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談：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治理國家。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項，那麼這三項應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項，那麼這兩項應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終究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那就沒有立國之本了。」
可見在孔子看來，不論是強大的軍隊或是豐饒的經濟，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對國君的信任乃是立國之本、個人的誠信則是立於社會的基礎，無論如何都不可捨棄。
兵法有雲：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用兵作戰要出其不意，神鬼莫測。但治理國家必須以正治眾，以德服人。一個人總是不講信用，人格上就已經破產了，如同行屍走肉，無法立足於社會；同樣，如果一個國家的當政者失去誠信，人民就不再信任他，失民心者失天下，其政權也已經名存實亡，離垮台不遠了。
所以古時的當政者，在足食、足兵的同時都注重推行德政，取信於民，以求獲得民心，永保江山穩固。否則，一旦在道義上崩潰，即使兵強國富，滅亡也指日可待，「飆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天地的狂暴力量都不能持久，何況人呢？
名相管仲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是立國的根本，喪失了這些國家就會滅亡。所以他勸說齊桓公，首先要遵循禮義，取信於諸侯，方可稱霸天下。
公元前681年，齊國趁宋國內亂，邀請宋國及其周邊國家──魯、陳、蔡、邾、郯、遂等國在齊的北杏會盟，商討安定宋國大計。
在這次會盟上，魯國壯士曹沫用突然以短劍挾持齊桓公，逼著他簽訂了歸還齊國曾經佔領的魯國國土，齊桓公無奈，被迫同意。事後，齊桓公與多數大臣想毀約並出兵報復，管仲卻不同意，他說：毀約是貪圖眼前小利，出兵是求得一時痛快，而後果是失信於諸侯，失信於天下。相反，作為一個大國，如果在被脅迫的情形下簽訂的協議都能遵守，則必然能讓天下信服！齊桓公聽取了管仲的意見，立即履約。各國諸侯得知此事，都認為齊國守信，不少諸侯想歸附齊國。後人評說：「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齊桓公之所以能夠成就春秋時期「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的業績，是從他信守諾言開始的。
歷史上以誠信治國的明君還有唐太宗，他從大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大計出發，主張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開誠相見，才能治理好國家。唐太宗認為，隋煬帝猜忌群臣，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而自己以誠信待臣下，用人不疑，便贏得了臣下感恩圖報、竭盡忠心。
貞觀初年，有人向唐太宗上書，請求清除朝廷中的「奸臣」。唐太宗對此事很重視，親自召見上書人，當面對他說：「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賢良之人，你知道誰是奸臣？」上書人說：「我居住在民間，不知道誰是奸臣。但我有一條妙計，請陛下試一試，一定能讓奸臣露出原形。」太宗問他是甚麼妙計，那人回答說：「陛下與群臣討論國家大事時，故意堅持一種錯誤意見，並乘機大發雷霆。這時那些不畏龍顏震怒，堅持真理，敢於直言正諫，不怕斧鉞之誅的人，便是直臣；反之，畏懼陛下的威嚴，只顧身家性命，依順陛下心意，迎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聽了不以為然，對此人說道：「流水是否清濁，關鍵在於源頭。君主是施政發令之源，臣民好比流水，泉源混濁而想使流水清澈，那是不可能之事。帝王自己玩弄、施行奸詐之計，怎能使臣民正直、誠信呢？魏武帝曹操機警過人，常多用詭計，我看不起他的為人。如果我也像他那樣去做，如何再去指責別人、施行教化呢？」
唐太宗又對獻計之人說：「我要使大信行於天下，以忠誠之心治國，決不搞歪門邪道。你的計策雖妙，但對我毫無用處，我絕不採納使用。」那人聽了滿面羞慚，趕緊下殿，倉皇出宮而去。
我們看「棄禮義而上首功」的暴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以詐術和暴虐來役臣民，拋棄禮義仁德，崇尚武力和暴政，很快就失去了百姓對它的信任而內亂覆滅。如果當政者行仁政，廣施德澤，必受人民愛戴，天下太平。
再看當今執政者中共，立黨之初就以謊言欺騙民眾參與篡政，竊國之後又以暴政和謊言宣傳維持統治，對一切真相都畏之如虎，不惜一切代價「防止真相傳播」，暴力消聲。對澄清真相的修煉團體下令斬盡殺絕，對揭露事件真實情況的普通民眾動輒以傳播謠言為名來迫害，其實中共自身就是謠言的發源地。暴力是它的基因，撒謊是它的本性，在其治下，所謂的「公」安實為公害，或者可以更名為「共」安，維護的不是公共安全，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安全罷了。因為它不講道義，毫無誠信可言，失民心失到海內海外，以史為鑑，這個政黨的真正生命早已經死亡，一旦徹底拂去謊言的迷霧，瞬間，就會轟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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