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師信法 否定舊勢力的安排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我去北京證法，剛到天安門，就被搜出橫幅，隨後就被惡警抓上車，送往延吉派出所，車裏有二十多個大法弟子，我們不畏強暴，正念講真相，解體控制惡警的亂法爛鬼，把惡警的囂張氣燄很快壓了下去。惡人起初用鐵鏈打同修，後來住手了，有的低著頭靜靜的聽同修講真相。到了延吉派出所，我拒絕在他們的記錄上簽字。第二天，我廠派出所的人由縣「六一零」帶隊，把我們抓回去。在火車上他們把我們的手用電纜線反捆著，被我們掙脫，我們心想人怎麼能捆的住神呢。一有機會我們就向旅客講真相，不少人聽了連連點頭。從他們的表情上看的出，大多數是同情我們的。
回到廠派出所，縣「六一零」李衛國夥同該所李科，強行將我們抓上警車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叫我填的一張表上，我寫著：我是為證實大法，為師父、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去北京的，我沒有罪，我不應該被抓、被關，還大法清白！還師父清白！等等。在拘留所裏，我早晚照常煉功，其餘時間就背頌「論語」、經文等，堅持發正念，並向同室被關的年青女子講真相，我出拘留所的那天，拘室裏正好九個人，我先後教她們煉動作，還給她們講做人的道理，她們都聽進去了。有一個才十七歲女子，她說再不能與大法擦肩而過了，出去後要煉法輪功。
在拘留所期間，廠派出所多次逼我寫不修煉的保證，我堅決扺制，沒寫一個字。還逼我交所謂的去北京的罰款，廠裏被縣「六一零」罰了三萬元，廠領導被罰一千元。我們去北京的幾個人每人要交數千元錢，若不交就要被轉送看守所或勞教所。我當時想，我要早些出去，我有更多的大法工作要做，我們要救度更多的眾生，這樣我就交了錢，才算出了拘留所，我在那裏被邪惡關了十七天。就交罰款這事，現在回想起來都感到內疚和自責。我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應該全盤否定舊勢力的安排，不應該承受罰款，那不是配合邪惡了嗎？！說明我學法不夠，被邪惡鑽了空子。
經過學法、不斷提高心性，從拘留所出來後，我的膽量也大多了，更加堅定了對大法、對師父的信心。邪惡對我去北京證法更是恨之入骨，單位、派出所比上京前對我的監視更嚴，指定專門的人跟蹤。我和丈夫（同修）都不動心，共同配合做我們該做的事。相信師父、相信大法，隨時發正念，對他們的監視不驚不恐。我們把也注意處理好鄰里關係，鄰里環境也比較好。
邪惡因我不寫「三書」，一直不放過我。二零零三年，本縣「六一零」企圖又與廠派出所配合迫害我，通知我們廠的三位同修進成都洗腦班，我們堅決否定，密集發正念，做好三件事，加上大法弟子整體配合，最終徹底否定了邪惡勢力的這一安排。二零零六年九月，我廠退休辦通知我和丈夫去一下，說是談談心甚麼的，我和丈夫都認為這正好是講真相的機會。在去退休辦的路上，我們一直不停的發正念。到那裏後，辦公室的人問我們，是否給某某地區打過電話，說公安拿著我們的照片找到廠裏想對證看人等等。我們當場全盤否定，並借此機會給在座的幾個退休辦人員講真相。又是師父的呵護，大法的威力，加上我們的正念，解體了邪惡因素，他們說，沒甚麼，只是問問。就這樣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我們向內找，回憶起在與另外的同修交流中，安全修口沒做好，被邪惡鑽了空子，若不是師父呵護，後果也是嚴重的。
回憶邪惡迫害大法七年多以來，我走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是有師父的呵護，總算是一關又一關的闖過來了。我發自內心的感謝師父、感謝大法。我一定加緊做好三件事，充份利用常人的「家鄉會」（幾乎每月一次），「同學會」（一季度一次），廣泛深入的講真相，傳九評，救度更多眾生，做到「越最後越精進」，跟隨師父圓滿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