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煙台市警察程志遠被邪黨「重點培養」想到的


【明慧網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程志遠,是山東省煙台市萊山區望海派出所警察,積極參與綁架法輪功學員,因中邪黨之意而有功,得到邪黨組織「重點培養」,代表全市青年民警參加了2018年煙台市「團代會」,這不由使人想起「文革」時的紅衛兵,那些在共產邪黨號召下,積極參與批鬥走資派的紅衛兵頭頭,靠著狂熱的「革命熱情」,對「走資派」痛下黑手的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最後的下場都是令人痛心的。

共產邪黨從一誕生,就是靠「殺人」兩字起家!從共產邪黨歌頌的無產者攻佔法國巴士底獄起,一路殺向全世界(百度「巴士底獄」可看見真相),再到中共邪黨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其精神上,表現在詆毀、摧殘,直至毀滅中國傳統的神傳文化;物質上,表現在大規模的殺人,先從殺戮地主開始,把人按有錢、無錢劃分界限,先從殺有錢人開始,一直走到「文革」形成了一個個的殺人系列。那個年代,耳熟能詳的有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等等「黑類」。而這「黑類」完全是以莫須有罪名被扣上了「罪該萬死」的帽子。

邪黨每殺戮其中的一類人時,那類人的親屬便會被株連,在所謂的「暴風驟雨」的「群眾運動」摧殘中,家破人亡,從成人到稚子,無人能倖免,全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不僅被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隻腳,叫其永遠不得翻身。受迫害的人完全失去正常生活的自由,平時走路都抬不起頭來,處處受人歧視,活的卑微和沒有尊嚴。

而這一切的得力執行同樣離不開「人」,那麼都是甚麼樣的「人」在執行這些政策呢?

一種是天真幼稚的人,被邪黨洗腦欺騙,真的以為邪黨比爹娘親,真的以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是悲慘不堪的,真的以為是共產邪黨拯救了中國人,真的以為沒有共產邪黨就沒有了中國;另一種人則是為名利而奮鬥的人,想出人頭地,升官發財,賺個盆滿缽盈,因為緊隨邪黨積極參與運動就可以被提拔,就可以當上官發大財。這兩種人不管甚麼動機,幹出的效果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迫害了無辜的人!而天理是真、善、忍!天理講因果報應,天理不管你甚麼出發點,天理只看你幹了甚麼,並按你幹的事定你的罪,並進行懲罰。

讓我們看看前車之鑑吧,文革中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打砸搶有功而被毛澤東接見的五大紅衛兵頭目最後的下場是:「五大學生領袖」早在1970年「5、16」時即被隔離審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關押他們並把他們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們。1978年4月19日,他們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時被北京市中級法院判刑。

聶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1月入黨。文革前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蘇濱海人,清華大學學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譚厚蘭,女,1940年生,湖南望城縣人,1958年入黨,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因犯罪情節較輕,認罪態度較好,免予起訴。」

韓愛晶,男,1946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傷人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王大賓,男,1946年生,四川涼山人,1965年入黨,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由武漢市中級法院判刑9年,剝奪政治權力2年。

「五大學生領袖」被宣判後,北京市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在會上,北京市的警察們把韓愛晶等人分別押上主席台批鬥。事先,有關人士可能是為了改進割張志新喉管的經驗,事先給蒯大富和韓愛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細尼龍繩(據韓愛晶說可能是麻繩)。在批鬥會上,聶元梓和蒯大富表現較好,繩子沒起作用。而韓愛晶對大會發言者指控的許多罪名持「不同政見」,趁警察們不注意,突然用戴著手銬的雙手拉住繩子,不斷地喊:「不對!」「不是那麼回事!」「沒有這回事!」「不是我幹的!」態度極不老實,氣得警察們趕緊勒緊了他的脖子。對付不老實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氣。「勒脖子」比起給張志新「割喉管」要人道的多!……

今天看看現實是不是很荒唐!積極響應「革命」的人竟被以反革命罪名判刑,這就是報應,天理昭彰,敢不信因果?!這些人的可悲之處在於,明明是響應「革命號召」,卻被以「反革命罪」定罪!甚荒唐,到頭來是為邪黨作嫁衣裳!其實邪黨根本不在乎你站在哪個陣營,邪黨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變著花樣殺人!因為邪黨屬於鬼!

那麼,在邪黨領導下,在名利、職位的誘惑下,程志遠又是何許人?在對待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時,程志遠的作為,他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的。看看人倫道理,看看歷史,再看看今天響應邪黨「號召」,參與迫害一群修佛向善的煉功人所做的這一切,程志遠是不是應該深思呢?無數的「程志遠」們,請做事留後路,下手休太黑,莫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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