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市法輪功學員李智5年來受迫害的經歷

【明慧網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說明

我叫李智，是一位法輪功修煉者，在大法修煉中身心受益，一直堅修。從99年7.20以後至今的五年中，我經歷了許多苦難和迫害。由於江氏邪惡謊言的毒害，我的許多親朋好友都誤解法輪功和我，好多都疏遠了我。我珍惜一切親情、友情，覺得有必要寫出真實的經歷，用真誠和善良化解誤解。

這幾年我的人生發生了一些大的變化，原因何在？也請我的親朋好友們在抽空讀過這篇文章後有所了解，我也希望得到你們的幫助。我在看守所，監獄、勞教所經常把身上僅帶的一點衣物和錢分給身邊各種身份的人，她們中有的是我的「包夾」，也曾打過我，也曾罵過我，但我依然善待她們。好多人都覺得我們煉法輪功的人挺好的，可就是「煉法輪功」這個身份讓他們敏感，其實我們很純淨。

李智
2004年9月1日

無名的承受

我叫李智，今年41歲，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撫琴西路欣園小區6幢2單元9號，原是新都四中教師。

我是98年3月開始煉法輪功的。法輪功修煉「真、善、忍」，教導人重德向善做好人，同時又是性命雙修，既修心又改變本體，使修煉人年輕化。修煉後，我的身體變好了，人變漂亮了，思想境界提高了，一家人平靜，和睦，快樂。

我以前是一個比較虛榮的人，表面上對誰都挺好，有教養，可內心深處卻總是不平衡，看到別人比自己強就不舒服，就妒嫉。表面上一團和氣，內心卻一點兒都不坦蕩，活得累。修煉法輪功後，「真善忍」宇宙法理使我從內心發生了根本改變，放淡了名利，遇事先替他人著想，遇到矛盾向內找，從此變了個人似的，活得輕鬆。

我父母也修煉法輪功，母親以前患大小十餘種病；父親67歲時確診為肝硬化，自從96年修煉後，沒花一分錢醫藥費，病卻全都好了，父親今年已77歲，前年他還申請了第四個專利，還在為國家繼續做著貢獻。母親以前患大小十餘種病也都好了。老人們的健康讓國家、兒女都省心，更給我的家庭帶來天倫之樂。

99年7月以前，公園裏，小區空地上隨處都可看到煉法輪功的身影，電視、電台還時常有對法輪功如何倡導真善忍做好人的報導。

可是自從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對法輪功無端打壓以後，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從此我和我家人就開始了漫漫五年多的不得安寧的日子。我經歷了：

被非法勞教1年零53天；非法治安拘留2次（每次15天）；非法刑拘一次（30天）；非法留滯派出所8次；非法強迫洗腦2個月；非法抄家一次；被二七看守所掠走（搜身時）現金700元；被強迫交款300元；被非法抄走價值6000餘元的私人財產（一台複印機）；被迫辭職；派出所、居委會、公安局、綜治辦等先後18次闖入我家「突查」；電話騷擾、監控不計其數；被非法關押共計478天。

我哥哥嫂嫂也因堅持信仰「真、善、忍」，說真話分別被非法判刑五年和三年，被開除工職，哥哥現在還被非法關押於天津監獄。父親70多歲還經歷了被非法拘留，被監控，限制外出，扣發離休工資，被逼迫寫保證等迫害，母親因承受不了這些巨大的冤屈和壓力，2001年9月一氣之下突發腦血栓，落下半身不遂……原本幸福安定的一個家，被這場迫害攪得動盪、惶恐和痛苦……

99年10月13日下午2：00，我和同修張艾黎到羅家碾一姓王的功友家裏座談修煉心得，到他家的還有其他功友，剛坐下，還未開口說話就傳來敲門聲，開門一看是兩個警察，二話沒說，一人攔住了門，一人報告去了。十來分鐘後，來了六、七個警察把我們抓到望平街派出所，說是非法聚會。那天在王姓功友家樓下正坐了幾十個打麻將的人，我指著樓下的人群對警察說：他們不也該算在聚會嗎？怎麼不抓他們？警察說：上面有規定法輪功三人在一起就叫非法聚會。

就這樣我被戴著手銬，第一次被送到新都非法拘留15天。到了新都城西派出所已是晚上九點來鐘，派出所派了一個60來歲的返聘的老警察，開始和我「談話」，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黨白培養出我這個人民教師，忘恩負義，白吃共產黨的飯。我說：我今天到別人家坐下來，我們還未開口說話哪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以前在單位上班，我勤勤懇懇踏踏實實，靠自己付出辛苦的勞動吃飯，現在未上班在家相夫教子，靠丈夫上班掙錢生活，沒有白吃誰的飯；我煉法輪功，強身健體做好人對社會有益，沒有錯。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他電視上是如何造假誣陷法輪功的，他就一跳八丈高，吹鬍子瞪眼拍桌子，上綱上線。到了午夜（十月的午夜有些冷），我有些疲倦，這時縣文教局局長，辦公室主任和我們學校校長來了，問寒問暖後，眼睜睜的看著我被置留在那陰森森的派出所。一會兒校長走過來低沉而又惱怒的說：「你必須做出選擇是堅持煉法輪功呢，還是放棄，如果你繼續堅持，我的學校就要因此受到牽連。」我說：我要煉，但我不連累你們，我辭職。

我的正式辭職決定就是在這種非常情況下做出的，太不公平了。

那天後半夜，我被關在一間辦公室裏，由四個男警察兩人一組輪流把守，他們把椅子拼在一起，蓋上被子頂著門，我坐在一張桌子旁，又冷又害怕，根本不敢、也睡不著，而家裏人也根本不知道我當天夜裏到哪兒去了。第二天晚上八點多鐘把我送進了新都看守所，我丈夫得信後，連夜帶著孩子從成都趕往新都看守所，給我送被子，一說是煉法輪功的，卻怎麼求情都不允許當晚送進去。無奈父子倆望著看守所漆黑的大門，含淚而去。

10月27日，我從新都回到家。11月上旬，學校彭主任打來電話，讓我寫份辭職申請，並寫明辭職後大約五千元的辭職金（其中有兩千多元的住房公積金）的領取方式，我考慮了一下，想到自己修煉「真、善、忍」做好人，法輪功明確教人遇事先替他人著想，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我於是想到四中校內希望工程，就在申請書上寫下了真實想法，表示將五千元辭職金捐給學校希望工程，資助那些比我更需要錢的窮學子，同時註明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功提高了思想境界。我的申請以公開信的形式交給了四中領導及部份教師。交信的當天夜裏接近兩點多鐘，成都市公安局，新都縣公安局，縣文教局辦公室主任，校辦公室主任等五人就到我家，說我當天給學校的公開信是為法輪功歌功頌德，主任說要不是學校說情今天又要抓你了。我不明白法輪功有功德為甚麼不能歌頌呢，更何況我是要捐款做好事，順便提到的都讓他們這麼害怕？

99年11月26日上午，我剛送孩子上學，回到家正在打掃衛生，電話鈴響了，是營門口派出所翁志超打來的，說讓我第二天早上9點到派出所會議室去開個座談會。我信以為真，第二天送了孩子就到了營門口派出所，見到我們地區另外八個同修也來了。不一會兒，「會議」開始了，到場的營門口鄉政府侯主任就宣布：從今天起在座的各位必須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5點（中午不准回家）在營門口派出所二樓學習，沒有週末、節假日，持續多久要看各位的態度（即甚麼時候放棄煉法輪功）。如有敢違抗者，警察、警車你家裏見。

天啊！甚麼「座談會」，原來是把我們騙來辦洗腦班，人腦子裏想甚麼都要制裁洗掉，真是荒唐而殘忍，何談甚麼信仰自由。

我每天在家，一天四趟接送孩子上下學，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飯，家裏的家務幾年來都是我操持，我每天還要輔導孩子練琴，複習功課，丈夫工作忙，經常出差在外，中午不讓我回家，我兒子怎麼辦？他才只有8歲啊！我向那位主任和警察說明情況，要求中午回家照顧年幼的孩子，結果受到更大的恐嚇和威脅。

有一天我在樓道裏碰到兩個派出所的女職工（照像的），衝著我鄙視的說：「你看你煉法輪功煉的，孩子也不管了，家也不要了，你們法輪功太嚇人了。」我聽了後，一下哽咽住了，眼淚禁不住的流了出來。「人民警察」把我從家騙到派出所洗腦、監禁，不許我回家照顧孩子和家人，卻回過頭來說我不管孩子不要家，真是強盜邏輯。

洗腦班在我們地區辦了一個月後，見我們都不轉化，就升級，變為金牛區洗腦班，人員擴大到三十多人，強迫每人交300元，每人每天中午吃一頓3元錢的盒飯，後來陸續有些人幾天就被非法拘留或勞教了，都不退錢。洗腦班裏男女老少，上至82歲的老嫗，下至21歲的在校大學生，每天被強迫反覆聽誣陷栽贓法輪功的宣傳錄音。與派出所一路之隔的對面是一所小學校，為了不讓受毒害，第五天中午時，我起身將發著噪音的錄音機的聲音降小了一格，結果下午就不許我回家了，連夜把我送進成都九茹村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罪名是我擾亂社會治安，我想不通「擾亂社會治安」在這兒怎麼講？

在九茹村拘留所一間不足30平米的黑屋子裏，最多的時候關了30多人，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面，長年都是吃連油星都看不到的水煮土豆或冬瓜，一頓飯連菜帶飯帶湯水不足二兩，餓不死也吃不飽，好好的人進去，出來時都黃皮寡瘦的。在那兒，我遇到了我在新都四中時的一個學生，她因為所在公司參與（用翻牌機）賭博，成了替罪羊被拘留。我給她講做人的道理，教她背師父寫的《做人》：

為名者氣恨終生
為利者六親不識
為情者自尋煩惱
苦相鬥造業一生
不求名悠悠自得
不重利仁義之士
不動情清心寡慾
善修身積德一世

她走時對我說：「如果不是在這裏和你們那麼多法輪功接觸，我還真以為電視上說的是真的呢，我出去後一定找個正當的工作做。」我聽了真的很欣慰。

2000年7月13日晚，約11點鐘，我正在家看書，突然響起敲門聲。我打開門，營門口派出所翁志超和另一警察闖了進來，還有金牛區綜治辦主任，一進我家就四處張望，推開臥室門探視裏面（當時我父母和孩子都已睡下，丈夫在外出差），綜治辦主任對我說：「從明天起你進出你們小區一律簽字登記。」我嚴正的說道：「你隨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違反《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不配合。」主任見理屈，就帶著人下樓了，到樓下大約過了十分鐘又打電話讓我下去，說主任有幾句話要說，只用幾分鐘就行了。等我下了樓，他們就強迫將我帶走（被非法抓捕、監禁的許多法輪功學員都是這樣被騙出來然後強行帶走的），在路上翁志超對我說：「你看你態度不好，把我們主任惹生氣了，所以今晚滯留你。」我說：「你們執法標準是以你們主任生氣高興定的？！」他詭秘的一笑。

警車拐過漆黑的街道把我帶到茶店子派出所（我家所在地不屬於茶店子管轄），到了茶店子，示意那兒的警察把我帶走，我高聲喊道：「這是甚麼地方？你們把我弄到這兒，我家裏人到哪兒去找我，你們草菅人命！」翁志超等見我情緒激動，怕出事，茶店子警察不敢收，又把我帶到營門口派出所，這一夜又冷、又咬，坐在凳子上熬過。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區公安分局，營門口派出所等二十多人闖入我家強行搜查，嚇得我兒子一直跟在姥姥身後。他們搜走了我的法輪功書籍和我家一台價值6000元的複印機（至今未還），但沒有搜到他們想像的資料，我愛人回家時，正遇上警察陸續離去，就問了一個像是頭目的人：「你們有搜查證嗎？」回答：「沒有，但這屬於突檢。」我愛人說：「你乾脆直說對待法輪功你們想怎麼著就怎麼著！」那人立刻瞪著眼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

當天晚上，又把我非法留置在派出所，關在一間不足四平米的低矮髒臭的小屋裏，第三天下午5：00多又把我送到蓮花村看守所非法刑拘。

蓮花村看守所裏關了許多大法弟子，到那兒的第三天就給我戴上了刑具：兩腳戴上四十斤重的腳鐐，中間有三個拳頭大的鐵砣。然後將右手從左腿穿過去再將兩手合併用手銬銬上，叫「龍抱柱」。這樣戴上刑具後，一直要彎著腰，上廁所無法解褲子，睡覺腿腳不能伸直，腳鐐的鐵鏈有手指頭粗，生著鏽，只有一尺長，手銬是老式的「板銬」，兩手之間只有一寸多點距離，睡覺時極痛苦的蜷縮下去不一會手腳就被勒得紅腫，又得換個姿勢，所以一會兒起來一會兒躺下，而起來、躺下又全靠腹肌用力就像做仰臥起坐，一晚上就這樣不停的做「仰臥起坐」，無法入睡。不到二十四小時，我的兩腳後腳頸處就被磨破了，生著鏽的腳鏈又直接摩擦著破了皮處的肉，不久白白的腳筋磨得露了出來，每挪一步路都疼得鑽心。金琴路小學優秀教師劉暉被多次非法關押，並被多次這樣戴上刑具，最長一次達28天，不讓洗澡，無法換衣服，連來月經也要別人幫助。

7月22日我被轉往新都看守所，五天後又把我轉到邛崍看守所。

一些好心的人常對我說：我們其實知道法輪功好，可不敢說，你自己在家煉不就沒事了。可他們哪兒知道，我坐在家沒出門就遭了兩次非法拘留、刑拘了。倒是警察有時吐真言：上面規定對待法輪功政策是：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我看你能熬得住？

我就這樣一會兒被抓一會被監禁，家中電話經常被竊聽監控，出門還時常有跟蹤，每到節假日或所謂敏感日，甚麼派出所、街道辦甚至物業管理都是我家「不速之客」。我丈夫原來的手機[phone]也經常接到公安威脅電話：甚麼你在哪個公司上班？做甚麼工作的，你兒子在哪個學校上學，你家經濟狀況如何，最後一句話是：你家屬我們管轄，李智再堅持煉下去，我們就要被牽連，那麼我們就讓你生意做不成，全家攆出欣園。

一邊是強大的不講理的國家機器，一邊是自己了解的親人，讓我的家人如何選擇！許多煉法輪功的家庭原本和睦健康，自99年7.20被迫害開始後，就這樣被逼迫得妻離子散，很多人有家不能回，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

到了2000年底，這樣反覆被抓被關被騷擾的非正常生活，使我壓抑到了極點，我做人不願昧良心，煉法輪功使我們家身心受益，好就是好，噢，你用高壓用強制就能把白的說成黑的了？我想吶喊：還法輪功清白！我於是決定和74歲的老父一起進京上訪申冤。可冤沒申成，才走到鄭州，被警察挨個盤查時，問到我和父親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時，我回答是。就為這一句實話，我被非法勞教一年。

我和父親先被關進了鄭州市二七看守所，被強行搜身後，將我們隨身所帶的錢700元全部收走，說是食宿費，然後打了個收據，上寫收到人民幣陸百元，竟然「漏寫」了壹佰元，我算了一下，那天除了我們父女外，那個看守所共非法關押進了十一個大法弟子，按每人交350元算看守所那天共收到4000元「食宿費」。按每人漏寫50元算，那天共漏寫650元，這僅是一天內，我問同室一個陝西大法弟子，她說她身上帶的1000多元現金全被警察收走了。我父親在二七看守所關了3天，我被關了七天，且七天都是絕食抗議，根本沒吃裏面的飯，我們走時700元的「食宿費」分文未退，其他大法弟子也一樣所有錢都不退還，如此「得來全不費功夫」，難怪那些人打壓法輪功那樣起勁呢！

2001年2月2日我被送上四川省資中楠木寺勞教所。勞教所裏對大法弟子採用強制手段轉化，所有未轉化者坐的都是「牢中牢」。一到勞教所我和一起去的沒有轉化的就一直被關禁閉達4個月零4天，每天從早晨6：00起床開始貼著牆挺直站立，腳尖頂牆兩腿站直，兩眼離牆不到10釐米，不准閉眼，不准說話，除了吃飯，稍有站不直就遭包夾辱罵和拳腳相加，如果彙報上去還要加教、體罰。其餘時間全站著，直站到晚上11：00或12：00關燈後，才允許摸黑上床，每個不轉化者都由兩至三個人跟著。盯著、跟著的人叫「包夾」，包夾都是些吸毒犯或其他搶劫、賣淫之類人員。

我們被關在一間十三、四平米的寢室裏，除了倒馬桶和允許洗澡時或被找去「談心」，就一直關在裏面不允許出來。由於每天站十七八個小時，我們每個人的腿、腳甚至臉都是腫的，有些年紀大的站得頭暈目眩，血壓高至二百七八，我最長一次二十一天未洗過澡。

那些警察每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就能得到一筆獎金，每個包夾每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就可以得到獎分減教，這樣的「獎勵」政策使得勞教所裏的警察和吸毒等其他案例人員，整起法輪功學員來心狠手毒，「名正言順」，也使那些吸毒人員因為整法輪功而減教快，二年的勞教有些坐不到一年。用她們的話說：（容易的）就像打個蘸水一樣，出去後不久又復吸，再犯，經常碰到些回去不久又來的。我心裏難過，這種「包夾」讓吸毒犯們把吸毒坐牢都當成一種榮耀了，誰之過啊？就是這場無理打壓的發動者：江澤民。

到了6月、7月，因未被轉化的人太多了，五中隊已裝不下，就又成立了一個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中隊，九中隊，同時「配備」了「幫教」、「包夾」，每個大法弟子至少跟著兩個包夾，24小時緊隨，睡覺、吃飯、上廁所每走一步路都是一邊一個包夾，名符其實的「牢中牢」。每天強迫大法弟子聽誣陷大法的造假宣傳。

到了九中隊，我們被強迫每天坐軍姿，無論春夏秋冬，每天都得腰板挺直的坐在院子裏，風吹日曬和雨淋。一遇有節日，敏感日就會有電視台，媒體或甚麼人來採訪，每到這種情況，至少提前一週，勞教所就開始準備作假，一遍一遍的打掃衛生，刷洗地面，擦門窗，不停的折騰被關押人員。等到（電視台等）來的當天，所有未轉化者全部被鎖在樓上房間裏不許露面，連上廁所都不讓，因為怕我們在鏡頭前不配合造假。然後讓那些猶大和吸毒犯們穿戴一致，端坐在院中，一改平日橫眉冷對，開始高聲歌唱或各種表演，不久在外面的觀眾就會在電視屏幕上看到勞教所裏的「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裏一派歌舞昇平。「假」就是這樣造出來的。善良的觀眾永遠也不會想到關於法輪功的新聞竟是這樣「拍」出來的。

沒有轉化的人在九中隊依然是被「嚴管」，經常遭到各種體罰。有一次我們集體拒絕走那種侮辱我們大法弟子的所謂「軍步」，勞教所就把護衛隊的男警察們叫來七八個，手持電棍，拎著一串串手銬和那些吸毒犯一起將我們任意推搡，拉扯，辱罵踢打，因為是夏天，有的學員的衣服被撕扯開，隱私暴露在外，那些男警察們卻哈哈大笑……我的右腿被張隊長用電棍拼命抽打了十多下，幾乎一個夏天右下腿都是青紫色的，四個彪形吸毒犯（陳紅等）把我按在地上，有擰胳膊的，有掐頸部穴位的，在我的背上踩，照著我身上亂打亂踹，褲子被扯得裂開，掐穴位幾乎讓我窒息──這就是我血和淚的經歷。

還有一次我們因為拒絕寫侮辱大法弟子的所謂彙報。張隊長就下令把我們間隔開，站在八米高院牆下不准睡覺，後半夜冷得我們直發抖，那天晚上，高牆外的頭頂上就是「北斗七星」那麼清晰那麼近，那是我一生中最清晰最接近的看到他們。我想起了兒子，我對他說：「兒子你知道嗎，今天媽媽有生以來第一次那麼近的看清北斗七星，好亮啊。可是此時媽媽卻在冷風中熬著不眠之夜。」我不明白，為甚麼人要堅持對的，竟會遭受這麼多人為的苦難。

2002年2月22日，我終於衝出了魔窟回到家中，可是經過了這麼多風雨磨難後，我的家人也承受了許多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和壓力，加上受造謠宣傳的矇蔽，對我產生了各種怨恨，甚至斷絕關係（如我舅等）原本好好的一個大家庭啊！很多親朋好友也疏遠了我，我知道這一切都是造謠的宣傳造成的。我不後悔自己的選擇，盼望著「法輪大法好」和「法輪功遭受無端迫害」的真象早點大白於天下，能有更多善良的人來了解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的法輪功，這樣會有益於社會，也只有這樣才能化解親朋好友們對我的誤解和怨恨。

有一天，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在車上我兒子背起於謙的詩，忽然他眨著眼睛說：「我知道了，媽媽就是『留得清白在人間』。」老公的眼睛驚得一亮，我的眼圈濕潤了，謝謝我可愛的兒子，謝謝我的家人，我用我的身體力行教懂了我兒子做人：惟有做到「真善忍」才是最高尚最高貴的。

李智
2004年9月

附：法輪功修煉的是「真善忍」，按我個人的理解簡單的講：真，就是要做真事，說真話，不欺騙，不說謊，做了錯事不掩蓋，將來達到返本歸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負人，同情弱者，幫助窮人，要樂於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難時，在受到屈辱時，要想得開，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記不報，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難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