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農婦做好人反遭惡人迫害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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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2004年10月31日】一個記者採訪我,想要我誹謗大法,我對著麥克風說:「我以前有病,煉了這個功全好了……」──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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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63歲,1996年7月得法。得法前,我身體多病,為了祛病,練了幾種氣功,但病一直不去根兒。

那時我也求神拜佛。因為我的母親、奶奶、姥姥都信佛,我也受了影響,小學畢業後就開始看經書,學拜佛,後來又和我的朋友到處搜集了一些經書,成了多種信仰,甚麼教門的書都拿來看,弄了一大堆,整天忙碌,一心想找一條出路,以後能有一個快樂的歸宿。其實我每天心裏都在苦惱,今天練練這個功,明天練練那個功,再求求神,不知要走哪條路好,就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人家一條大道往上修,他都是些岔道,他修這個,那個干擾;修那個,這個干擾,都在干擾他,他已經修不了了。」我確實修不了了。

正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我得到了大法。當我見到這本《轉法輪》的時候,我才知道這正是我多年來要尋找的真師、真法。我止不住淚流滿面,望著要救度我的師父的法像,心又激動又高興。

我開始了真正的修煉,把原來的東西燒得一乾二淨,認清正邪,以法為師,和功友在一起修煉,從心裏高興。

1999年風雲突變,做夢也沒想到這麼好的功法,還有人破壞。6月底的一天,突然各村幹部同一時間分頭去學員家收書,最少也要交一樣東西,還要填表,寫上不煉了。我村的支書拿著表格到我家,我不交東西丈夫不幹,沒有辦法,我就給了支書一盤廢了的煉功帶,支書給我填了表。

支書走後,我想來想去,廢了的煉功帶也不能給他,上面有大法的東西。我就急忙去他家,對他說:「你給我填的表不算數,要自己填。」他找出來給了我,我就填上了:「堅持煉功,一修到底,做到『真善忍』。」我向他說:「我要煉功,沒有煉功帶怎麼煉,我要要回我的煉功帶。」他把煉功帶給了我,大發脾氣:「我這就要去鎮上交,這一下子你叫我怎麼交代。」我拿著煉功帶就走了。

這次收書,有的學員把書交上了,經過交流知道交上書不對,沒有書怎麼修煉,不能聽他們的。這一天我們七個人就去了鎮政府要書。那裏有幾個幹部保管。我們就向他們證實大法,舉了很多例子和自身的體會,後來去了一個王書記,這個人很惡,惡狠狠的把我們罵了一頓,罵我們是反革命,還拘留了我們,一直等著各村的幹部到了才放人。

那個時候,功友也經常在一起交流怎樣來保護大法,不能叫壞人破壞。99年7月14日,有幾個村的學員在一起交流和看師父講法錄像,突然一同修告訴有人攻擊大法。聽說後,大家都前去參加了這次幾千人上訪護法。

參加7.14市政府上訪的學員都挨了打,還有去北京查回來的都挨了打,我也被他們打了一頓,胳膊兩側被打黑了,有的學員被打得很厲害。拘留的那幾天,惡人晚上不讓我們睡覺,不是看電視就是念報紙,還要我們長時間的坐在地上,兩腿伸直,兩臂抬直,有一個青年是個打手,拿著膠皮棍在學員跟前走來走去,點點這個,指指那個,誰不聽就挨打。那個時候,我心裏很不平,只是想:「你們無論如何動不了我的心。」

7.20這天,村幹部領著鎮上的幹部五、六個人到我家來,說是來看著我。當時我感覺很可笑:你們來看著我幹甚麼,我又沒做壞事。我從小就知道行好、行善,現在修煉了法輪功,我才知道做好人還有一個標準,就是「真善忍」。我就向他們洪法。他們只是說,你去不了北京,再一天就知道了。他們白黑看守了我兩天,不讓我出門,我要給老母親送飯也跟著我。有一個幹部向我說:「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鎮上的書記說了話了,今天是我值班,你如果去了北京,我就沒有飯碗了,工資就不給了。」

7月22日這天,全體學員都被集合到鎮政府,從那開始,鎮政府經常叫學員去開會,叫辦學習班,幹部經常向學員大發脾氣鎮壓,要大家都寫保證書,我也逼得沒辦法,只寫了個不練了,用「練」字糊弄他。後來已上網聲明全部作廢。

一次,各村分組講座,片長和村幹部都跟著,來了一個記者採訪我,想要我誹謗法輪功,麥克風抬在我嘴上,我就說:「我以前有病,煉了這個功全好了。我80多歲的老母親學了這個功身上的病全好了。」說到這裏,片長大怒:「住口,誰叫你說好。」後來我才知道要錄我的像上電視、上報紙。

那個時候,我們村的學員都被幹部暗暗監視,每人看一個,我是被村會計監視。如果去了北京,他們就受處分。那個時候,我一心想去北京證實大法,看著很多同修不斷的去北京,我很著急,只因老母親無人照顧,後來我就經常告訴母親,大法受到江澤民鎮壓,這麼好的大法不能叫壞人破壞,就應該去證實法,我去證實法你在家就吃點苦也是好事,你也修煉的人,也應該吃點苦,說的母親同意了,還支持我去。

2000年6月5日,我們四個學員步行前去北京,她們3人家住濰坊市裏,這是第2次去北京,上次坐車,這次步行。我們走在路上也吃了很多苦。那位於大姐60多歲,體重150多斤,走在最前面,兩腳水泡從沒說過疼。小高是大學生,在單位裏是位幹部,出入有專車,這次兩腳走的起了水泡,從不叫苦。小胥身輕如飛,買飯、打水、找住宿、尋路她走在最前面,還幫著別人拿著東西。我的兩腳也有水泡,腿也感覺很疼,走一段路就落在後邊,小胥就等我走上去,拉著我的手一塊走,和我交流鼓勵我。

她們3人心性很高。走在路上、飯店、住宿,有人問,她們就照實話告訴人們大法的真象。但是我還抱著一種怕心,老是害怕說了實話再有人舉報,走不到北京。步行在第10天上,走到一個飯店,那個口善心非的飯店老闆偷偷的給公安局打了電話,舉報了我們。我現在悟到,因為我有怕心邪惡鑽了空子,如果4個人的心都很純淨,就不會有人舉報。公安車把我們拉到公安局,單個問,去北京上訪幹甚麼,我們都說的一樣:「去北京替法輪功說句公道話,法輪功不是邪的,是正的,祛病健身,修煉『真善忍』。」我們又向他們講清真象,證實大法。後來我們被拉到拘留所,在那裏拘留了三天,裏面有些大法弟子暗暗送經文給我們看,她們每天都學法煉功,煉功時,犯人還主動的給她們監視著警察,因為那些犯人已經明白了大法真象,有的犯人還學著煉功,背經文,想釋放後回家煉。

三天後,來車把我們拉到鎮政府,那些幹部把我們圍起來,問了問是去北京上訪的,就開始打,不多時就把我打的暈了過去,又給我潑上涼水,隱隱約約聽著那個頭頭說:「你們村裏不要你了,打電話都打不通了,趕快把她丟在井裏算了。」一直等到村幹部和家人到了,才把我扶了起來。我坐在連椅不能動,一動就暈過去,女兒扶我出來門口幾步我就一下暈了過去,在草地上躺了有一個小時。第二天幹部看我身體不行,用車把我送到了醫院。

我在住院期間,鎮政府開大會,書記褚永生還叫人從醫院把我抬去示眾,我村的治保主任說我已經掛上吊瓶了,不能來,這才完事。

住院到第七天,家人把我接回家。第二天,褚永生知道了,把我叫到鎮上,向我大發脾氣,要拘留我15天,又要我幹活,還要我拿20000元,我就是一句話:「我沒有錢。」鄰村那個負責迫害法輪功的幹部陳永華叫我拿6000元錢。後來我村的治保主任請了客,褚才同意叫我拿2000元。

從此迫害越來越重,我經常被逼到鎮政府開會,逼寫保證、找保人……邪惡頭頭還命令學員每天早晚兩次向村幹部回報,外出要當天回來,如果回不來必須先請假。這一天,我要去女兒家伺候月子,藉此去了村長家,守著他的妻子給他倆講清真象,政府這樣對待我,對不對?他對我說:「村裏都知道你是個好人,你煉著好就在家偷著煉,別去北京,你去北京俺受處分,你得給俺當幹部的留個面子。」

2000年10月一天,陳永華開車來抓我。這一天開始抓人,我是第一個被抓去的。一進去就看見李愛英被打,床腿粗的棍子被打成三半截,後來又去了一個姓楊的,都叫他楊部長,用腳一腳一腳踢她的臉,把她的兩隻眼睛全踢黑了。他們把她拖到另一間屋後,就開始打我,逼我趴在椅子上,用了根木板,從上到下的打,最後打我的踝骨、腳,打得骨頭好像裂了,把我的頭髮揪下一把。拖走我,接著就打老陳,老陳和李愛英是頭一天去北京上訪拉回來的。叫老陳坐在地上,把腿放在連椅上,用那根木板不住的打他腿上的踝骨,打得他直叫。這個褚永生很惡,打人很厲害,這時陸續的進來幾個學員,他們看我臉色發黃,扶我去廁所,剛走兩步我就暈了過去。

被抓來的學員都拘留了,每天有人被打。有一天,連續打了9個人,都打得躺在地上,有的學員被連打好幾次,有的打得暈過去,潑上涼水,醒來再打,高繼升背銬著手被打得厲害,他老婆被打得暈過去多時不醒,被送去醫院。那一天玄成喜被活活打死。

這次我被拘留了20天。臨走時要交600元,我丈夫拿著500元錢,陳不讓,硬逼迫我寫保證,要寫上如果再去北京就交10萬元。

回家後,陳永華經常去我家騷擾,要我去洗腦班,逼得我躲來躲去。2001年2月,陳永華又開車來我家,要拉我去洗腦班,我堅決不去,我的丈夫膽小,也幫著他拉我去。到了洗腦班,看見有幾個學員都邪悟了,當了幫教,為610辦事,破壞大法,不敬師父。我心裏很難過,止不住落淚。

第二天,陳永華開著車還拉著幾個打手到我家來,說我不轉化,要把我拉到鎮上拘留20天,我說80歲的老母親病了,我不能走。昨天晚上我母親確實病了,連拉帶吐。我告訴丈夫陳這一夥,硬要拉我去鎮政府,我丈夫也急忙阻攔,說我不能去,如果去了我娘無人照顧。這樣,陳就命令我丈夫在家看守我20天,不讓我出門,出入掛鎖。

在我一次次受到迫害中,我丈夫的心靈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江澤民謊言的宣傳中,他受到了嚴重的毒害,他膽小、固執,為了家庭少受損失,始終順從邪惡。但是,在這些年來,在我身體的變化上,在我的正念正行中,他也感受到了大法是正的,他心中已明白真象。

江澤民鎮壓大法,矇騙了廣大老百姓,我們要抓緊時間,向世人講清真象,救度他們,這是自己的重大任務,做好目前要做的三件事情,做到師父對大法弟子的要求,達到一個修煉人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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