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後來發展到不問青紅皂白,抓住法輪功學員就在東北旺派出所的院子裏連摔帶打。特別是發展到後期,在江澤民的「打死算自殺」的迫害指令下,警察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尤其是對外地的法輪功學員更是無人性的摧殘,他們逼迫外地的修煉人跪在尖朝上的圖釘上,或把他們的雙手吊起來懸在門框的半空中,慘不忍睹。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們去天安門廣場展開「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被警察按在地上拳打腳踢。我當時被四個警察抬起胳膊和腿使勁往警車上撞,把我撞昏過去,警察還說我裝的,又把我拽到警車上,警察又大打出手。車裏的同修說:「她那麼大歲數你再打,會把她打死!」警察說:「活該!」把我勞教後,在看守所裏我不穿囚服,警察李小燕等在海澱看守所找來幾個吸毒人員把我一頓毒打,還騎在我身上使我喘不過來氣,又給我戴上手銬和腳鐐。
到了北京調遣處那裏更是邪惡的黑窩!一打開兩扇大鐵門就像到了地獄的鬼門關一樣,黑臉的警察每人拿一根高壓電棍,哪個法輪功學員不低頭抱著頭,就會竄上好幾個警察用電棍同時電擊一個修煉人的脖子和臉,旁邊的人都能聞到焦糊味!然後一蹲就是一天,到晚上連站都站不起來。
我被分到九大隊,由於不服從邪惡的指令,當時的張冬梅大隊長和王超就把我拖進一間暗處的小黑屋,找來吸毒的梁建榮和高讚,把我按在地上連腿帶胳膊撅得咯吱咯吱響,現在我的脊椎都是變形的。我絕食抗議迫害,期間,她們用折斷的牙刷,把帶楞的牙刷茬口撬進我嘴裏,捅得我滿嘴流血,給我灌食時,把食管從鼻子伸到胃裏還上下攪和,疼得我都要背過氣去了,還把流食裏加了大量的食鹽。灌完食,我的嘴唇上都是鹽霜,我上吐下瀉,回到小號還把水給斷了。
在三月份的冷屋子裏,她們又把排風扇整天開著,冷得我渾身打顫、參與這次迫害的是調遣處的楊亞男(人稱楊大)和她手下的幫兇。有個法輪功學員也是不配合迫害,楊大她們就把她關在通道裏最後一個房間,把她的四肢綁住,捆在床上,脫光衣服,天氣很冷,身上只給她蓋一張報紙,凍得她渾身哆嗦。這是一個看管那個法輪功學員的吸毒人員對我講的,我有時也看見她從我的監室門前被拖過去灌食。
到了勞教所,那裏的整人招數更是令人觸目驚心。七隊的大隊長李守芬(人稱白骨精)更是陰毒,只要法輪功學員不放棄信仰,不寫放棄修煉的所謂「三書」,就甭想睡覺,二十二小時輪番熬你,每天只讓睡兩小時,而且還必須面對牆,不讓和別的煉功人相視,直到把你熬得昏昏沉沉。和她一起搭檔的還有個叫杜敬彬的女警,把法輪功學員迫害得生不如死,不讓她們上廁所,不讓喝水,有的煉功人不得已只能把大小便便在褲子裏。有個叫董心英的法輪功學員孩子很小,由於她不寫「三書」,每天熬她而且還讓孩子在電話裏叫她媽媽,讓她撕心裂肺的難受和痛苦,獄警企圖從感情上擊垮她,毀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