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實踐深知大法好 恐怖迫害下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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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2003年12月29日】我今年37歲,是河南省南陽市某單位職工。我是1999年4月20日有幸得知並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我得法前,身體非常不好,由於工作的壓力和添孩子後身體沒有恢復過來,落了一身的毛病,腰痛、失眠、乳腺增生、植物神經紊亂、頭痛……特別是失眠引發的頭痛 ,頭整天像罩了個殼似的,晚上瞌睡的直想哭也睡不著,吃安定片也只是迷糊一會兒,根本就沒睡著覺。整天昏昏沉沉的。後來臉上長了一層綠豆大小的毒膿包,布滿整個臉,甚至連脖子上都是,又癢又痛,苦不堪言,吃藥打針中西醫偏方一一用遍,根本就是無效。在單位裏同事之間勾心鬥角的事整天弄的心煩意亂,回到家又拿丈夫發火,吵吵鬧鬧互不相讓,痛苦的心情每天都在煎熬中一般。只覺得不知道為甚麼活著,真是太苦、太累了!正如師父說的:「悠悠萬事過眼煙雲 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為何而生 難倒眾生智。」(《大法破迷》)

為了尋找人生的真諦,我閱讀了很多古今中外、宗教、哲學、文藝、歷史方面的書籍,幾乎是甚麼書都看,可是除了給我增加了一點知識外,仍是找不到答案。就在這時,99年4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了師父的經文(合訂的小本),當看到那一篇《悟》時,心中猛地一震:「這不是真佛下世傳法度人嗎?!」我就又找來了《轉法輪》,用了三天時間看完一遍,說不上甚麼感覺,只覺得這本書非常特別,知道他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書,接著那天晚上我就去了煉功點,開始學煉功動作。過了幾天,也就是4月25日吧,在電視上看到了法輪功學員們去了北京上訪,後來,在電視上知道也把問題解決了。當時電視上說從沒有說過不讓煉功,一切都是謠傳。我是相信政府的,這麼大的國家政府,能騙老百姓嗎?

以後的日子是我在學法煉功中度過的。修煉的巨大變化只有親自去實踐了才能真正知道。我由以前的爭爭鬥鬥漸漸變得先他後我、寬容大度;不再像以前那樣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生活得從容而愉快,沒有了爭鬥,工作中處處好事讓給別人,我自己多幹點沒關係,再不認為是吃虧。同事間、家庭中處處事事以一個煉功人的標準要求自己。不願多沾別人一點便宜。買雞蛋時,少收了我3元錢,十多天後我發現了,跑去還給他;我們商店進貨時,開發票問我咋開,我說就照實數開,一分不多要。99年給災區捐款,我在單位捐了30元,又到郵局捐300元。有一次一位顧客到我們那兒買完東西後把錢包忘在櫃台上走了,面對包裏厚厚的一打錢,我絲毫不動心,根據錢包裏的名片給他打電話,讓他來拿,他非常感動,對我連聲稱謝。

我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人生的目標而慶幸,也非常希望更多的人來修大法,因大法而受益。並從此下定決心,要跟隨師父走返本歸真的光明大道。煉功後,身體經過了幾次消業狀態,每次不管多難受,都是兩三天就好了,突然間難受,又突然間好了,每次都是這樣,就是師父在給我清理身體,把病業從根上去掉。從開始煉功後,我的醫療卡就再也沒機會使用了。而我以前的種種疾病,頓時煙消雲散。並且我煉功不長時間,就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栓了一根線的輕氣球似的,感覺身體輕飄飄的,總要離地似的。

然而,我只在煉功點上煉了三個月的功,對法輪功的迫害就開始了。江澤民,這個弄權小人,因自己的妒嫉而置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於不顧,硬是要把這群最善良、最真誠、最寬容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對立面而打壓。一時間陰雲突起,形勢驟變。電視上、廣播上、報紙上造謠假話層出不窮,這麼大的政府,把假話說的像真話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看了它們的播報,它們說的不是真的,在冤枉法輪功,它們在冤枉我師父。我要去澄清事實,去告訴人們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是甚麼。

2000年11月18日,我隻身踏上了進京的列車。當時到北京上訪的大法弟子很多,後來聽說去信訪辦的只要是為法輪功上訪的都被抓到看守所,根本就不聽你說甚麼。信訪辦去不成了,偌大一個中國竟沒有鳴冤之處。11月23日,當我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法輪常轉」的橫幅,喊出我發自心底的呼聲「法輪大法好!」時,眼淚也止不住滾落下來。廣場的惡警拿著很粗的棒子,沒頭沒腦的打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一個惡警一邊惡狠狠的謾罵著一腳將我踹倒在地,摔出去很遠。他們又兩個人架著把我拖上車,車上已經有很多被打被抓的同修了,後來多的裝不下了,就把我們拉到了前門派出所。一個一個的問姓名、住址,不說姓名的都被關在了一個地下室的大鐵籠子裏。一個惡警邊問邊罵,並走過來對我拳打腳踢,打耳光,把我的左耳打的嗡嗡直響,疼地鑽心,當時左耳就聽不清說話聲了,直到三年後的現在,左耳的聽力還是不如右耳。我們被關在地下室的鐵籠子裏的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背《洪吟》、《論語》,一天沒吃沒喝,到了晚上被分散到不同的車裏,拉到了其它派出所,非法審問,我們一起的五人為了抵制他們企圖讓當地對我們的繼續迫害,不報姓名,又被送往通州區看守所。

看守所裏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就更多了。我所在的牢房裏同修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才20歲,一起關進來的還有一位懷孕4個月的同修。監室裏還有其他犯人,那些犯人中有兩三個對我們非常兇狠,罵罵咧咧,惡言惡語,拿鞋底子打臉,在我們煉功時拿臉盆子往頭上摔。我們仍堅持煉功,她們就連吵帶罵地把我們攆到另一間露天的房子裏,這時天上正飄著小雪,我們二十多人仍在雪中煉功,那個號長一看我們還在煉,拿著盆子接涼水就往我們身上潑,一邊潑著一邊大罵著:「我叫你們煉!凍死你們!」這樣接連潑了幾盆水,沒有一個人停止,也沒有一個人出聲,大家還在靜靜地做著第三套功法。

我們在一進去就開始絕食抗議了。絕食到第三天,惡警們開始灌食。幾個男惡警和監獄裏的犯人連拉帶拽的把人拖出去,一人踩一條腿、一隻胳膊,一人踩著頭,按在地上插上管子灌一些涼水和的劣質奶粉,有的灌完後回到號裏當場就嘔吐出來了。很多人被插鼻管插的吐血,那個50多歲的同修接連吐了幾天血,那個懷孕的同修也被同樣拉出去灌,全然不顧那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安危……。就這樣絕食五天以後,我們才被無條件釋放。

當時在北京的旅社都是和派出所有聯繫的,我們住的旅社裏的服務員可能看到了我們拿的大法書籍,就舉報了我們。所以我們剛剛從看守所回來正在洗澡,有幾個警察就破門而入,又把我們抓走了,交給當地的駐京辦。在駐京辦有一個姓何的把我身上剩餘的600多元錢都拿走了,說是給我們暫管,但是到我走也沒有還給我。我的丈夫和父母把我接回家,親人都指責我不該去北京,特別是我的丈夫,在迫害以前並沒有反對我煉功,雖然他不煉,可還是告訴別人自從我開始煉法輪功,他有多麼享福。經常向別人誇獎我,向別人說煉功人多麼好。可自從鎮壓後,他在壓力下開始處處刁難我,搶走我的書、講法錄音,特別是他去北京找我時,在天安門廣場也被惡警毆打,盤查,受了很多苦,他把這一切怨恨都發洩到師父和大法身上,發洩到我修煉大法身上。

在家住了幾天,我丈夫為了不讓我再一次去北京上訪,處處監視我,不讓我給同修說話,我到哪去他都跟著我。後來,在我正常上班的一天上午,他竟然將我誘騙到南陽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病院),沒有任何檢查,沒有任何鑑定,到那裏就強行給我辦了住院。當時我在精神病院的鐵柵欄內,他在鐵柵欄外,他像一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可憐他近一米八的大個子,迫於江氏的淫威,又不願失去自己的親人,(他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到那些惡警是怎樣對待手無寸鐵的煉功人的)被迫如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環境非常惡劣,面對的是精神病人,有哭的有笑的,又唱又跳的,癡癡傻傻胡言亂語的,最嚴重的是那些大夫都把我當精神病人,任憑我怎麼說,他們一概不聽。每天逼著吃藥,過電,不吃藥就過強電,在那如果不是依靠大法的威力,只怕不是精神病人也被它們逼成精神病人了。第一天晚上因為不吃藥,他們找來人把我捆在椅子上過電,把我的胳膊扭傷了,第二天就抬不起來了。我還是堅持煉功,用煉功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背師父的「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背《洪吟》、背師父的經文,用法來對照自己的言行。十五天後,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離開了精神病院,回到了家。

回家後,處處仍受到丈夫的監視,根本不允許我自己走出門。我心裏決定我一定要再到北京去上訪,不能讓江氏這顛倒黑白的迫害無限期的延續下去。星期天的下午,我走脫了,並連夜離開了本市。這次走了以後,後來聽丈夫說星期一精神病院就接到了通知,凡因為煉法輪功被送進來的一律不准出院。我當時離開精神病院並未辦出院手續,如果不是及時走脫,至少在精神病院要再被折磨三個月。

2000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門,當時「法輪大法好」的呼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這次又被連撕帶打的拉到前門派出所,被關在一個很大的院子裏,由武警和警察看著:男女老少、城市鄉村、懷抱嬰兒的、拖兒帶女的、眼睛、臉被打青、打腫的,鼻子、嘴被打流血的、衣服被撕爛的……很多人都在看著流淚,甚至是看管的武警都在用衛生紙擦著眼淚。這時「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大法弟子們同聲高呼:「做好人苦、做好人難、再難我們也要做好人!」

下午把我們分散拉到了北京密雲縣看守所。到晚上由派出所的人把我們兩個三個的帶走審問,只要報姓名地址的就可以回家。我們一個號裏的去時多少回來時還是多少,一個也沒報姓名。第二天還是這樣。把我叫出去審問時,我就向他們講真相,講善惡有報,講我煉功後的身心變化和親身感受。有個警察好像是所長,說:「我知道你們好。你知道好在家煉,別再跑出來就行了。」我說:「我也不想拋家捨業的,這麼冷的天,我不知道在家裏美呀?我在這個功法裏得到了好處,就想讓別人也受益,佛家不是講善、講慈悲嗎?這麼好的功法,如果被這樣誣蔑,以後的人不但沒機會煉,還被矇蔽著犯迫害大法的罪。何況我師父是教我們做好人的,教我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法輪功是被冤枉的,我師父是被冤枉的,我做為他的弟子,出來說句公道話、說句良心話就有罪了嗎?說真話有罪嗎?」他說:「說真話沒罪,但是你們跑到天安門廣場去鬧甚麼,這就是你們的不對。」我說:「我就是證實法來了。信訪辦去了就被抓,沒地方說理了,只好到天安門廣場去,喊一聲『法輪大法好』。喊一聲『法輪大法好』就危害了公共安全了?這是誰家的理呀?」我接著向他們講真相,一個警察笑著說:「真像你說的這麼好,我回去也讓我媳婦煉去。」我說「真有這麼好,你們不是有沒收的書嗎?您可以看看呀?」那個所長說:「這個書我看過,真像她們說的,看一遍一個樣,看一遍一個樣,我都看了三遍了。」我說:「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趕忙說:「您可別誇獎我!您可別誇獎我!」我就沒再說甚麼。

下午提審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我就又向他講真相,在只剩我倆的時候,他說:「我也知道法輪功是被冤枉的,可我是警察,是國家機器,沒辦法,上邊怎麼說我得怎麼執行。這個事是江澤民一手搞起來的,恐怕得等到江澤民死了以後才能給你們平反吧。」當時從看守所裏被提出來都不給我們鞋子,我和另一個同修都是赤腳站在地上,他看到了,到自己的屋裏給我拿了一雙塑料拖鞋,並讓我坐在靠近暖氣片的地方。這樣問了兩天,我們號裏有一個東北的同修被其它派出所的惡警詐出了地址、姓名,被送走了。剩餘的人仍然在絕食抗議,號裏只有一個木板鋪的平台,其它甚麼都沒有。十多平方的房子擠著二十多個人,很多大法弟子的衣服一進去就被脫走了,凍得直哆嗦,大家相互依偎著取暖,每天切磋交流,背師父的法。絕食抗議了五天後,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

出來後,我仍留下來繼續證實法,講清真相。在一次發真相資料的時候,被惡人發現,被抓到西城區派出所。在西城區派出所他們為了讓我說出姓名,地址,把我的外套脫掉只穿了秋衣,一晚上不讓睡覺站在窗子口凍,第二天下午,我因一念之差報了姓名、地址,他們又把我送到西城區看守所。過了一天,把我交給南陽地區派出所的警察接走了。我丈夫到北京去接我,在北京的一個旅館裏,交了三千元的所謂罰款,將我放出。罰款收據卻是旅館的「住宿發票」。

回到家,到單位上班,保衛科長整天找我談話,逼我說不煉了。黨委書記也找我談話,我向他們講真相,他們不聽反而嘲笑大法,嘲笑我,我當月的工資不發了,整天逼我寫保證,我不寫,當時的黨委書記拍著桌子說:「你不寫,我們就把你送去強制轉化!」因為當時聽說很多邪惡的轉化班裏打人、酷刑折磨,很惡毒,就害怕了。這時丈夫又給我寫好了保證,對我說:「求求你,抄一張,你看這裏沒寫一點對你師父不恭、對大法不好的話,只是說你保證不煉法輪功了,不去北京上訪了,你就抄一張吧。」我在複雜的情緒中違心地抄了一份保證,但在保證的最後寫到:「以上如有違反,後果自負。」因為是真的不願寫的,也壓根就沒想照著保證做。可是保證畢竟是寫了。「關鍵時是不是連佛都能出賣?」一想到這句話,我就心如刀攪。只覺得自己無地自容:我是助師正法、救度眾生來的,可是因路上的一點艱險就背棄前盟,出賣師父以自保,我哪還配做師父的弟子呀?!心裏難受的真是欲哭無淚。一天一天不知道怎麼過的,路上遇到的同修以為我「轉化」了,也不敢跟我說話。我這兒沒有師父的任何書和經文。一個修煉的人離開了法,如同是無根之木,無舵之舟,那種痛苦到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堪回首。

終於我鼓足勇氣打電話給一個同修,問她有沒有師父的書或者新經文,正好是有一篇《正大穹》,接著就看到了《強制改變不了人心》,才知道可以寫「嚴正聲明」的,心中一瞬間彷彿一道黎明的曙光劃過暗夜,無限的感激,感謝師父又給我第二次修煉的機會;無限的感激,無以言表……。在嚴正聲明寫後的一天晚上,夢到一個騎白馬的人,從遠方急馳而來,一伸手就把我拉上馬背,朝遠方又飛馳而去。我悟到:師父又在管我了。

我在心中對師父說:師父,弟子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真是後悔莫及呀,哪怕算從今天開始,我一定要一修到底!決不會再有「轉化」的事了!決不會再有甚麼違心的「保證」了!那是對大法的侮辱,也是我自己修煉過程中的污點,是恥辱。

慈悲偉大的師尊再次給我機會,在後來的時間裏,讓我重新向單位的黨委書記講真相,我告訴她,我仍在修煉,告訴她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訴她法輪功對煉功人的要求和煉功與修心的關係。雖然她說:「你還在煉功,我出差回來要對你採取措施,那時你可就不舒服了。」我說:「你願做甚麼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定要煉的,你隨便吧。」結果,從此以後她再也沒有找過我談話。

我的遭遇在我們當地還算是被迫害得輕的,可家裏也在請那些警察吃飯、請精神病院的大夫吃飯、被罰款、被扣發的工資、送禮、以及往返的車費等各種名目中損失了近兩萬元。還有親朋好友所受到的牽連、在社會中的壓力,這些無形的精神痛苦,是難以記述的。如果沒有這邪惡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家中兢兢業業地幹好本職工作,在家是好母親、好妻子、好女兒、在社會上是好工人、好鄰居、好百姓,哪會有這樣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失,這都是江澤民邪惡政治流氓集團迫害造成的,江依仗手中的權勢,無端打壓秉承真善忍標準做一個好人的百姓,使那麼多人背屈含冤,有理無處訴,有冤無處伸。我要起訴江澤民,早日將這罪魁禍首送上歷史的審判台,讓正義的審判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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