我每天灌食，趙傑從鋼窗上扳下一個鐵把，約15釐米長，叫幾個人將我仰面摁倒摁著胳膊和腿，趙傑用鋼窗的鐵把撬開我的牙齒，往嘴裏硬灌加鹽水很濃的奶粉，我不配合，趙傑說：「啊！不往下咽捏他鼻子。」其中有一個給拘留所開車的二十多歲小伙子也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個小草棍，頭前帶毛毛蟲形狀，往我腳心處來回畫禍害我。他們一看沒得逞就使壞水，把中共邪黨的株連制拿出來整人，把犯人叫來說: 「如果李景豐不喝奶粉，晚上就不讓你們睡覺」，並把沖完的奶粉往每個「犯人」嘴上硬灌，挑動和轉移仇恨。看守員鄒長鵬一進屋對我拳腳相加，並往我腦袋上用拳猛打，抓住頭髮把頭往牆上撞。

在拘留所裏，我仍堅持煉功，趙傑讓倆個犯人看著我不讓煉。大熱天他們用棉被纏包住我，把我摁倒在地鋪上，一動也不讓我動，還有邵雲江掐住我的脖梗子推靠在牆上罵我。有一天，趙傑為了不讓被關押的其他法輪功學員煉功，在走廊上喊：「如果誰再敢煉功，這回就用我新買的兩根尼龍繩把李景豐綁上。」說著並把我弄到走廊（讓其他法輪功學員看著。）狂叫：李景豐你跪下！我當時厲聲斥責說：「我跪師父，跪天地，也不能跪你！」趙傑氣急敗壞地命令兩個犯人把我摁扒下，把我的手從頭頂上往後綁，雙腳綁上往後背上拽成船型的給我綁上。這時法輪功學員扒著門制止他的惡行，他又命人把捆著的我抬到屋裏，又找來一個腦袋纏著繃帶的重刑犯人讓他對付我，後來我失去知覺，也不知多長時間他們才給我鬆綁。

由於我絕食，他們每天就安排犯人野蠻灌食。就這樣每天我都度日如年，喘出的氣都帶臭味，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趙傑讓我上外邊（拘留所院子的菜地）用鎬備地，當時氣溫三十多度，還逼著我備了幾十條壟，許雲飛和鄒長鵬坐在大牆上面看著我。

當時在裏頭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杜少龍，被610（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辦公室的主任王忠武和公安局的魏佔文強迫他九十度大哈腰，掀起後背的衣服用竹批子猛打他的後背大約四十多分鐘，我們在監舍都聽到它們連打帶罵的聲音，等到杜少龍回到我住的監舍時滿嘴是血，有氣無力地往牆根上一靠，當時參與打我的人有鄒偉光，他是汶成崗的人不在拘留所編制內，打我次數最多的就數它。就這樣他們經過十八天的野蠻灌食、打罵我，想逼著我屈服，可是沒得逞。公安局長張雲哲就陰險的派趙傑去我家逼我媳婦要錢，要了四百元錢買兩箱子藥，公安局內一個專職大夫叫王青山，把我叫到辦公室說：「這回給你打針。」說著叫來幾個犯人把我按在床上，硬往血管裏扎針，當時的血管都癟了，他使勁扎也扎不上，我掙扎著把針頭拔掉，他摁著我說：「啊？十多天沒吃東西還挺有勁啊。」這樣強行扎吊針，又過了七、八天扎針時有兩個犯人看著摁著胳膊。

和我一起從北京押回來的閆長友老人，被魏佔文和王忠武打得送回監舍時滿口往出噴血，在地上吐了一大灘血，嚇的犯人馬上報告趙傑，他們把他拉到醫院檢查一番，又沒給拿錢治療說是給內臟打壞了，又把閆長友不知送到甚麼地方關押。在我絕食期間公安局局長張雲哲、610主任王忠武不讓家人和我見面，封閉我在裏頭的任何消息，大熱天讓我媳婦和姪子在外曬著苦等不讓接見，後來他們看我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害怕承擔責任，才不得不把我放回家，我絕食沒吃他們的飯，還一分不少的扣了我四百元錢伙食費。

我回家已瘦得皮包骨，平常我正常體重是一百四十斤，現在被迫害的只剩七十多斤，大腿就像胳膊那麼粗，他們逼著我媳婦看著我，把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害成這樣，致使我的姐姐和我的家人都誤認為是煉法輪功才造成這結果，他們還讓我媳婦跟他們作保證，讓她看好我。

這時，雪上加霜的是樺川縣畜牧局的工會副主席付玉成把開除我的文件交到我手上，文件上寫著開除我的工職，從此斷了我家的全部收入和吃糧問題。剛回家不幾天時，因為我看《轉法輪》書，我媳婦便給魏佔文、楊培增打了電話，他們三個人用車把我騙到佳木斯精神病院進行所謂的檢查，其實質上就是另一種更為陰險歹毒的迫害，名義上是當精神病治，其一是破壞法輪功名譽，二是他們所便於迫害關押。所以在醫院的門口我就想明白了他們的這一切陰謀詭計，於是我拖著極度虛弱的身子跑進了一個死胡同，不幸被魏佔文和我姪子給強行抓到精神病院，在這裏一呆就是一個多月啊！天天逼我吃破壞神經的藥物，吃完後大腦遲鈍、整天昏昏沉沉、呆若木雞、無精打采，一天就尋思吃，出院那天610的王忠武和另一個人找到我家租住的房子逼著我媳婦簽字(保證監視看管我的單子)。雖然名義上是又回家了，可實際上干擾不斷。有一天我在家看《轉法輪》，被樺川縣城南派出所的警察許長河無理搶走。

在中共一黨獨裁的國家裏，《憲法》就是一紙空文，信仰自由就是一句空話，中共就是權大於法，它才是破壞《憲法》的最大犯罪。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這段被迫害的日子裏，魏佔文和賈友還有我單位場長呂軍多次上我家威逼我妻子，同時給我施加壓力，硬逼迫我寫甚麼保證之類的東西。

有一次樺川縣電視台記者到縣拘留所給我錄像，製造假新聞，他們把我叫去，一進門我就看到有個人在桌子後面坐著，那個人問我：「你還煉不煉法輪功？」我正色說道：「這麼好的功法我怎麼能不煉呢？」問話的人用眼睛看了一眼扛錄像機的那個記者說：「他這麼說怎麼辦？」記者說：「沒事，待會我會把他說的這句話處理掉。」就這樣他們在當晚樺川電視新聞節目中宣讀了我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電視畫面上光看我嘴動可是卻沒我的聲音，說的都是它們強加造假的解釋。全縣人都在看電視，等放我回來後，我兒子（正在讀書）對我說：「爸，我看完電視後心裏可難過了，在學校同學們歧視我，社會上有人冷眼冷語譏諷嘲笑我。」由於孩子太小心靈創傷難以平復，整天上房蓋上躺著，在和平時期，在自己的國土上迫害隨處可見，真是可悲可嘆。

還有一次，孩子在樺川四中上學，城南派出所的一名警察找學校領導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問兒子我的住處，對我的兒子造成驚嚇，當天晚上又上我家騷擾被我訓斥，在一黨獨裁的天下生活哪有平安日子。有一次，那是二零零零年的冬天，我去橫頭山家鄉看望老母親，我打的微型車，前面有一輛監視的轎車，看樣子他們怕我去北京上訪所以路上設卡，監視注意往佳木斯方向去的車，當跟蹤到建國叉道口時，看我的車往橫頭方向去，他們就不再跟蹤了。我就想：我不能老這樣被監視呀？我又沒幹甚麼壞事，所以決定到北京上訪。就在我去家鄉往火車站走的時候，我單位領導呂軍用場部大廣播喇叭進行通知說：「張德君、陳喜余、李河、你們三個馬上把車起動著有事，用你們的車快點，就這樣他們三個私家司機，用車在道路剛下完雪的路面上，搞包圍式的巡視。當時我便決定走山道（因為剛下完雪），我的親四哥和我連襟、姪子、妻侄都在我後面碼腳印追趕，三輛車在幾十里的公路上圍追巡視，當我跑到十多里地的鄉政府，跳進了一家園子裏後被姪子發現，這時鄉政府所在地東朝陽村的廣播也響了，當官的通知兩名民兵起來有任務（當時已是冬天深夜），中共邪黨幾十年來假惡鬥的殘忍本性從來沒變過，一次次的運動，歷來都是挑鬥一部份人去鬥另一部份人、自殘骨肉。因為株連嗎？誰都怕自己落到那可怕的一小撮裏。搞的人人自危，不得安寧，中共多次運動整死八千萬好人，歷史證明：中共才是禍亂之源。百姓屈服於中共邪黨的淫威，邪黨又反覆威逼利誘，我那不明白真相的家人參與對我的瘋狂抓捕，綁架我已幾次，然而，無論誰參與了迫害好人，必遭天懲。我的親人也不能倖免，（我場領導是我的親大舅哥，死跟邪黨不回頭，在二零零五年得了報應，死於癌症，年僅四十九歲，惡報身亡。我的親四哥，也無辜當了中共的陪葬品，跳了防火塔大架子自殺身亡，我的親大哥，也不能例外，難逃天理懲罰）可悲、可嘆，我的親人們那，都是共產邪黨害了他們，不但害了親人，也害了他們自己。

可憐的是我那幼稚的家人們，當時滿以為把我抓住之後把我弄回家了事，哪知道邪黨的幫兇派出所的警車到了，不容我的家人分說把我硬塞進警車拉到橫頭山派出所，進屋才明白所長陳君正在那等著呢，有個警察叫宋俊臣，另一個叫代文明是他給我戴的手銬子，陳君命令代文明給我做提審筆錄，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鄉所在地的村支部書記叫任景芳，他背著手在地上來回溜達，對我說些個威脅的話，還讓警察們好好收拾我。（後來該人得了半身不遂，也就當不了書記了。人在做，天在看，在善與惡的選擇中，人人都在接受上天的判決，無人能出其外）宋俊臣還故意用大法師父的教功圖做成棋盤禍害，代文明把我銬在了暖氣管子上，從深夜一直到天亮，冷的我渾身發抖。參與抓捕我的三位私人車主中，有一人心裏良心發現很難過的對我懺悔：老李老叔，那年咱們去東方紅開荒時，我的棉襖都壞的漏棉花了是你貪黑點油燈給我縫上的啊，我也沒法真不知抓的是你呀！到了第二天早晨，警察們讓我給他們掃雪，之後強行給我照像，強迫交三十七元錢。後來樺川縣來了兩個警察把我帶到樺川拘留所關了三天才把我放了，這三天我一直在絕食抗議。

在中共邪黨的統治下的社會中，好人得不到安穩日子，迫害隨時都在發生。

那是二零零一年臘月二十九日那天，樺川城南派出所許長河到我家謊稱是公安局找我有事核實一下，一會就回來，把我和妻子騙到公安局又非法將我關進拘留所，之後把我妻子放回。公安局局長張桂林在收發室裏正等著呢（早已下好的圈套）張陰陽怪氣地說：「來給你提高提高，給你添個拘留票子。」說罷張就走了，第二天就是萬家歡慶的年三十啊！夜晚萬家燈火，老少團圓，可是我一個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卻被邪黨非法關押在這漆黑的屋子裏，此時此景誰能相信，邪黨好在哪裏呢？

年三十晚上，我妻子和我老姐一同送餃子給我。這次非法拘留，我發現有好多大法弟子都是被這種下三濫的手段騙來的，在門衛室看見牆上掛著甚麼法制學習班的橫幅，坐在前頭有公安局長張雲哲、縣610頭目王忠武、縣宣傳部長陳顯，開始由王忠武宣布：甚麼政府已不讓煉法輪功了，誰要再煉，就判勞教，上午報勞教上午批，下午報勞教下午批，誰如果寫了保證書不煉了，經過陳顯、張雲哲審批合格，態度表現好的，一會兒就放你們回去過年。他們又怕力度不夠，匆忙中將佳木斯市勞教所被邪黨關押迫害而邪悟的張豔玲、王桂娟調來充當說客，做轉化工作，在邪惡威逼利誘下，大約有二十名左右的法輪功學員違心地簽了保證書，然後被放了。惡人達到目的後利用完張豔玲、王桂娟又將她倆繼續送往佳市勞教所關押，最後就剩下我和鄉下一位女學員沒有向邪惡屈服（該女學員後來被送佳市西格木勞教所），因為當時我想到：我也沒幹甚麼壞事，大過年的把我騙來這裏遭罪，轉甚麼化呀？悔甚麼過呀？這裏也不是我們好人呆的地方呀!於是我就從五米多高的監獄大牆跳出來，腳脖子被蹲傷了，腫得很粗，又沒戴棉帽子，兩個耳朵凍得像雞蛋黃那麼大的水泡，大過年的我幸遇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

我的老母親八十多歲了住在偏僻的郊外，我很想老母親，我也知道我家肯定被監視了，有家不能回，也不能去孝敬老媽媽。我住那個地窩棚，天天能看到去我母親那裏的警車與公安人員，有時趁公安人員不在時，我也偷著回去看我老母親，怕被公安人員碰上，就躲在大衣櫃裏藏身，怕被公安人員發現，又牽連到我家和老母親。

到後來我得知張雲哲和趙傑曾經坐在我家炕沿上逼我的妻子問：「李景豐回來沒有？」我妻子反問：「我還要管你們要人呢？」這時一位好心的鄰居大娘過來說：「你們幹啥呀？人家男的不在家，你們在這裏呆著想幹甚麼呀？」這樣，張、趙才不得不灰溜溜的走了。可是他們仍不死心繼續派兩個年輕的警察整天監視我妻子，連上廁所都在廁所外面看著，後來我妻子忍受不了這些，就去縣裏找政法委書記孫希平，說警察整天跟蹤我一個弱女子精神都快崩潰了，孫希平也覺得有點理虧就給打電話告訴他們不要再跟蹤我妻子了，由於邪惡經常騷擾已經給我妻子精神上造成極大傷害，就這樣在有家不能回的情況下我被迫流離失所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天早晨想回家看看，就在離家不遠的冷雲路上從後面突然開來一輛白色轎車在我身後，車前臉緊靠我的腿彎處急剎住車，跳下來一個人(後來才知道是樺川縣公安局的郝長華)，一把抓住我的後脖領子把我的一隻手反背到後邊去，當時我想掙脫沒有成功，反而把我的上衣給拽掉了，把我摁倒，他一隻手背著我的胳膊另一隻手打手機，不一會來了輛警車跳下來幾個人，其中一人叫楊培增，他們往車上拽我，我就不配合他們，不上車並大喊：「我是煉法輪功的，鄉親們那，我是好人呀！我沒有錯，他們在做惡呀！」當時圍觀的有五、六十人沒有一人上前制止惡人行兇抓我，光天化日之下惡人有恃無恐，當著眾人的面在水泥道上拽著我的腿，在地上來回倒拖高粱茬，當時腿就出血了，褲子也磨破了，這還不解恨，到車上後，更為陰毒是楊培增照著我的陰部猛打了幾拳，痛得我簡直死過去了，同時還用車門夾我的腿，這時車裏有人說：快點開別讓太多的人看見，由於做賊心虛車開的太快，剛過十字路口約一百米左右，把一個騎自行車的中年婦女撞倒了，他們不但不賠禮道歉，還指責這個被撞的婦女說：「你不長眼睛啊？走路不看著點。」開車慌忙離去。他們把我拉到樺川公安局的門衛室，這時拘留所長趙傑拿來了年前批的勞教書（當時我已被打的坐在水泥地上不能動），楊培增說：「由於你的逃跑，給趙所長帶來多大麻煩，這回直接把你送佳市勞教所讓他們看著你。」說罷由他們三個人用車把我送到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到那之後，勞教所一看我的情況，我說我的陰部被他們已打壞了，有傷在，睪丸腫大，腿上也有傷，不能走路，經獄醫檢查確認才拒收。他們一看沒達到目地，置我的生命於不顧又直接找任世才（原樺川縣公安局副局長，現被調到勞教所當所長，外號任大巴掌）用私人關係強行把我勞教迫害，這時來了一個獄政科長於大龍，此人心黑手辣，毫無人性，膀大腰圓，進屋後不容分說，照我的心口窩猛打幾拳，看我真的動不了，才叫人把我架到集訓隊的監舍裏去了。

我反迫害，堅持煉功，於大龍弄來一張束縛椅迫害我。這種椅子乍一看像鐵焊的太師椅型狀，兩腳用m型鐵筋罩上，把門一關只能直直坐著，胸前有一個鐵板桌面，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鐵銬環，雙手銬上長時間坐著，於大龍弄來一把椅子坐在我對面，把雙腳放在鐵桌面不停地擺動著嘲笑我，有個叫吳春龍的大法弟子，他和他母親是理髮的，手藝不錯，又經常幫管教們理髮，可是迫害時，絲毫沒有一點人性可言，有一次用束縛椅迫害吳春龍長達14晝夜，腿腫的像大象腿，頭髮都豎起來了。為了制止他們迫害，我們大法弟子都絕食抗議，到絕食四、五天時給我們每個人灌食，灌食時用一根大約有二尺長的橡膠管，比小拇指略細些，從鼻子插入胃（有時也誤插到肺部）有時他們還故意來回抽動橡膠管迫害人，痛苦極了，灌食後，有一次中隊長張振華和王長玉把我弄到同居室（小號的別稱）去坐小板凳，凳上有三個凸起的不到一公分的鐵螺栓，（就是繞線用的篐）那時候是夏天，穿著單褲，坐了15晝夜，雙手扣在身後地面的鐵管上，往上有鐵管拽著，往下面有板凳，且黑白不讓睡覺，有兩個包夾，一個是撫遠縣的文哲，他倆是個小頭頭用厚書打我腦袋，手下還有叫王河，王江，王紅偉(家住樺川黨校附近)輪番換班看管著我。迫害十五天後張振華中隊長對我說：「你還挺能挺的呢，我給你送那屋去。」於是把我關到到一個黑屋子裏，把我背扣到一張鋼絲床的床頭上，雙腿伸直，腰往下彎，因為這種床的鋼絲下墜度較大，身體下垂時間長了，人痛苦至極呀，扣了我三、四個晝夜，使我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令人難以忍受的還有種死人床，由於長時間也不讓曬被非常潮濕，全身長滿疥瘡，管教李玉芳為了讓我轉化，他就給我扣到死人床上，手腳都給扣上同時又不給被，疥瘡奇癢難熬，他們想用這種辦法讓我轉化，一直扣了很長時間。特別是有一回管教楊建濤他打我，另一個管教郭鋼從醫務室劉大夫那裏拿來消毒外用藥水「來蘇爾」，還有幾種配製的毒藥，讓犯人闞豐把我拉到外面牆角處，命令扒下褲子往我臀部上噴這種毒藥，當時殺的我心驚肉跳，難以忍受。管教葛洪博有一次看到我打大蓮花手印發正念，他讓我把手放下，我沒配合他，他便用吹得通紅的煙頭燒我手心，燒的滋滋直冒煙我也沒放下手，他一看蔫蔫地走了，後來我的手心起了一個大泡。

還有一次，我說一了句「快到惡人躲，壞人藏的時候了。」這句話被包夾犯人杜洪軍(此人是佳木斯市中藥廠的職工因盜竊罪入獄)給我彙報上去了，惡警們又讓我坐了七、八天的小凳子，管教王偉來問我：「你寫不寫保證書？「我說：」我不寫「，他氣急敗壞的用拳頭照我猛擊了一拳，當時就把我打昏死過去，犯人王河用手銬的鑰匙往我人中上捅說是為了搶救，實質是迫害。在這期間，他們搞轉化攻堅戰，利慾的誘惑，轉化一名「法輪功」學員給管教發獎金給犯人減刑，他們又讓我們為他們挑小豆（實際是創收，入他們私人腰包）每人一麻袋，誰完不成任務不讓睡覺或關小號，法輪功學員齊雙元、商錫蘋、邵殿印挑的不夠數量，他們叫來五、六個犯人把他們三人拽到空屋手扣在暖氣管子上，臀部坐在小板凳上，當時管教所長任世才照著齊雙元腦門子猛打三拳說：「你給我們樺川人丟臉。」在空屋整人時，如果上級來人檢查，一是用膠帶把嘴封上，另一個就是鎖上門掩蓋迫害罪行。在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吃的都是玉米麵發糕，裏面雜質非常多，喝的都是帶泥的白菜湯，喝完湯後碗底都是泥，根本沒有一滴油。

管教王偉為了迫使我屈服，用電棍電我的手，電的我渾身直突突。

澆涼水也是迫害的一種手段，有個管教森某某就是用這種損招迫害學員石夢昌、吳春龍的，大冬天的他們給石夢昌、吳春龍弄到屋外上衣脫光，讓他倆大哈腰然後往後背上澆涼水在室外凍著。像蘇秦背劍更是常見的迫害手段。二零零二年他們為達到轉化目地，給我戴了一年整的手銬。

多數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都長疥瘡，長疥瘡的手指個個都流黃膿水，他們強迫大法弟子去糊藥盒，藥盒上卻印著消毒無菌。

勞教所的燈晝夜照著，法輪功學員於盼友被惡警長時間扣在床上，不讓他上廁所，我與同監室七八位法輪功學員雙手都被銬在床頭上，裏面有個新調來的管教李欣進屋之後拳腳相加，用拳打我的面部，我被銬著動不了，臉腫的好多天才消，他還叫：「這就是勞教所的管理模式，我就是天，你他媽的就像個鴨子似的」之後又去別的監室打傷了兩位法輪功學員，有一位叫劉友，另一位當時不知道其姓名，打的都是面部，腫的像雞蛋那麼大的包。裏面有個管教錢江昕，在我正排隊走路時出其不意照我後耳猛擊一拳，打的我搖搖晃晃，站立不穩。

我住在上鋪雙手被銬在床沿上，我在床上坐著，手銬繞在床幫角鐵上，王長玉和王鐵軍到監室，王長玉當時喝的醉醺醺的揮拳狠磕我右腳踝骨，直到磕腫才罷休。還有一次，王長玉看我在監室煉功，進屋在放碗筷處尋思一會，用幾根筷插在我手指間，再用力攥我的手指尖令我疼痛難忍。還有一次姚幸福進屋不容分說用拳猛擊我下頜三拳，罵我「你都趕不上張管教家的那條狗。」

法輪功學員劉瑞元（音）老人已到釋放日期，西格木勞教裏的轉化隊不但不釋放他，還強行把他拉到灌食的屋裏強行灌食，灌得他直叫，發出淒慘的叫聲，全監舍的人全都能聽到聲音很大。

七台河的法輪功學員張長明，二零零三年在他被西格木勞教所迫害致死之前由管教指使犯人迫害他，用鋪床鋪的木板子砍他的背部和後腦使他致瘋，在二零零三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把他關進小號，年夜飯只給他十個餃子，還故意往水泥地上扔，扔一個看著張長明撿起吃完後再扔第二個，看他吃完再扔，如此污辱他，不把他當人看待。張長明被迫害致死後，勞教所非常害怕，有一次追捕科調查此事科長叫王鐵軍，外號叫黑白兩道老大，當時把犯人杜紅軍（佳木斯中藥廠的職工）等三人（那兩人 還未證實）用鎬把打了兩個多小時，從側面可以證實參與迫害死張長明有他們的事，張長明被打瘋就有他們。

說一說代文明，這個警察表面偽善但心地邪惡，我曾多次對他講真相，一次在牙科診所相遇，我又規勸他不要參與迫害大法弟子，他最後還偷著彙報給公安局，為此公安局派賈友等人來我家騷擾。這還不夠，更邪性的是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份左右，我正在家收拾菜園子，這時突然開來一輛警車下來三個警察，其中一人就是橫頭山派出所長代文明，還有邵洪偉、范猛三人進屋後，代文明說：「李景豐你煉法輪功，我們找你有點事，你在屋裏來回走幾趟，我們給你錄個像，配合一下，幾分鐘就行。」這時范猛拿著錄像機站在地中間，正準備給我錄像。我嚴肅地說：「你別瞎整，我煉功也沒偷沒摸，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已在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法庭被起訴，誰還幫他唬呀！」代文明當時眼珠子一瞪，順炕沿上騰一下就站起來了，惡狠狠的說：「咋的，公安機關找你怎麼不配合呢？我不找你麻煩，上邊也會有人來找你麻煩。」我說：「你把上面那個人給我遞出來，誰要找我麻煩？」代說：「那可不能告訴你。」就這樣，他們感到理屈詞窮，很沒趣的灰溜溜走了。

當時我趴在車門一看，我親四哥李景學也在車裏坐著（他是我單位的治保主任）我四哥的臉刷一下通紅，我的心裏也是一愣。

代文明，在任職期間曾多次領著縣610人員對橫頭山本地的大法學員家進行多次抄家、翻大法書，法輪功學員秦少雲老太太之死就與他驚嚇有關，秦少雲人緣好自己開個幼兒園，挺紅火，有口皆碑，孩子們送到這個幼兒園家長們都放心，可是警察每次抄家時都把孩子們嚇得直往秦少雲老太太懷裏藏，秦老太太一個勁地說：「別怕、別怕有奶奶在。」多次的騷擾、非法迫害致使老太太身心交瘁、終致體力不支，含冤離世。

代文明多次領著縣廣播局的人非法搶當地老百姓家的電視天線，因迫害法輪功得到上級的賞識當年就被調到樺川縣看守所當副所長，半年後得了急病當天就死了，死時年僅四十二歲。

無數的事實證明：誰參與迫害好人，誰就會惡運臨頭。天理昭昭，善惡必報，衡定世人，古今不變。

以上揭露迫害，曝光惡行，只是眾多迫害的冰山一角，我真心希望你們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一條道跟中共跑到黑，給自己留個退路：善待大法與大法弟子會給你們帶來無限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