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張桂芳老人遭迫害的部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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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二月三日】(明慧通訊員寧夏報導)從九九年四二五以後,寧夏大法弟子張桂芳老人四次被中共邪黨人員綁架、三番五次被非法抄家;兩兒子、一個媳婦、妹妹都遭受過迫害。大媳婦被綁架好幾次,懷孕七個月時被惡警萬舉才帶領派出所、居委會、辦事處的一夥惡人綁架到東門計劃生育醫院強行墮胎,把快七個月的胎兒打下來,又活活掐死了;大兒子最早在銀川公安局巡警隊工作,因修煉法輪功被扣發工資、不讓上班,後來找的兩份工作也丟了,曾有半年的時間精神失常;小兒子也被綁架過。惡警、居委會、單位保衛科的惡人還不停的騷擾、逼迫,張桂芳的丈夫承受不了這殘酷的折磨,二零零六年去世,才五十三歲。

下面是張桂芳訴述其修煉法輪功的經歷,以及她本人堅持修煉而遭受中共迫害的部份經歷:

修大法身體健康、道德昇華

我叫張桂芳,原來是銀川啤酒廠的職工,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得法前我有美尼爾氏綜合症、神經官能症、脊椎骨質增生、支氣管擴張、氣管炎、萎縮性胃炎、膽囊炎、坐骨神經疼等十幾種疾病。我的脊椎骨質增生壓迫神經導致兩手麻木,每天晚上都抽筋。我就是一個病秧子、藥罐子,是單位的「老病號」,而且經常為報銷藥費遭別人的白眼。多種疾病把我折磨的痛不欲生,加之,小時候家中貧寒上不起學,不識字,很自卑。所以四十幾歲就未老先衰,感覺人生毫無意義。有時就想活一天是一天算了。

九六年十月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走進了法輪功修煉者的行列。我一步學會了五套功法。每天早早到煉功點參加集體煉功。可我是個睜眼瞎,學法就沒有辦法了,但我不灰心,一開始我每天聽師父的講法磁帶,雖然能明白意思,可就是不認識字。常常為不識字學不了法急的哭鼻子。好在我倆兒子得法比我早,我妹妹也是大法弟子,還有其他同修經常一個一個字的教我,幾個月後我就會念《轉法輪》了,後來還學會寫字了。現在捧起《轉法輪》,我心中對師父的感激無以言表。

我第一次聽師父的講法磁帶,聽著聽著就哭起來了。自己當時不明白是啥原因。聽到第三講,我的身體開始難受起來。而且我每天上班時間內,沒有一點的反應,下班後就咳嗽、發高燒、頭疼 。開始我還不明白。後來聽同修說,知道這是師父在給我調整身體呢,我就沒有害怕。果然,過段時間就好了。以後又反覆了幾次,直到現在再沒犯過。慢慢的身上其它的病也陸續都好了。我真正的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我這個在絕望中掙扎的人終於脫離了苦海。

學了《轉法輪》,知道了師父對煉功人的要求就是要做好人。我原來身體不好、脾氣更不好。修煉後,自己遇事能忍耐了,做錯事能知錯就改。家庭和睦了。家裏幾個修煉人互相比學比修,共同精進。每天沐浴著師恩,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得法後身體好了,節省了不少的醫藥費,就想拿這些錢去幫助別人。我在九七年先後兩次給寧夏銀川市雙渠口福利院共捐款三千元,九八年給銀川市新市區希望小學捐款三千元,是我大兒子送去的。該學校收到錢後還登報表揚了我。

到北京說真話,遭綁架勒索

九九年七二零以後法輪功遭誣陷。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去北京,想給有關部門說說我煉法輪功以後的變化。信訪辦搬了,找不到,我就去了天安門。在天安門我想上城樓,就被一夥警察抓到了天安門派出所,關了我幾天後被綁架到寧夏駐京辦,在那又被關了幾天,惡警勒索了我和另一同修共九百元錢。後來寧夏去京的二十多個大法弟子被押回寧夏銀川市新城公安分局。當晚十二點左右我回家了。其他同修有的被勞教,有的送到了看守所,有的被送到了勞教所。

我回家後,單位保衛科的曹康楠又勒索了六百元錢。後來銀川市新城鐵東派出所的警察萬舉才、利東國、戴春華、孫來寧和居委會的馬麗斌、辦事處的蘇小軍等經常到我家非法抄家、騷擾。惡警萬舉才還經常到我丈夫單位騷擾,逼迫我丈夫配合他們監督我。每到年節或所謂的敏感日我就被丈夫盯著,不能出門。

惡人到家強行綁架我到洗腦班

二零零四年,銀川「六一零」邪惡辦了洗腦班。銀啤苑居委會主任馬麗斌逼我到洗腦班,我不去。惡警萬舉才到我丈夫單位,逼迫他一起回家開門來抓我。同時來的還有鐵東派出所、新城政保大隊、居委會的一夥惡人。這伙惡人到我家就胡亂翻,搶走了一本《洪吟二》,還騙我到居委會。下樓我一看他們不是要去居委會,我就坐在地上大喊:「法輪大法好!」他們上來四人把我硬抬到車上,強行把我綁架至洗腦班。

在洗腦班,我們大法弟子每人派一個「幫教」監視,天天讀誣蔑師父誣蔑大法的書。每天不停的放歌頌邪黨的電影,逼迫大法弟子看。我就不停的給這個「幫教」講真相,告訴他誣蔑大法和師父、迫害大法弟子不會有好下場。

零七年七月,我和我兒子被惡人誣告,晚上被綁架到新城東街派出所關了一晚上,第二天又被送到了銀川市金鳳區公安分局,同時被抄家,警察搶走了一些大法資料、電子書、MP3和一台複印機。我家人不停的找相關人員要人,我兒子第二天就回家了,我被非法關押在銀川看守所十天。在銀川看守所警察唆使犯人打我、罵我。

奧運期間被監視 第四次被綁架

因為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奧運邪火將傳至銀川。六月三十日下午,派出所、居委會等部門派了好幾個人在我家樓下盯著我。無論我走到哪,他們就跟到哪。我出外買菜、接孫子他們寸步不離。

零九年三月我被倆不明真相的學生誣告,銀川110的惡警把我又綁架到了鐵東派出所。在派出所,誣告我的倆學生去領獎賞,說:「舉報一個法輪功獎五千呢。」派出所警察對他們不屑的說:「誰給你們錢!」兩個被邪黨毒害的學生沒領上錢,還造了大惡業。我家被抄了,我又被送到了金鳳區公安分局。他們把我一隻手銬在暖氣上,安排專人看管。我就給他們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後來我就走了。

十年多來,邪惡對我和我家人的迫害讓我不堪回首,是邪惡的迫害讓我家破人亡。同時我也嚴正聲明:因邪惡迫害,自己或家人所做的,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的言行一律作廢,努力精進,做一個合格的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