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仇恨成為一種政治文化

【明慧網2003年12月4日】加拿大的《華僑時報》因為散布仇恨，被法輪功學員以誹謗罪告上法庭，此案顯示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仇恨宣傳早已走出了國界。

今天的中國，如果為她號一下脈的話，你就會發現她的血液裏浸淫著一種莫名的對法輪功的「仇恨」，同時，還有一股瀰漫得無處不在的有關法輪功問題的政治高壓。

前不久，在北京的岳父岳母在電話裏一再告誡我一件事，說是我一位在內地家鄉工作的老同學專門給他們去了電話，勸我不要再給他寄有關「那些事」的電子郵件，說是已經定了案了，沒有人相信我說的了。

曾經和我無話不說的好友，他居然不肯，或不敢直接告訴我，而要通過別人，這是一種甚麼心理呢？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小鎮中學當歷史老師的家人也告訴我，上級的考試內容要求他們學校不但政治課上要批法輪功，他的歷史課上也得要批。可以想像，江澤民集團製造的那些血淋淋的謊言，在課堂上由學生們信賴的老師直接宣讀給他們時，孩子的心中會種下對法輪功多大的仇恨！

同樣地，當就業、就學、上崗、高考、甚至出國都要與法輪功問題掛鉤時，人們將面對甚麼樣的政治壓力！

1、江澤民集團為甚麼要進行仇恨宣傳呢？

1）鎮壓缺乏合法性和群眾基礎

近二十幾年來，××黨的矛頭轉向民運、藏獨、台獨、自由化、和平演變等。在領土問題上，老百姓同政府一條心；對於民主西化，人們又有一種不確定和不安全感。所以，要發動對這些東西的批判時，××黨擁有一種先天性的中國特色的「群眾基礎」，很容易就煽動起來。

而法輪功自傳出後，在老百姓中間，由於祛病效果顯著和人們對道德回升的精神渴求，傳播得越來越廣。要想鎮壓這樣一個沒有政治企圖的修煉團體，江澤民最缺乏的就是合法性和群眾基礎。

1999年4月天津警察抓走學員後，引發了法輪功萬人上訪北京。後來政府發布通知寬撫百姓，說是從未禁止氣功，群眾可以照常煉功。3個月後，江澤民一意孤行，執意要鎮壓，人們當然難於接受。

怎麼辦呢？用誹謗宣傳來煽動仇恨就成了為江澤民集團解圍的唯一稻草。

2）鎮壓缺乏道義基礎

與其他政治性團體不同的是，法輪功不涉及政治，以「真善忍」為信仰準則，教人做好人，不但是理論，更是學員們的自覺實踐。提倡真誠、寬容、忍讓，不抽煙，不喝酒，戒毒戒賭，婚姻專一，不貪不賄，凡事先為別人考慮……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可以說，法輪功佔盡了道德先機。

江澤民集團要對這樣一個「精神文明」的典範下手，在道義上完全沒有合法性，那麼，醜化誣陷散布仇恨就成了江澤民集團能夠維持鎮壓的必然手段。

2、江澤民集團搞運動又是如何得逞的呢？

經歷過無數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於血雨腥風的宣傳，應該是有很大的免疫力了。在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許多人能夠被仇恨宣傳所再次欺騙，江澤民集團靠的就是高強度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和不給法輪功任何辯解的機會。就連非典國難當頭、神五飛船上天這樣的事，江澤民集團都要用來製造謊言栽贓醜化法輪功，散布仇恨。

人們對一件事的承受力都有個「臨界值」，當這種仇恨宣傳濃烈到一定程度，持續到一定時間之後，人們的免疫力就失效了，這就是「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等典故的來歷。而江澤民集團這幾年持續不斷地造謠誹謗，人們如何又頂得住呢？

伴隨著仇恨宣傳，就是政治高壓。社會的各個領域都與法輪功掛鉤，××黨自己把法輪功當作頭號敵人，成為一切內政外交國策的出發點。老百姓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武漢青年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打死一案曝光後，人們敢說敢評，甚至驚動中央；而成百上千的法輪功學員被折磨致死，無數的學員在監獄遭受酷刑，人們卻噤若寒蟬，大陸的媒體、網站從不敢報導，有的不相信，也不願也不敢去調查了解，甚至自覺地站在江澤民集團的立場，責罵受害者。相反，誹謗法輪功的消息一出來，就會傳遍許許多多的網站，這些網站以此顯示其自覺緊跟中央的姿態。

這種政治高壓下的仇恨，使得害怕捲入政治的人，麻木冷酷；使得為了個人利益的人，助紂為虐。

可以說，這場仇恨宣傳，在今日中國造就了一種深入骨髓的仇恨文化。

當仇恨成為中國的文化時，熱衷於「文化交流」的××黨，在向世界輸出甚麼呢？

看看加拿大的《華僑時報》被送上審判席，就知道了。（明慧記者歐陽非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