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法也挺偶然的,當時父親給我講他看完《轉法輪》的感受,而且還說:「如來佛不是最高,而是最低的……」我一聽就來興趣了。後來父親還給我讀李老師的小傳。從那以後我就開始煉功。我煉功後變化很大,我以前得的癔病也不翼而飛。內心的變化也很大,真像師父說的:「世界觀發生了轉變,知道怎樣做人了。」我們一家四口都學,從此以後家庭和睦了,鄰里之間變好了。
當我們正在幸福與快樂中生活時。突然1999年7月20日江××團夥開始鎮壓迫害法輪功,電視廣播全天播放誣蔑法輪功如何不好的謊言。我不相信那些電視媒體的造謠宣傳,我從來都沒懷疑過大法,我是修煉法輪功的親身受益者。我如果沒學法輪功,那可能和那些在社會上的年輕人一樣,吸煙、喝酒、賭博,甚至幹一些更不好的事。我學法以後明白了甚麼是好,甚麼是壞,甚麼東西才是人應該擁有的,所以我徹底遠離了那些不好的東西,按照師父教我們的真、善、忍去做人。
我帶著這些想法,去北京上訪,行使公民的權利,就是想以我的親身經歷,向國家、向人民說一下法輪功是正法,對人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媒體的報導應該以事實為根據。可信訪辦成了公安局,他們並不允許你說話,沒有你說話的機會,只要你一提法輪功上訪,馬上就把你抓起來,從哪來的送回哪去。我不知道憲法規定的信訪自由,言論自由都在哪?後來沒有辦法,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廣場的便衣很多,我們剛坐下就被便衣發現,抓起來,送到前門派出所。在那裏,我看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同修,有被抓進來的,有被帶走的。有的同修被抓進來,不報姓名、地址。我當時報了真實的姓名和地址,結果被當地的警察接回來,送進了看守所。
第一次進看守所是在99年12月末,當時,父親、母親、姐姐和我都被抓進去,家裏只剩下80多歲的奶奶和才高中畢業的哥哥,千斤重擔就落在他一人的身上。在看守所裏我遭到犯人的毒打,幹警的辱罵,沒有了做人的尊嚴,這是我人生一次深刻的經歷,當時我只有18歲。
由於自己法學的不紮實,在關鍵時刻沒做好,做了一名大法弟子不該做的,我很後悔,但師父並沒有拋棄我,一次次的慈悲點化,使我重新走回修煉的路上。後來我們每人,被勒索罰2000元錢被放回家,當時還有我三姐,她被勒索罰5000元。
回家以後我加強了學法,從理性上認識,我不能就這樣下去,我還得去北京,有了這一念,師父又給我一次提高的機會。我在2000年10月份再次進京證實法。後來又被抓進了看守所。當時我和父親一同去的北京,我們被抓後,派出所到我家把我姐也抓了起來。就這樣,我們三人又被關到了一起。後來我們被非法送到勞教所。
我和父親都被非法關押到二大隊。在那裏的人沒有大小的概念,沒有老少之分,幹警不把這些人當人看:犯人之間也互相欺壓,再加上超強度勞動,主要是裝火車皮,裝煤,兩人抬一筐,一路小跑,慢一點,警察就拿膠皮管子在後面給你來一下。有的人肩頭都爛了,那也沒人理你。在那裏流傳一句話:「進了撿煤山,不死也得穿。」人幹甚麼都有一個極限,但在那裏幹的已經超出人的承受能力,有的人因為承受不住臥軌自殺了。有人從那裏出來後說:真不知道人間還有這麼苦的地方。
就這樣,我在那裏呆了七個月。在2001年10月份,非法勞教我的期限到了,勞教所讓寫出院感受,我實話實說,最後我寫到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在我被釋放的當天,我所在的大隊,又有三名同修外出勞動時正念走脫(米中生、王海波、賈連如)。當時在教養院的影響太大了。動用了全院的警力,抓捕。我還沒回家,教養院的車就到我家了,他們認為這些人跑和我有關,一看我沒回家就更懷疑了。其實我當天去了同修的家。我想借此機會帶一些資料回來。當時我們地區也沒有資料,和外邊也聯繫不上。就這樣,第二天,我帶了2000份傳單和一些講法回家了。就在客車到我家時我還沒有下車,派出所的人就把客車截下了。我拿的資料都放在大兜裏,兜裏裝的是被、褥,在那裏裹著,他們讓我上派出所,這怎麼辦呢?正在這時我哥來接我,當時是我大哥開的三輪車來的,我就把我這些東西都給了我哥。我上了警車和他們來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有勞動教養院的副院長,還有幾個人我不認識,也是教養院的,都在那兒。那個副院長問我:你昨天幹啥去了,為甚麼沒回家?我理智的說了一些話,後來他又說昨天跑人了你知道嗎?我想跟他們沒有甚麼好說的,就說不知道啊!他們又要我把兜裏的東西都拿出來,當時我身上還帶著師父的經文,我一想不能給他們拿出來。就這樣我把別的都拿出來了,他們一看沒有啥,就說:「那你寫個保證吧,今後不許進京……」我一聽就把臉撂下來了,我對它們說:「你是知道我們煉功人都是好人沒有錯,你讓我保證甚麼呢?保證我是不會寫的,你們要是沒事我就走了」,說著我就離開了派出所上了我大哥的三輪車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只要念正,師父甚麼都可以給我們做。真是啊,就在師父慈悲呵護下,我磕磕絆絆走過了這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