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傳統文化的前提是回歸對神佛的信仰

【明慧網二零二三年八月五日】現代人一提到傳統文化，馬上會聯想到諸子百家、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等。這些是傳統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回望五千年中華文化，它的起點和基礎是有神論，也就是對神佛的信仰。

不管是道家、儒家和佛家，雖然產生的時間不同，發展的脈絡各異，但是對於神佛的篤信一直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基點，是一切文化產生的基礎，沒有對神佛的信仰就沒有中華傳統文化。準確的說，中華傳統文化就是中華信神的文化。

在公元前三世紀，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軸心時代出現的那個時間點，全世界同時出現了一批偉大的精神導師：釋迦牟尼、老子、孔子、蘇格拉底等。這些精神導師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同時來到人間，給人類帶來了儒、釋、道三教和西方哲學基礎架構，端正人類對於宇宙、生命的認知，同時教化人們如何成為君子，修身向善。

正所謂：道通天地說自然、儒講仁和重現世、佛開宇宙談心性。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都反映在儒、釋、道三教中，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儒、釋、道的發展史。

如果說釋、道兩個思想體系都是基於有神論，所有人都不會存異議。

道家對人生的認識始於老子。老子認為人與宇宙、天地一樣都是「道」的產物。自然無為裏蘊含了深刻的對宇宙、對高於人的神的解讀和對在此前提下人應該如何為人的點悟。

「道」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本意是道路，引申為自然法則，稱為「天道」。而「人道」則是關於社會和人自身的道理、即社會和人的價值標準。

佛家對人的根本看法是人生皆苦，識得佛理，超脫人的輪迴苦楚方得解脫。佛家對於天國世界的描述是三教中最多的。在此不多贅述。

公元四世紀的中國佛教興盛於長江以南地區，主要在士大夫中流傳。這是官史記載的可查資料，更早期的民間進入則沒有完整的歷史記錄。但有資料顯示，最早傳入中國的佛教可能始於公元前一世紀，從西北慢慢滲入，經由絲綢之路進入中國。根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三中的文字，大量佛經梵本在公元三世紀初已經在中國出現、傳播。

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對於中國歷史、文學、藝術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在佛家和道家的思想體系裏如何論述神的存在和如何教導人修行成為神不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因為讀者對於此兩個思想體系的有神論理論基礎不存質疑。

那麼中國人最熟悉的儒家思想又為甚麼說是以有神論為基礎的呢？在中國大陸各路研究儒家思想體系的學者們都不敢或不願意涉及這個話題，在眾多的儒教研究著作中充其量也只是提出孔子對於上天是否存在持懷疑態度。

那麼拋開學者們的各種出於自保的顧及，我們來看一下儒家思想到底與有神論有沒有關係？儒家思想體系的發展始於先秦盛於漢唐和宋明。

先秦儒家學說的開山鼻祖是孔子，除了孔子之外，先秦儒家還有孟子、荀子等。孔子自稱是老子的學生，在2500年前的那一天，孔子從現在的山東曲阜去往河南洛陽向老子問道，在洛陽目前還存有一塊刻有「孔子問禮於老子」的石碑。

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積極的要恢復周禮，向列國的君主推行君子治國之道。在從55歲到68歲的14年期間，不辭勞苦的追求著他信奉的為仁之道，各處周遊說（shui）說，但能接受他的治國之策的國君基本沒有。在《孔子世家》中記載了孔子百思不得其解而去問道老子的故事。

老子見孔子千里迢迢而來，非常高興。

問孔子：「你已經得道了吧？」

孔子說：「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沒有得道啊。」

老子說：「如果道是一種有形的東西可以拿來獻人，那人們會爭著拿它獻給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們就會拿它送給親人。」

老子說：「人生天地之間，乃與天地一體也。天地，自然之物也；

「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壯、老之變化，猶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

「生於自然，死於自然，任其自然，則本性不亂；不任自然，奔忙於仁義之間，則本性羈絆。功名存於心，則焦慮之情生；利慾留於心，則煩惱之情增。」

孔子解釋道：「吾乃憂大道不行，仁義不施，戰亂不止，國亂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暫，不能有功於世，不能有為於民之感歎。」

老子指著浩浩黃河，對孔子說：「你怎麼不學習水的德行呢？」

孔子說：「水有甚麼德行啊？」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此乃謙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能為百谷王。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此乃柔德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堅。

「因其無有，故能入於無間，由此可知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也。」

孔子聽了之後，恍然大悟，說：「先生此言，使我頓開茅塞也」

孔子又說：「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淺，終生難忘。弟子將遵奉不怠，以謝先生之恩。」

說完，告別老子，與南宮敬叔上車，依依不捨地向魯國駛去。

孔子從老子那兒回來，三天沒有說話。

子貢很奇怪地問是怎麼了，孔子說：「我如果遇見有人的思路像飛鳥一樣放達時，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準確銳利的論點射住他制服他。

「如果對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樣奔馳無羈，我可以用獵犬來追逐它，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論點所制服。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魚一樣遨遊在理論的深淵中，我可以用釣鉤來捕捉他。

「然而如果對方的思想像龍一樣，乘雲駕霧，遨遊於太虛幻境，無影無形捉摸不定，我就沒法追逐和捕捉他了。

「我見到老子，覺的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遊在太虛中的龍，使我幹張嘴說不出話，舌頭伸出來也縮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還是神啊。老聃，真吾師也！」

孔子對「道」充滿了敬畏之心，這可以從《論語•裏仁》中看出，他說過：「朝聞道，夕可死。」孔子這個儒學的開山鼻祖對於有神論雖然沒有深刻的研究和領會，但在其心中和著作中都充滿了對天地宇宙和神明的敬畏，也就是說是在認同有神論的基礎上開創了儒家的思想體系。

簡單摘錄幾則孔子對於「上天」的描述：

五十知天命（孔安國曰）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

子曰：噫，天祝予。（《春秋公羊傳》）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論語》）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子夏曰：商聞之矣，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

孔子還有很多類似的言語表明他對天命的信賴、信仰和順從。但是他對上天的信仰主要停留在他個人內心。他究其一生不斷向君王和百姓推行的是他的「禮」和「仁」，他專注在如何做人、做仁人、做君子上，與佛家和道家研究側重的維度不同。

在先秦儒家學派中，孟子的「性善論」、「天人合一」思想、荀子的「禮論」與「知論」反而更貼近對天命的信仰。

第二個儒學發展階段是從漢代到唐末，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學為國家第一官學的地位。「君權神授「（最早出於《尚書﹒召誥》之「有下服（受）天命」）是當時確立儒家思想體系作為統治主體的前提。

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回答漢武帝關於「王道、天命和性情的根本」三個問題時明確地指出：「王者上謹於成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漢書﹒董仲舒傳》）

深諳儒家之道的董仲舒不僅給漢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作為國家官學的治國之道，更強調了天道恆常不變的特性。

在董仲舒看來，天是最高的主宰，有「人之為人，本於天。」（《漢書﹒董仲舒傳》），人是由天創造並應該與其特性相符合的。比如人體有365個小骨節，對應一年365天，而12個大骨節則對應12個月。人體五臟與五行相符，四肢與四季同類。人的剛柔符合冬夏，人的哀樂同於陰陽。人只是天的副本，只有順應天道才能人體康健，順服安然。

第三個階段則是宋代到明清，這個階段以朱熹的「理學」為主導，理學強調的是「天理」，更是特別的把一切人間事物的發展必須要遵循天理這一原則放大並強化。

由此可見，儒家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與道家、佛家一樣都是神創論。可以想見，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中華傳統文化的表現形態，不管是詩詞歌賦、生活形態、服飾打扮、語言表達，甚至飲食起居等等當代人感覺既美好又陌生，即遙遠又親近的所有文化體現都是在最基本的有神論前提下發展演進過來的。

對神佛的信仰，對天國存在的篤信，對於人間善惡有報的堅定和「人在做天在看」（東漢﹒楊震）而帶來的人心自我約束都是一切美好傳統文化的最基本前提。富有人文精神的中華文化沒有向西方文化那樣把信仰和理性（科學）對立起來，而是用信仰指導理性，在依托信仰的基礎上理性地衍生出各種唯美、獨特的傳統中華文化形式。

在基於有神論的儒家淑世人文情懷下才能萌生出那麼多曠世未有的文化形態。神韻所展示給世人的絕美文化盛筵就是真正中華傳統文化的最好再現。

沒有對於神佛的信仰和對於人必須要約束自己行為的要求，人就會妄自尊大，目中無神，隨心所欲，魔性爆發從而更快的帶來人類的毀滅。縱觀當下的世界，那些災難頻仍的地方，那些人民苦不堪言的地方是不是都是當局者宣揚無神論的地方？這個答案不言而喻，沒有了對自己神州歷史的了解，沒有了對世界其他民族和人民生活形態的認知，只是不斷地被謊言洗腦的人才是最可憐又可悲的。

神傳文化源於中華，我們有幾千年沒有間斷的傳承，有最古老的智慧，有最美好殊勝的文化，要找回它們，找回那些曾經被神庇佑的幸福時日，就首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我們都是神的子民，我們的文化都是基於有神論。有神是我們的信仰，幾千年來從未間斷過。

故而，要回歸傳統文化首先是恢復對神佛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