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常琳一家控告元凶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百壽路的常琳女士一家三口人於一九九四年開始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在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十六年中,夫妻二人遭受被綁架,關洗腦班,多次被非法抄家,長期被嚴密監控,受騷擾等迫害,兒子在學校受歧視。

最近,常琳女士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別遞交了控告書和刑事自訴狀,丈夫蘭雨瑞和兒子蘭海分別向最高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書,要求追究江澤民的刑事罪責,將其繩之以法。

常琳女士在控告書中敘述得法受益的經歷: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外地的兩個姐姐(二姐,四姐)來到成都聽法輪功的講座。我的四姐身體癱瘓五年,修煉了法輪功後身體恢復正常,健康了,這次是四姐陪我的二姐來聽法輪功講座。二姐癱瘓了十年,手腳是麻花捲著的,甚麼事都做不了,吃東西很少,生活不能自理。二姐是坐輪椅去聽講座的。我陪著兩個姐姐去聽了法輪功講座。二姐聽到第四堂課時,就能行走了,還能跑步上樓,吃東西也正常了。完全變成了一個健康人,回家時趕火車,自己能夠小跑上車,與來成都時判若兩人。

我陪兩個姐姐聽法輪功講座,自然就走入法輪功修煉。聽了法輪功講座,自己也受益匪淺。原來我有背心痛的毛病,棒小伙用拳頭打我的背都沒有感覺。月經痛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事,每次例假我痛的沒法做事,吃了不少藥,看了不少醫生沒有效。聽完法輪功講座,我就按照法輪功要求的做,我身體的這些痛苦現象就再沒有出現過。

而且我的人生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我對利益看的很重,在上班時,與人斤斤計較,一兩分錢都要較勁。在商店上班時,如果被少發獎金,會去大鬧一場。學了法輪功,我就像變了一個人,我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在利益上看淡了,不會去佔便宜了。一次出租房屋中,我可以理所當然白得六千元錢,但是我沒有要;買東西,別人多找給我錢,我會退回去,絕不佔便宜。自己出錢幫助單位一個孤寡的老師傅,單位領導不高興,領導把老師傅當拖累,我仍然幫助老師傅。如果我沒有修煉法輪功,絕不會管與我無關的事。何況還自己花錢去幫助別人。修煉法輪功出了善心才做得到的。

我的丈夫後來也加入法輪功修煉。我們按照法輪功「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做事為他人著想,多做善事,修去為私為我的心,做一個高尚的好人。

我們家住六樓。整個單元的住戶就我們家年輕一些。樓道沒有燈,那些年紀大的人夜晚上下樓很不安全。一九九四年修煉後,我和丈夫就自己花了一百多元錢買來聲控燈材料,從一樓到六樓全按上聲控燈。

我家對門是一對老人,經常把鑰匙忘家裏。每次進不了家門就來我家找我們幫助。我們就從我家陽台翻到他們家陽台那邊,兩家陽台隔了一個窗戶,是非常危險的。我曾經翻過一次,丈夫翻了數次。其他鄰居知道後都說別翻了,打119,老人不願打119,我們照樣幫助他們解決麻煩。

蘭雨瑞先生在他的控告書中談到他的得法受益情況:

我的煙癮很大,平時妻子怎麼勸我戒煙都不行,抽煙三十年,從來沒有戒掉過。一九九四年六月一天,我看了妻子學的一本書《法輪功》,感到這書講的太好了,就開始學。那年十二月份,法輪功師父要在廣州舉辦最後一次國內講法班,我們全家三口人都去聽法了。去之前我隨身帶了三包煙,在去的路上抽了半包煙就不想抽了,說來真是神奇,我從此戒掉了煙。看了《法輪功》的書,知道是師父給我淨化身體,把我的煙癮去掉了。

一九九四年我煉法輪功前酒癮也非常大,每天必喝。酒齡有二十多年,酒後就話多。一九九四年八、九月,我煉法輪功才兩個多月,就把酒癮戒掉了。

我的身體歷來不好,免疫力低,身體僵,總是感到身體沒有勁,腳耙手軟,站著想坐著,坐著想躺著,給別人感覺這人真懶。修煉法輪功後,這種狀態就沒有了,身體有力了,甚麼活都願幹了。在單位上,大家都感覺我像換了一個人。

我修煉法輪功前,性格也不好,平常總是怨氣連天,爭強好勝,得理不讓人,搞得人際關係緊張。我從廣州聽完師父講法後,真是變了一個人,身體無病一身輕,性格也開朗了,也愛說笑了。

下面是常琳女士在控告書中自述她及她丈夫和兒子遭受的迫害事實:(限於篇幅有刪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濫用職權發動迫害法輪功。迫害很快降臨到我身上。

被綁架,在派出所之間流動迫害,被侮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我想去給在家的兒子買點吃的,剛出大院門被一個高大的男子擋住,問了我的名字得到我肯定答覆後,他晃了一下警官證,就要我跟他們走一趟,我就這樣不明不白的被綁架到白巷子派出所(現稱金仙橋派出所)。我被審問。然後那些人又帶我到家中,把我家抄了,抄走了師父講法錄像帶,師父法像等,抄完家,就回到白巷子派出所。

我被非法關押後,警察還反覆抄我家,連空的存摺都拿走。每次抄家我兒子都被驚嚇,受到的精神傷害是極大的。因為在派出所關押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所以每天換一個派出所。據說金牛區有二十-三十個派出所,我就在這些派出所之間流動關押。

在城隍廟派出所,我被關在一個又黑、又潮濕、又骯髒的黑屋裏,開門就是茅坑,堆滿了大便,裏面蚊子多的像蚊子倉庫,我把帶的衣服全蓋在身上,第二天早上放出來時,左邊從大腿到腳趾頭全是蚊子叮的紅包。

在五塊石派出所,放誹謗法輪功的電視看。每到一個派出所都要被搜身。在這個派出所已經半夜了,我被關進一排幾間屋的最後一間,那些屋都沒有人。門上有一個小窗口,有甚麼事通過小窗口說。可是深更半夜有人把門開了,叫我起來搜身,這人滿口酒氣。我說已經搜過了,他醉醺醺的說:我要搜。本來夏天就穿的單衣服,身上有無東西一眼就看出,可他非搜不可。純粹是對我耍流氓。從七二一日開始綁架一直跟我在派出所之間走的有三個警察(一個是市公安局的,另兩個是金牛分局的),第二天我告訴市公安局的警察昨晚的事,可是他說這些事我們不管,與我們無關。

在交大派出所,陪著的市公安局警察對我做筆錄。他問了許多問題,就是想整材料,我抗議他不實事求是。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覺,突然門被打開,來了十幾個人,說是省廳來人要與我談話。我給他們講了我怎樣走進法輪功的,法輪功怎樣使我改變成善良人的具體實事,講了四十多分鐘。最後領頭的人說:好,那你好好休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被放回家了,結束了在派出所之間的流動迫害。可是我並沒有得到安寧,分局經常打電話騷擾,經常被不同派出所叫去問話。

逼我遷戶口

在我被綁架經歷了在派出所之間的流動迫害後,本段派出所逼我遷戶口。

當時我的戶口在城裏忠烈祠派出所。一天本段戶籍打電話叫我去派出所一趟。派出所要求我把戶口遷走,我不答應。所長說:你暫時遷走,過幾年你再遷回來,還給我寫條子。我說:不得別人同意下戶口,你們這是非法的。所長說:我也沒辦法,我們這就你一個,我們是先進單位,看在同學面上你幫我個忙吧。我對所長說:你們非下我的戶口,我就不上戶口了。所長又急了:三個月不上,我們都要扣獎金。他們在幹非法的事情,我不想配合他們,我拿著戶口單,就是不想上。快到三個月,百果林派出所所長、指導員輪番來做我「工作」,分局的人也來說,讓我上戶口。被迫上了,但是到拿身份證的時候,又開始刁難我,不給我身份證。我不斷的去要,費了很多精力才把身份證要到了。

被監視、跟蹤,工作、生活不寧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回到家裏後,小區門口收發室對我出入時間專門記錄,每天戶籍都要來抄這個記錄時間。

我出門去玩幾天,派出所就會打電話追問到哪去了?連出趟門也不自由。

一天一個鄰居告訴我丈夫,你的家裏有人用工具開門進去過。經了解,那天退休人員組織學習,都到一樓那家去學習,我的鄰居老夫婦也在那學。女鄰居說她每天十點要吃藥、量血壓,就坐在門口樓梯邊,方便上樓去。九點左右,她看見來了四個人,提了一個工具箱,上樓去了。過了不多久,女鄰居上樓去吃藥,上到四樓半,她就看見這四人正在用工具開五樓右邊的門。她上去時,那些人還給她讓路讓她上樓,鄰居認得是開我家的門,她沒敢吱聲就上樓了。二十多分鐘後女鄰居下樓時樓梯上沒人了。過了一會兒那四個人下樓,手裏多了一個白色塑料袋。從此以後我家就成了他們的自由市場,我們一出門他們就來,不知他們在我家搞了甚麼名堂,我們的生活完全失去安全感。

一九九九年前,工作單位開始散夥,我靠打工維持生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後,我到城市管理做協管員,同事很多都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可是幹了一年多後,協管中隊一天把我叫去,把我辭退,聽他說話含含糊糊,我知道有人搗鬼。

我又到特百惠打工,我在公司工作任勞任怨,每個門市都留下了好的口碑,公司老總也非常欣賞我的工作精神,可是沒有幹幾個月,有一天老總無可奈何的讓我走,我又莫名其妙失去工作。

還在網通公司幹過,都是好景不長。沒辦法,為了生計,我只得清早三點鐘起來,到火車站賣黃果蘭,站在街邊賣。就是這樣,我發現有一中年男子總在旁邊拿張報紙看,我走,他就走。

監視和跟蹤,攪亂我的生活和工作,給我及家人帶來極大的精神迫害。

親人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除夕,深夜十一點,成都西安路辦事處、社區、派出所來我家逼著開門。門開進來六、七個人,說是關心一下,說是辦事處、社區、派出所換領導了,給我們介紹一下。還有一次深夜敲門來要我們的身份證。我的身份證早就掉了,要我寫個情況;我丈夫的身份證被拿走,造成他後來辦自行車牌照需要身份證的困難,費了很多周折把身份證要來辦了牌照,可是馬上戶籍就要求把身份證拿走。

丈夫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發法輪功真相資料,被西安路派出所非法綁架,當天晚上十點多鐘,家裏被一群彪形大漢抄家。丈夫被拘留十七天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轉到新津洗腦班關押三十一天。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才回到家。

洗腦班的伙食費每月要交四千四百元,我沒有工作,拿不出錢,丈夫單位說他們出四千元,我出四百元。

丈夫還在上班時,西安路(百果林和西安路兩個單位合併為西安路辦事處)辦事處多次到他單位,給領導施加壓力,非讓他離開單位不可。甚至一個星期去二、三次,領導無可奈何,讓他回家休息。那時他才四十七歲。在家裏也不清淨,西安路辦事處的人多次上門騷擾。

一九九九年九月學校開學了,我兒子正上小學五年級。他班主任老師在上課時叫我兒子站起來,對全班說:他爸、媽就是法輪功。這種情況發生兩次,搞得我兒子在同學中抬不起頭來,同學也經常欺負他,人為的破壞了兒子與同學的關係。兒子又經歷了被抄家、父母親被抓、被關拘留所、洗腦班等的恐怖驚嚇,幼小的心靈受到嚴重傷害,原本可愛的兒子性格完全變了。

二零一二年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正在家裏,上午十點多鐘,突然闖進我家幾十個人,沒有出示任何證件,也沒有說甚麼話,就綁架了我,並同時抄家,抄走了師父的法像,沒有任何手續。來的人不少,房間各個屋子裏都站著人,出門樓道五樓下到二樓都是人,樓下小院裏也站滿了人。

被綁架上車後拉到新津洗腦班剛下車,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叫上車去醫院體檢。體檢查出高血壓二百,我的眼睛充滿血,醫生問我是否有高血壓,我說沒有。她又查還是二百,要求我吃藥,我不吃,她們討論是否收,最後還是收進去關。

我被關進去半個月,無人問津。我不知為甚麼被抓來關押,要求見了金牛分局的人,分局來了一個警察,我問他:憑甚麼把我抓來關在這裏。後來管這事的人出差回來找我談話,他說:你這次進來不是個人行為,也不是政府機構,是中央政府。就這樣我被無端關押在新津洗腦班受折磨。

在洗腦班我經常感到頭昏,眼睛總想閉著,吃飯時眼睛都睜不開,就閉著眼往嘴裏撥飯。後來才知是飯菜裏面有藥。我只得把飯菜洗了吃。我的陪教常換。一個陪教見我洗飯菜,就說,你只有多喝水。另一個陪教說:你洗了,甚麼味都沒有了,你只有早點出去。就這樣,我的記憶越來越不好,思維也不那麼靈活了,總是昏沉沉的。

每天關在小房間裏,我要求活動活動,就安排在對門的大房間裏走動。我是被關在樓上最裏面一間,一般出來活動,房間裏的燈和電視都是開著的。一次出來活動一會兒,房間燈和電視突然關了,我問陪教:你關的嗎?她說:沒有啊,我不也在這兒走嗎?回到房間,我正準備洗澡,喝了一杯先就準備的水,一喝就感到頭昏眼花,不能動,身體就更難受,馬上挨到床邊躺在床上就睡下了。第二天陪教奇怪的問我:昨晚都準備洗澡了,為甚麼沒洗澡?我說了自己喝水後的反應,再想昨天晚上突然關燈和電視,以及誰來過,知道是有人幹壞事。陪教鬧著不在洗腦班幹了,勸我保重。

後來我不再吃洗腦班的飯,自己花錢買方便麵吃。

在洗腦班盤腿坐要被干涉,不准那樣坐。一次我看電視自然盤腿坐那兒看,就被查房的看見,要求把腿拿下來。陪教主管只要不順她就罵人。一次我與她分辯了幾句,就停了我的熱水(那時正值冬月)。

就這樣在洗腦班關押到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省委來人,才把我從洗腦班放出來。我在新津洗腦班被關押迫害了七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