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從小學習刻苦,每天讀書到深夜,學習《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等儒家經典,立志「大丈夫當利澤生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後來又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敬信神佛,信奉佛法。他的濟世精神,他為官清正、愛民如子的思想基礎源於儒家「仁者愛人、兼濟天下」的理念和佛家「佛性向善、慈悲眾生」的境界,以拯民於水火為己任,關愛生命,關照未來。他在詩中寫到:「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黃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希望黎民百姓能夠生活在像堯舜那樣的盛世,天下清平而祥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提出要把個人利益置之度外,不因外物和個人的得失或喜或悲。他為官數十年,生活非常儉樸,即使身居宰相時也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有人主張為他建新宅,他說:「人追求的是道義。一個人如果心中有了道義,無論身在何處心裏都是高興的。建造宅第的事你們不要再提了。」范仲淹也沒有為子孫置辦田地房產,卻用自己的積蓄興學、置辦義田、周濟他人等,為後人留下了高風亮節。他一生因正義敢言而數次被貶,但他從不為個人的際遇而悲傷,矢志不改初衷。「三出專城」便是例證。天聖七年,剛進京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因上疏反對皇太后鋪張浪費被皇太后貶出了京城。明道二年,任右司諫的他,因堅持為他人討回公道被皇帝貶往睦州。景祐二年,范仲淹升任禮部員外郎,時任宰相的呂夷簡為防範仲淹直諫,影響自己專權,便奏請皇上委范仲淹知開封府,並傳話范仲淹「不為言官,不要多費口舌去議論國事」。但范仲淹心繫朝廷,不畏權貴,依然為民請命,正如他在上疏中所寫「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離任在家時,深為國事而憂慮,向朝廷上了萬言奏章《上執政書》,提出了「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慎選舉,敦教育,舉將才,保直臣,斥佞臣」等措施建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他在朝廷任右司諫時,一次,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范仲淹立即奏請仁宗皇帝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重視,他問仁宗說:「如果宮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該當如何?」仁宗感到慚愧,就派范仲淹前去賑災。范仲淹所到之處開倉賑濟,並奏請減免賦稅,還特意將災民充飢的烏味草帶回京城,請仁宗傳示六宮貴戚、朝廷上下,以勸誡他們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絕奢侈之風。
進亦憂,退亦憂。范仲淹任宰相時,規諫君主,任人唯賢,懲治貪官,一心為民。每次被貶為地方官時,都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例如他到泰州海陵做鹽倉監官,看到當地海堤因多年失修而坍圮不堪,海水淹沒了農田,成千上萬災民流離失所。他立即上書朝廷治堰,朝廷準奏,調他任興化縣令負責治堰。范仲淹率眾在東海岸邊成功修築了捍海堰,使人民生命財產得以保障,使受災流亡的民戶重返家園。人們感激范縣令的功績,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興化縣不少災民,竟跟著他姓了范。
奉行「不欺」精神。鄧州新科狀元賈黯進謁范仲淹,請教治世立身之道。范仲淹對他說:「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賈黯後來官至御史中丞,一生為官清正廉潔,遇事敢言。不欺,即剛直不阿、光明磊落;不欺,即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的良心。這「不欺」二字是范仲淹一生為官、做人、處事、治家恪守的信條。他待人寬厚,樂於助人,當時的很多賢士都是在他的指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在地方上他每到一地,保土安民,實行仁政,當地風俗因受其影響感化也為之一變,人們莫不崇尚名節,而羞於談論錢財利害;人人都有廉恥的觀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為非作歹了。
憂國憂民、念為蒼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品格影響了千千萬萬人,人們從中華民族歷代的志士仁人和正人君子那裏都可以領悟的到。而當今中共卻反理性、反正統、反道德,違反宇宙規律,更不尊重生命,正在面臨著歷史的淘汰。有識之士向人們講清真相,使人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並徹底擺脫其束縛,選擇正義和光明,這是對他人的關愛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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