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農村婦女近來的經歷

【明慧網2000年4月1日】 〔簡介〕鞏乾菊，女，50歲，北京懷柔縣北房鎮鄭家莊村人。沒學大法前一個字不識，通過三個月的努力，就能夠奇蹟般地通讀《轉法輪》了。沒學大法前體弱多病，性情很差，學大法後身體健康了，道德提高了，可是，……

我近來的經歷

我是於97年開始學習法輪大法的。我原來體弱多病，尤其是左側胯部麻木，從小就是氣管炎，最討厭的病是一咳嗽就尿褲子。我是個農村婦女，沒有一點文化，但打麻將、抽煙、罵人卻行，跟丈夫是水火不容，見到婆婆就罵，家裏三天兩頭打架，沒有一日安寧的時候。通過兩年多來的修煉，使我身體健康，道德昇華，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我聽說天津大法弟子被抓挨打後，便於4月25日到中南海向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從此至今我家沒有了安寧。公安幹警天天到我家來，村幹部也看著我，不准我出去，不准我接觸別人，不准別人到我家。說是上級下的指示。這給我的心靈以沉重的壓力。但我從未怨恨過他們。

7月21日，公安開始抓人了。我不懂甚麼是上訪，就是要反映情況。我隻身去北京，但沒到北京就被抓回來了，把我拉到派出所，公安人員叫我在42℃的太陽下曬著，三天不讓吃飯，也不讓我買飯吃。他們輪流審我，逼我跟法輪功斷絕關係，逼我寫保證書。到24小時後讓我回去，沒多長時間又強行傳喚我，來回折騰我。我兒子是部隊優秀戰士，他們說我再煉就把我兒子開除弄回來。他們還說：你簽了字，在家煉沒人管。回到家，大隊幹部也逼我寫保證，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違心地寫了保證書。

此後，公安人員還是不斷地到我家來。10月下旬，我無奈只得再次進京找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我想我是修煉的人，能承受得了。後來，公安人員把我抓進北京監獄，後又轉到我縣監獄，說我「擾亂社會秩序」，拘留了半個月。

第一次釋放後，我找到了中央信訪局並反映了我學煉法輪功後受益的情況，法律賦予了公民上訪的權利，但公安人員說不准我們為法輪功上訪，還說我擾亂社會秩序，再次拘留了我半個月。

第二次釋放我不到一天，夜裏又把我從被窩裏拉到監獄。我問警察：「我睡覺有罪嗎？」警察說：「不管你有沒有罪。」在監獄裏，他們叫我卷門簾，每天還要交4元的飯費，對於家境不寬裕的我默默地承受了這犯人都不用交的飯費。

釋放我三天後，十二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家裏又來了一幫警察，無任何手續地進屋就抄東西，連我的筆記本都沒放過。把我們煉功人都帶到派出所，練正步走，做俯臥撐，我們做不好就不做。他們就讓我們在背陰地方凍著罰站，有的弟子在這數九季節把腳都凍壞了，一站就是一天，還要罵我們，打我們，踢我們，連續站了九天，有的弟子晚上都不讓回家睡覺。我想：這真是有家不能回啊！

我不想上訪，我家沒錢也交不起飯費，但他們逼得我只能去上訪。我到了北京，警察又抓我，我說我不想上訪，他們說不上訪也跟我們走。就這樣，第四次把我送進了監獄。第四次釋放我時差五天就到春節了，我跟丈夫說：我哪都不去了，在家好好過日子。

正月初五，兩個警察闖進我家，進門就說：「你有罪。」我善意地說：「你們坐那喝水。」我說我犯了甚麼罪。他們說你煉法輪功就有罪，並開始亂翻。讓我跟他們走一趟，我不去，我沒有罪。他們硬是把我從床上拉下來，把我的衣服都撕壞了，結果還是把我帶走了。到那後，審我春節是不是我帶頭去的北京，問我去沒去北京。我說我沒去。他們看著我，又想拘留我。我一看勢頭不對就跑，他們把我拉倒在馬路上。他們沒辦法，只好把我放回了家。回去後，愛人承受不了了，打我罵我。無奈我只能走，到哪裏去呢？我在外面逗留了一宿，又回去了。

兩天後，四、五個公安人員闖進我家，要帶我走。我沒有罪，不去。他們說到大隊跟我說點事，卻把我帶到了看守所，把我銬在床頭上半宿後，又送到監號。第二天審我時給我戴背銬，銬得很緊。我說銬子夾住我的肉了。警察惡狠狠地說：「夾死你。」我的肉都被夾破了。我對他們說我沒有罪，審判員說給你湊材料呢。他們逼我說出上北京誰是頭，要我承認是組織者。我站了一上午也不承認。回到監號，同修們看銬子銬得很緊，又不能吃飯，大家都不吃飯。後來就把銬子拿掉了。管教說我是頭，把我調到23號，號裏有兩位68歲的老弟子沒有鋪的蓋的，我很冷，但看到她們就哭了。管教問我幹啥呢？我說我冷，我們沒有違反監規，為甚麼不讓家人送被褥，監規上寫著不准污辱，不准體罰，不准打罵，你們不能這樣體罰我們。他們把我拉出去，到門衛那兒叫人左右開弓打我，叫許多犯人看著，把我打倒在地上，拽我頭髮在地上掄圈兒，我暈過去。等我醒來，警察踢我，踩我的臉，向我臉上吐痰，罵我們的師父，當時我想起師父講過的韓信受辱於胯下，我這算甚麼呢？我心裏挺平衡的，沒有怨恨他們。然後給我戴上了手銬、腳鐐送我到小號呆了2天，叫一個犯人看著我，不讓我上床睡覺，叫我站著。過幾天，把我送回原號，叫我滾手印，我說我是從家裏抓來的沒罪，不滾手印。管教就叫犯人兩小時一崗，輪流看著我，不讓我睡覺，上下折騰了七天。

第五次拘留到期了，回到家，丈夫向我說明了我走後發生的一些情況，我感動得流下了熱淚。丈夫說，我上警車走後不超過兩個小時，北京武警及一些公安人員開了二十輛左右警車，警車的鳴笛驚動了全村的村民。他們拿著手銬、腳鐐、電棍包圍了我們村，封鎖了大街小巷，光我家就三道崗，他們抄了我的家，就連沒寫過字的本及蓋電視機的紅布都一齊抄走了。大法的一些書籍、材料及老師法像、香爐等不少東西也都抄走了，並給丈夫錄了像，上了電視。室內站有近二十個警察，一個問他說：「你咋就管不了她呢？」丈夫回答：「我是管不了她，她一身的病，學大法好了，原來我們天天打架，水火不容，她學大法後對我好了，我罵她她也不罵我了；以前她們婆媳見面就吵，她學大法後，婆媳關係改變了，你們說我能管她嗎？能說服她嗎？」面對一連串的回答，他們沒的可說，灰溜溜地走了。

我沒學大法前，那麼不好，沒人敢管我，現在我學了大法做好人了，怎麼這麼難哪？！（2000年4月1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