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弘自訴在德陽監獄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我從成都市郫縣看守所被送到德陽監獄入監隊（當時歸屬八監區，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入監隊又單獨成立為二監區）。隨後的十二月三日，因為我不唱改造歌，紀律組長王波就把我叫到另一個舍房，叫我蹲下。我不蹲，他就把我拉到門框下打我，並叫比我先入監的犯人周立偉、吳彬來打我，周立偉一腳把我踹出幾米遠。因為我不唱改造歌、不背監規。

隨後幾天，入監隊大組長劉軍和紀律組長王波藉口我身上有乾瘡子（實際在看守所已經好了），強迫我洗冷水澡，並用水龍頭對著我衝，我不配合，王波就打我的頭；我在十二月五日給湛本暢警官反映情況，他說要調查一下。而後在十二月七日下午照相時，我沒有按照王波的要求打報告詞，入監隊大組長劉軍就把我往洗漱區帶，王波叫上吳彬跟在後面。他們把我帶到洗漱區牆角，先是劉軍帶頭抽了我一耳光，然後王波、吳彬對我拳打腳踢。途中，值門崗的警察周指導來看過一次。劉軍他們看到有警察來，提前停了手。劉軍對周指導耳語了幾句，周指導沒問我怎麼回事，他對我說：「何必吃這個苦嘛！」，就走了。走後，他們又繼續對我拳打腳踢，我多次痛的蹲在地上。後來，照相那邊一再催促，他們才讓我過去。我還是打自己的報告詞，警察也沒提出異議。當天下午，我把挨打的情況告訴魏梓榮警官，他也說要調查一下。當天晚上，我胸腔裏突然疼痛，蹲下去差點站不起來，劉軍趕快找衛生員張孝聰給我看了一下，張說沒有事，給我開了些活血化瘀的藥吃。但我胸腔裏還是痛，深呼吸、咳嗽、脫衣服都會扯著痛，睡覺時翻身也痛，後來，他們說懷疑有肺結核，警察把我送到獄內醫院檢查、照片，折騰了幾天，最後說不是肺結核，其實他們是想推脫責任。這樣，我胸腔裏痛了將近三十天。在參加大運動量訓練後，又開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

在入監隊，我還受到一種稱為「二三三」的處罰，實際上是「一一一」，也就是說每頓飯給你吃一兩飯。早餐只給你吃半個饅頭、一瓢稀飯，中午和晚上都只給吃一兩飯和一點菜。本來在入監隊要參加隊列訓練和跑步，體力消耗比較大，剛從看守所送過來的人飯量普遍看漲。他們只讓我吃一點，還讓我參加隊列訓練。我跑不動，王波就叫兩個大個子犯人架著我的胳膊跑，就是這樣我也跑不動，就只有讓他們拖在地上，後來，魏梓榮警官看到後，不准王波他們拖我。允許我慢跑，但還是要參加訓練。

從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劉軍都只給我吃很少的飯，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訓練完休息時，劉軍還讓我繼續站軍姿，並安排夾控把我守著，這樣我每天都處於一種飢餓狀態，而且沒有甚麼休息時間。幾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幾圈。由於營養供應不上，參加訓練，長時間站軍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凍腫的像個饅頭，有個手指頭都凍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塊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說，監獄這樣做簡直是慘無人道。

劉軍說入監隊有好幾個警察在管，你的事大家都知道，他們都允許。打你算甚麼，如果你早來半年，把你打的更慘。他告訴我，盧心平、嚴小平、鄧小明等法輪功學員在入監隊都挨過打。劉軍還吹噓他和吳躍山關係好，還沒上學讀書就認識了，他也是憑這個關係才從其它監獄調動過來的。當時在入監隊，還有其他犯人挨打，我向魏梓榮等警察反映這個事情。魏梓榮警官說不允許這些事情發生，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情，要調查。後來一段時間入監隊要稍好一些。後來劉軍被調到八監區生產分隊，在那邊刑滿了。

之後，我找機會向檢察院寫信反映入監隊受迫害情況，但沒有回音。後來，王波因為偷囚服被調離入監隊。

後來，我下隊還是分在八監區。八監區實行嚴密的多重夾控制度。所謂多重夾控，監區會安排二名夾控人員（美其名曰「信息員」）與法輪功學員在一個互監組。為了防止法輪功學員與夾控人員搞好關係，監區還會安排多名犯人作為暗控人員，監視夾控人員是否盡職，是否與法輪功學員劃清界限。夾控人員也不知道誰是暗控人員，所以他們不敢與法輪功學員交往過密。生活中有不如意他們的地方，他們就對法輪功學員呵斥謾罵，有時候甚至是無中生有的罪狀。這些夾控還說：「我們對你們好了，別人就要去告我們，我們就要受批評，以為我們被法輪功學員感化了。就希望你們到警察那兒去告我們態度兇狠，那樣的話，警察對我們就滿意了。」

不管是作為夾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夾控每個月都有，表現的好的話，年終還有表揚。暗控加分不公開，只有幾個警察和少數犯人知道他們的身份。

監獄對所有的犯人都採用互監組制度，相互監督。但是其他的互監組都比較寬鬆。但對法輪功學員的監控則非常嚴格。法輪功學員吃飯、洗漱、上廁所等，隨時都有人跟在你身邊。法輪功學員之間嚴禁說話，連遞個眼色、笑一下、眨個眼睛，他們都不允許。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講話，他們也嚴格監控，不允許談論法輪功等話題，除非你轉化了。如果法輪功學員找機會與其他犯人說了悄悄話，他們看見了就會背著你去找那個人問悄悄話的內容。夾控人員的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詳細了解法輪功學員的各種信息，並向轉化組或者專職管教報告。比如參加勞動狀況、生活習慣、個人喜好、脾氣性格、談論話題等等，都是他們的彙報內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監區安排我留監學習。學習組所謂的「幫教員」孟昭福、郭偉都動手打我，他們在樓梯間扒我的褲子。有一次，孟昭福還干擾我睡覺，我剛一睡著，他就把我弄醒，說我打呼嚕，如此反覆多次。他還在監室內踹我襠部，用電視遙控器打我。後來，孟昭福調走了。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偉叫我去上廁所，他把我拉到樓梯拐角處，拳打腳踢了我一個多小時，直到監區內打鈴點名才停止。後來，我的胸腔內又痛了二十多天。點名後，八監區六一零管教譚小明來看學習情況，我向他反映了這個情況，他說知道了，他找郭偉嘀咕了一陣。但之後郭偉依然動手打人。郭偉叫囂，要讓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前積委會主任殷萬波和當時積委會主任葉許君也在監內不出工。譚管教找他們談話後，他們也在樓梯拐角等沒有監控探頭的地方打我，說必須轉化。

尤其，殷萬波出手狠毒，一兩拳、兩三拳就把人打暈在地上，他還威脅我說：不認罪伏法，就把你打成內傷，內出血，外表看不出來，讓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是個廢人。不轉化，他就叫人來群暴我。殷萬波當時已經快刑滿了，說不怕我去告警察。殷萬波說，警官叫他們這些人來做這個事就是想借刀殺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們來做。他說，他本來不想動手，但譚管教待他不錯，他就動手了。

譚管教此前曾經向殷萬波請教怎樣轉化我，他還誇獎殷萬波辦事能力強，辦法多，葉許君要向殷萬波學習。譚管教還當著我的面給這些「幫教員」說：「黃荊條下出孝子。」「這個黑社會對國家還是作出了貢獻的。在外面，有些拆遷的事不好辦，就找社會上的人幫忙。」他的意思就是殷萬波，葉許君，郭偉這些黑社會成員在監獄裏還是幫了他的忙。

我曾經給八監區教官田勇講起打人這事，他故作驚訝的說：有這樣的事情嗎？然後就問一下那些「幫教員」，有沒有這個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話就過去了。其實，這些所謂的「幫教員」今天打這個法輪功學員，明天打那個法輪功學員。根本就沒有受到過甚麼實質性的處罰。田勇經常和這些所謂的「幫教員」有說有笑的，經常抽這些犯人的煙。像肖朋、郭偉這些「幫教員」都是田勇親自挑選出來做轉化工作的。

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一天上午，留監犯人黃勇（患有精神病）受唆使跑到閱覽室來打我，致使我背部痛了二十多天。當天，郭偉還準備找性病患者的潰爛液在我身上做實驗，說是要試一試法輪功學員身上有沒有高能量物質。他準備了白色藥瓶，又去找楊金平借來薄膜手套，說去找段召俊採集液體，實際上他自己就患有性病。當天下午，他把藥瓶帶上，和曾令友一起在閱覽室把我按住長椅子上，扒開我的褲子，把鉛筆夾在我臀部中間，說馬上就做實驗。我勸他們不要這樣做。恰巧此時監內拉鈴，我們全都到樓下集合做中秋節前安全檢查。我當時找凌監區長要求談話。過了一會兒田勇來問我是甚麼事，我就講了黃勇打人、郭偉想做實驗等事情。田勇說：這些事你不早說呢？然後把郭偉訓了一頓。

受訓後郭偉變本加厲，多次把我拉到樓梯拐角毆打。還說我和警察聯手來整他，問我為甚麼要去找那些惡警。他說他出去後還要和警察扳手勁，他要報復社會，他叫我出去研究炸藥，出去後他來找我去炸電影院。

郭偉對我的迫害還包括：用書打我的臉，用手來掐我的嘴巴。在閱覽室叫我蹲下後用腳踩我的頭。在閱覽室他和曾令友一起在牆角打我。不准我解大便，解小便。罰站軍姿，謾罵侮辱等等。

二零一零年，在郭偉，殷萬波，葉許君的暴力下，我正念不足，產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協了，郭偉就把我拉到田勇那裏去彙報。他們認為沒有達到要求，繼續強制洗腦，我看了那些邪惡書籍和錄像，腦袋開始鑽牛角尖，產生了邪悟。按照郭偉列出的提綱寫了「三書」，其中還要表達法輪功學員是自願轉化的，還要表達出對監獄警察的感謝，達不到要求就重寫。寫了「三書」，他們就誘導我寫歌頌監獄的黑板報稿件，上台誹謗法輪功，我不願意。他們就安排我去車間參加生產勞動。換下一個法輪功學員留在監區洗腦轉化。但我仍然受到嚴密監控，並且每週強制寫思想彙報，其中要承認自己犯了罪，繼續對法輪功表態。不合他們的意就要求重寫。後來，我思想有過清醒，寫過聲明，就又被弄回監區學習，由於自己正念不足，還是沒有堅持過來。給大法抹了黑。

在德陽監獄八監區，劉國全（調九監區）、彭悅恆、陳昌元、鄧承開、駱常勇等法輪功學員都受到各種折磨。由於消息封閉，具體情況只有當事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