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五年征程風雨路 共同回家步別停
偉大的師尊好！至今仍在精進不停的國內外廣大同修好！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五年征程風雨路，共同回家步別停。
我是1996年3月份在大學學習期間得法的。我大學宿舍的一名氣功愛好者拿回寶書《轉法輪》，我用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的時間，一口氣讀完全書，從此走上了返本歸真的金光大道！記得讀完《轉法輪》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在學校門口新成立的煉功點，有幸成為這個煉功點的第一批學員。我那時的思想很單純，就是覺得找到了自己生生世世等待的，發自內心的想要返本歸真！
從1996年3月來到煉功點開始一直到1998年底我大學畢業，這一段時間是我終生難忘的幸福時光。在煉功點上集體煉功，在學員家裏集體學法，在這個大熔爐裏每天都在熔煉著自己。自己也積極參加洪法煉功和看師父在濟南等地的講法錄像。學法點上有研究生、工程師、大學在校生、家庭婦女、退休職工。儘管大家職業、社會地位不同，但只要一到學法煉功的場所，每個人表現的都像煉功人的樣子，都在向內修，做一個高標準要求的修煉者。那時我記得最清的是鎮壓前一年的一次學法上，一個退休的老年同修跟大家講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他家住的樓房要安空調，可壓縮機正對著別人家的廚房，於是他把壓縮機挪到別處！讓我記得這麼清楚的是這位老同修訴說這件事時的平靜和自然！
1998年畢業那年，我曾一度停下了修煉的腳步。我畢業時，我女朋友幫我用常人的方法花錢留在了北京。我對照大法感覺自己很慚愧，精進的同修都在無條件的捨棄自己不好執著，而我卻沒能做到。為此我意志消沉了好幾個月，感覺自己不配做個合格的大法弟子。
1999年4月25日傍晚，我前妻（這時我已和女朋友結婚。後來我入獄，她及她家人迫於國家恐怖主義的壓力同我訴訟離婚）在西單地區工作的一個親屬打電話說有很多大法學員去中南海，不知有甚麼事。我知道後很著急，雖然我沒有經歷過文革和六四，但我深深知道這樣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於是我到中南海去看，才知道了天津抓人的始末，就和瀋陽朝陽區來的學員靜靜的在一起，等待著上訪的結果。8點多傳來消息說天津被抓的人已經被釋放，政府已經和平圓滿的解決了這一事件，於是大家有秩序的靜靜的散去了。從這天起我又回到了修煉回歸之路。
1999年7月19日晚，我來到了學法點，本來大家想學《轉法輪》，但像有預感似的最後一次集體學習了《精進要旨》，從「論語」一直學到了剛剛得到的「位置」和「安定」兩篇經文。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的集體學法，從此走上了風雨漫天的征程……
1999年7月20日清晨6點我來到煉功點，只有幾個人，他們告訴我說國家要取締法輪功，大家已經去信訪辦了。這時我愛人從公務員親屬那知道了消息，不停的傳呼我，我關掉了呼機，毅然去了中南海。到了中南海，我被警察裝到大公共汽車裏，那裏已經有很多全國各地的同修，看著這些可敬的同修，我被深深感動著，被同修的正念鼓舞著。在車上我念了傳過來的「一個不動就制萬動」的條子，因此被車上的警察認為是骨幹。到了石景山體育場，一隊隊的武警來回跑動，氣氛緊張壓抑。車上的一個警察指著我對一個當官的說了甚麼，於是兩個警察上來架我，我雖然不知要面對甚麼，當時想可能會被拖去槍斃吧，但我當時很坦然鎮靜。可架著我的兩個武警卻渾身發抖！我告訴他倆：不要緊張，你們說去哪就去哪！他們才鎮靜下來。一會我和另外兩個同修被帶到了石景山分局，那裏有頭一天就被關進來的6個同修。在警察的辦公樓裏我們度過了39個小時。後來一個官員把我帶到了一個房間，我堂堂正正回答了他所有的問題，最後我告訴他，我只是千萬大法弟子中最普通的一個！看得出他對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敬佩的。
1999年7月22日，電視突然停止了一切節目，播出了公安部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通知和六禁止通告（實際上那時研究會早已自己取消了註冊，成為歷史上存在過的組織，所以公安部的所謂取締是非常荒唐的）。官員急忙再次把我叫去問我的感想，我對他說：學員都是自發的學法煉功做好人，在心中從來就沒有甚麼研究會啊這些概念，對政治也不關心，這些決定是錯誤的！回來後我用屋子裏的警察用的廢文件的背面和一根鉛筆寫了我對這件事的看法然後交上去了。半夜被公司經理和家人接回。
1999年7.20以後，由於取締的突然和沒有師父新經文的指導，除了少數的大法弟子坦然走出來，用生命去護法外，大多數同修都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做，都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大家都在摸索中去走未來的路。在三個月後北京發生了一件對整個正法歷史進程起著推動作用的事：1999年10月28日在北京某度假村召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與會的大法弟子向國外主流媒體第一次公開了鎮壓法輪功後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實情況，結束了國外媒體長達數月被誤導的不實報導。隨後參加新聞發布會大部份大法弟子轉道廣州，籌劃召開在那裏召開一次法會。雖然11月份的法會最後沒有召開，但那批大法弟子用生命譜寫的心得體會全部上了明慧網並被大法弟子們廣泛流傳，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這批心得交流稿精神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捨生忘死，前仆後繼紛紛走出來證實大法。
1999年12月31日晚和2000年1月1日上午我分別兩次來到天安門廣場，被警察抓到天安門派出所，在那裏遇到了全國各地的同修，每個人都要面對隨之而來的工作、家庭、親情、財產全方位的考驗，但我看到的同修都是那麼的坦然，我從中感受到了師尊和這部真善忍大法的偉大！一個個都是滿身業力從常人起步在法中不斷被熔煉，逐漸成長為今天頂天立地的護法神！1月2日早一名外地同修來到我的住處，要我幫忙找一面法輪旗，要把這面旗掛到天安門城樓上去，我們就跪在地上親手製作了這面法輪旗。1月3日上午，這名同修正念正行，在師尊的呵護下，智慧勇敢的把這面旗子掛了上去，而後安全返回。隨後一段日子，我遇到了參加99廣州法會籌備、被捕後正念走脫的兩名大法弟子。她們來到北京著手籌劃2000年除夕護法的具體事宜。還有從美國回國的兩名大法弟子，她們帶回了國外同修的問候和國外洪法的情況並積極參加北京的很多交流會，鼓勵了很多認識不清的同修堅定正念，積極走出來證實大法。
那時我每天都被同修們證實大法的事蹟感動著、熔煉著，我遇到的是一群對師對法有著堅定正念的善良生命。有一個吉林省白山市弟子千里步行要飯吃來北京證實大法，我幾乎是流著淚把她的事蹟整理上網的，從中也一次次看到了同這些同修的差距。
2000年1月19日，師父在明慧網刊出在山中的照片，寓意深刻。我想上面就是清澈的天空，而眼前的黑暗終究會過去的。
由於國家恐怖主義的陰影，我前妻一家在要我放棄修煉無果的情況下叫我離家，我被迫流離失所。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和同修交流，參加了很多的交流會，也遇到了更多走出來證實大法的弟子。有的甚至學大法只有幾個月就走出來了投入到正法的行列中。隨後我在公園公開煉功和在火車站攜帶大法資料被兩次拘留。期間經過了很多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就向警察講真象，他由原來對我們走出來的謾罵和指責到後來態度就變得溫和和理解了。
非法刑拘結束以後，我在前一段接觸的同修大都進到看守所或被勞教判刑。就剩下我一個在外面，我那時感到特別的孤單，不知道下一步要做甚麼。我就開始每天登陸到國外論壇，以筆名和一些網特論戰。在後來的「香港事件」中，和一個筆名「華丁」的自稱是大法弟子的人論戰，他在舊勢力演化的假象的誘導下反明慧網站，在香港事件中充當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毀了一些國外弟子。直到7月份師父「排除干擾」經文的發表，這場論戰才最終停息！
隨後隨著整個正法進程的推進，由當初走出來證實大法逐漸轉到向世人講清真象上來。我每天就打印幾十份真象材料，掛到公共站牌上，有緣人就會自己去看。8月份我買了速印機，被市局盯上了，很快被捕入獄。
我屬於北京市第一批被非法判刑入獄的大法學員。由於那時還停留在個人修煉的認識上，舊勢力向我身上強加了嚴重的膿疥瘡，以達到消磨我意志的目地。當時還沒有舊勢力干擾這個概念，我只是把這當成是消業，每天都要經受一輪又一輪的鑽心之癢。剛到監獄時，我被強迫每天白天跑步，當時正是天津茶澱最冷的季節，在刺骨的寒風裏，上午50圈，下午50圈，繞著籃球場跑步。說是讓我「恢復身體」。每次跑下來，身體極度的疲勞和痛苦，汗水浸入膿疥的創口，很難描述出那種感受。肉體上的痛苦還不算甚麼，在精神上，獄警每天都系統的找一些法律知識和反「法輪功」的資料，強迫讓我反覆看，對我進行洗腦。而最殘酷的是不讓睡覺，每天只允許睡兩個半小時，「包夾」的刑事犯人24小時不離左右，稍一閤眼就被捅醒。在強制洗腦時，我總是本著善心的對獄警講清大法真象，到最後獄警已無話可說，只說些「要認清形勢啦」之類自己都洩氣的話。到2001年1月底的時候，因嚴重缺覺，我已經睏得神經都麻木了，幾乎是站著都隨時瞌睡過去。可稍一閤眼，立即就被「包夾」犯人捅醒。在這種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下，十五天過去了，他們也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轉化」，因為我堅信師父，堅信大法。
2001年1月30日，電視播出了編造的所謂「天安門自焚」這件欺世謊言，邪惡鋪天蓋地而來。對我多天努力講清的真象帶來了直接的破壞，我欲哭無淚。獄警和清河分局610辦公室的人讓我寫對此事的感想，於是我在材料上寫道：這次事件是對法輪功和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獄警見我這麼「不識時務」非常惱火，終於撕去了偽善的面紗，露出了殘暴猙獰的真面目。
2001年2月1日早晨，分監區的一群獄警不顧我極度虛弱的身體，不顧我滿身嚴重的膿疥瘡，不顧這半個月的熬人折磨，開始給我上電棍進行電擊，最開始上了兩根那種纏滿鐵片劈啪作響閃著藍光的電棍，放在我的頭部和頸部連續電擊五分鐘，看我不屈服，邪惡全都瘋狂了，到其他分監區借電棍，借一塑料桶電棍回來。當時分監區所有在班的幹警，每人手拿一到兩根電棍，面目猙獰，惡狠狠地一擁而上，持續放電電擊我。由於我激烈掙扎，他們給我上了背銬，一動不能動的被他們踩在地上，電我的手心、腳心、頭、頸、生殖器等敏感部位，一直持續電擊。空氣中到處瀰漫著毛髮、皮膚焦煳的味道。
這真是一種生不如死的酷刑，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個世紀那麼漫長，身上的肉似乎正被無數把刀一片片割下來，呼吸極度困難，掙扎在死亡的邊緣，極其痛苦難熬，我瞬間感受到了古代「凌遲」酷刑是甚麼滋味。當我實在忍受不住的時候，心裏就默念師尊的話：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就這樣，漫長的非人所能忍受的一個上午過去了，接近中午的時候，我的忍受到了極限，終於崩潰了，被迫違心的寫下了「轉化書」。後來獄警告訴我說，「轉化」我時他們同時上了8根電棍。（後有出獄的同修說警察私下對他說用到了11根電棍）
2001年3月3日，我被轉押到最邪惡的二分監區，這是一個類似法西斯集中營似的嚴管分監區。同「集訓隊」的管理幾乎是一樣的，每天都在精神高度緊張中度過。嚴管時，每天從早上5點起床坐到晚上10點。坐在一個十釐米高的小凳子上，兩手放在膝蓋上，雙腿並攏，膝間不能有空隙，腰要挺直，一動不能動，眼神都不能錯一下位置，更不允許說話。每人的身後都有包夾監視，稍動一下，就會遭到拳打腳踢。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臉上還要時刻露出「轉化」後獲得「新生」「高昂」的精神面貌。邪惡明知道每個人都不是真的「轉化」，卻用殘暴和謊言粉飾著一切，用恐怖和無人性控制著這裏。我在二分監區度過了漫長的非人的九個月時光，直到後來我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後才離開。
自從被強制「轉化」後，我的內心極度痛苦，覺得愧對師父、愧對大法。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又遠超過肉體上的折磨，這種煎熬折磨、消磨著大法弟子的意志，使許多大法弟子變得消沉、頹廢，長期陷於自責之中。至2001年7月份，二分監區已經陸續關押了20多名大法學員，原研究會成員李昌和香港籍的大法弟子朱柯明也從北監轉了過來。紀烈武被單獨關押在五分監區。而王治文等人被關押在附近的另一所監獄。
邪惡之徒的殘暴和強制永遠無法改變修煉人的心、更無法戰勝修煉人心中的正念。2001年7月21日，邪惡之徒要我們去少管所演出「轉化」後的文藝節目。去之前，大法學員們已約好，要在台上揭露我們被所謂『轉化』的真象，後來由於太多的邪惡因素及我們的怕心和人的執著，沒能成功。從少管所回來後的第二天（7月22日），二分監區的大法學員集體「反覆」（覺醒），推翻了以前的強制「轉化」，給邪惡以沉重的打擊。清河分局及610辦公室都感到震驚，因為他們認為轉化效果最好的學員都公開「反覆」了。雖然最終被鎮壓下去了，但邪惡也終於明白了：它們在殘暴下所要的「轉化」永遠都不會真正實現。
2001年11月下旬，由於入監以來的非人折磨和持續高壓生活，使我夜裏經常做惡夢，並喊叫著從惡夢中醒來。又有一次因為我在床上盤腿，被值班的隊長以鬧事為由拉出去電了一頓，隨後關進小號，幾天後又被一個另一個小隊長拉到辦公室電了一頓。這些嚴重的刺激了我的神經，最終導致了精神的全面崩潰，精神失常達七個月。
2001年12月中旬（這以後的情況是我清醒後十一分監區的包夾犯人告訴我的）轉到十一分監區。在這七個月裏我是在小號裏度過的，我不時被銬上手銬、戴上腳鐐後強行穿上約束衣。每天除了大小便外都被約束衣捆著，躺在一個放在地上的木頭床板上一動不能動。此期間，家裏失去了我的任何消息。一直到2002年7月份中旬，在師尊的加持下，我才得以重新清醒明白過來，以後的日子是在十二分監區度過的。
2003年8月份期滿被釋放，結束了歷時三年的人間地獄生活，帶著很多大法弟子的囑託、祝福和期盼，離開了這個讓我終生難以忘卻傷痛的地方。出來後我系統的補習2000年8月以後師尊的全部講法，從法理上清楚了這場邪惡迫害的本質，也清楚了發正念真正的意義和作用。我重新匯入了講清真象救度世人的洪流之中。我協助家鄉地區建立了小型資料點，並協助當地同修編排製作了第一期揭露當地邪惡的真象小冊子。製作的時候，當地同修每個人都用心寫了這幾年曆程的心得體會，也克服了邪惡從各個方面的干擾。由於大法弟子整體的提高和心性的昇華，在師尊的呵護下順利製作出來，有利的揭露並清除了當地的邪惡，使更多的常人知道了真象。
現在我在北京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但我並不孤單，我生在了正法洪傳的偉大時代，被宇宙根本大法熔煉著，在主佛的呵護下精進不停！有著千萬和我一樣志向的大法徒一起在走向回歸、走向輝煌，我們用行動兌現著自己的史前大願。我感覺無論多大的干擾困苦、多大的人心、多大的執著都已經無法繼續擋住我們回歸的征途。我會利用在北京地理上的優勢，近距離發正念鏟除邪惡，向仍被邪惡控制的首都人們講清真象，不斷學法純淨自己，在師尊最後的正法時期完成自己應該做的。
最後請允許我以四句詩獻給偉大的師尊，並與至今仍精進不停的千萬大法徒共勉：
五載冰霜寒風吹，
傲立千萬松和梅，
法正惡盡新穹宇，
悠悠法船載眾歸。
（首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