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黛菲﹒克貝爾在天安門廣場的經歷(譯文)

【明慧網2002年3月16日】2002年的2月14日，北京時間13點50分我來到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我父親和我姐姐站在離我約6米遠的地方。他們各自展開了他們的橫幅，上面寫著中文的「法輪大法好」和德文的「還法輪功自由」。我當時非常安靜，既沒有打橫幅也沒有拿任何與法輪功有關的東西。然而卻忽然從後面來了一個警察，捂住了我的嘴和鼻子，他還使勁地掐住我的脖子以致使我不能呼吸，強行拉我離開廣場。這時我才用中文喊「法輪大法好」，這個警察更加使勁地掐住我的脖子，使我差一點失去知覺。我被粗暴地拖上了警車。警車裏已有十來名警察，他們每人身邊都有一名法輪功學員。我們被送到附近的一個警察駐地，我親眼看到警察如何對法輪功學員拳打腳踢。後來，警察搜查了我的背包並沒收了我隨身所帶的所有物品，我被搜身，帶在身上的手機也被沒收，我還被照了相。接著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學員被搜身，然後突然被三個警察逼到一個牆角，以致別人看不到他們幹甚麼，我聽到了這個學員被毆打的聲音和他痛苦的叫喊聲。當這個學員回到我們中間時已顯得很虛弱了。

兩個半小時後，我們坐一輛大型旅行車被帶進了國家安全部門的一棟大樓裏，我們被強行地單獨隔離，我必須通過一金屬探測器，然後一個男警和三個女警把我推進一個有許多門的通道裏。一個高個子的男警察這時走過我身邊，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他用足力氣衝我臉上打來，之後就揚長而去。不一會他又回來，打開了一扇門，我用中文對他說：「全歐洲都知道，法輪大法好。」他又使勁再打我的臉，我的頭都被打得撞到了牆上。接著一男警和兩女警開始了對我審問，他們問我是哪裏的人？住哪裏？我的職業和到北京來幹甚麼？我坐到一張床上開始打坐，那個男警立刻衝我大聲喊叫，要我停止煉功，並威脅要打我。我問他為甚麼這麼粗暴。他又衝著我大聲喊叫，不讓我提問。他們把我帶進一個房間裏，那裏有二十五個學員，至少有二十五個警察在那裏看守。我們問，我們觸犯了哪條法律？為甚麼要強行拘留我們？我們要求他們遵守按照國際法，讓我們與各自的駐中國使館聯繫。」一個女警反駁說：「國際法在這兒不適用，你們是在中國，這裏執行的是中國的法律。」不斷地有帶著照相機和錄像機警察來給我們拍照或錄像。我旁邊的一位美國同修鼻子被打得出血。

我們晚上不能睡覺，每過半個小時就有警察來提問。而我們要求與我們各自的大使館取得聯繫，卻一再被拒絕。當我們想知道他們下一步如何打算時，他們推說不知道。後來來了一個高級的官員，命令警察將學員一個一個地帶出去。他們闖到學員中間，大打出手，我也被狠狠地踢了一腳。最後我也被帶走了。在去機場的路上，我見到了我父親，他和我一樣地沒有被允許取回我們放在旅館的行李。我們在警察局裏被扣的所有物品也沒有還給我們。

在二十三個小時的囚禁中，我親身經歷了，中國警察是怎樣野蠻、肆無忌憚、粗暴地對待愛好和平的人們的。

以下是沒有歸還給我們的物品（2002年3月3日）：

留在旅館的物品：
箱子，價值約70歐元
攝相機，價值約400歐元。
手機充電器，價值約40歐元。
各類衣服，價值約400歐元。
其它，價值約50歐元。

在警察局被扣留的物品有：
手機擴音器，價值約40歐元。
微型錄音機，價值約100歐元。
照相機，價值約10歐元。
書，價值約5歐元

(200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