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秦永順自述遭迫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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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寧夏回族自治區秦永順,堅持信仰「真、善、忍」法輪大法,遭非法關押、勞教等迫害。下面是他自己訴述其經歷。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修煉法輪功的。之前我練過其它氣功,但對我身患的各種疾病毫無效果。修煉法輪功以後短短的幾個月我的幾種病就好了,身心健康,再也不用打針吃藥了。我親身體驗了法輪功的超常。《轉法輪》深奧的法理使我這個年近花甲的人真正明白了怎樣才是個好人。我改掉了吸煙喝酒的惡習、淡泊名利,努力達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境界。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風雲突變,在中國近億萬人喜愛的功法突然被中共下令禁止,之後大法弟子經歷了各種方式的迫害。我這個一心做好人的人卻被中共豢養的所謂執法者迫害。

到天安門打橫幅,遭毒打、電擊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修煉者。我當時認為應該去北京說句公道話: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二零零零年三月初我就到北京。去了信訪辦一看全是便衣和警察,經過打聽才知道信訪辦已經搬走了。因此我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取出隨身帶的大法橫幅,準備展示。

橫幅還未打開,就被一夥人強行抓捕,帶到了廣場公安分局。專管迫害法輪功的科長姓李,夥同其他三個警察對我不分青紅皂白拳打腳踢,還不時的用大小電警棍電擊,他們折磨我一個多小時累的受不了了,坐在那裏揉腳搓手。我有師父的法身保護,頂住了他們的迫害。

公檢法踐踏法律、迫害無辜

銀川市公安局警察和銀川糖廠保衛科科長曹康楠、糖廠法律顧問姓高的(女)把我從北京抓到銀川新城公安分局。分局政保大隊姜波、王立成及銀川市公安局的警察對我又審問和拷打。沒收了我的《轉法輪》大法書。因我不放棄修煉就被轉送到了銀川看守所。

銀川市公安局的辦案人李存、王立成等人非法定案,將我非法報批勞教三年(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在我即將被勞教期間,銀川新城公安分局政保大隊姜波、吳佔勇、馬勝利非法抄了我的家,搶走了師父濟南講法的磁帶及一些大法書,未留任何字據。

同時王立成又向我家人勒索了北京至銀川的火車票錢,多餘的部份未退回。銀川糖廠保衛科曹康楠又向我女兒勒索了北京至銀川的車票錢。那時,我家住在新城東街派出所轄區,上報迫害我資料的是東街派出所的。當時的所長姓馬,副所長姓柳,還有一個姓馬的警察。

上述對我迫害的過程中,這些警察、律師根本就沒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是踐踏法律的尊嚴,對我這個善良的人進行無辜的迫害。

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窩

寧夏勞教一所(寧夏靈武市白土崗子)一中隊隊長李楠分配我幹最重最累的活,拉著兩千多斤重的磚坯車裝窯,還要逼迫「重車跑起來,輕車飛起來」。李楠指使吸毒犯監視我,動作稍有遲緩不打即罵。

獄警科科長郭文智指使下屬對法輪功學員軟硬兼施,強迫「轉化」放棄修煉,否則就延長勞教。郭文智做惡多端遭了報應,零五年五月外出時騎摩托車被車撞死了,僅四十幾歲。

一中隊指導員胡忠林在勞教所開會時,經常對「包夾」人員講:對法輪功打不死我負責,打死你們負責,但是我可以上報成其它死因,這個我說了算,這裏是封閉的,無法調查。他還經常說:「法輪功不轉化,永遠出不了勞教所。不轉化直接影響到我的獎金和升職。我要退休了,叫我兒子接著幹,看誰熬過誰,你能有幾個六十歲。」

該所獄警科長郭文智零五年五月八日撞車身亡後,胡忠林突然出現腦血栓症狀,全身癱瘓,不能說話,整天躺在醫院病床上。胡是該所專管洗腦的,癱瘓前迫害大法很賣力。此事令勞教所的人員震驚,他們悄悄議論,這一定是整法輪功太賣力遭惡報了!

二分隊隊長丁吉宏為了入黨、當上獄警幹事,把我從一分隊調到二分隊,企圖轉化我後立功。為了轉化我,他唆使吸毒犯王建軍「包夾」迫害我。重活累活加時幹、不讓睡覺、每天寫思想彙報熬人、限制大小便的次數、別人休息時給我架上「土飛機」。這些惡人還用發明的土辦法整我。甚麼「老頭看報」、「老頭拔筋」、「老虎扒皮」、「蠍子爬牆」等等。最殘酷的是「孔雀南飛」,叫人喘不上氣來。出操時拔慢步。打人用的是鐵鎬把或鐵板凳等。這些吸毒犯為了減刑,不遺餘力的配合獄警做惡。

最令人作嘔的是,一方面我們大法弟子遭受著極為殘酷的迫害,勞教所管理方式嚴酷殘忍、教育手段下流無恥;另一方面勞教所內外牆壁上的大幅標語卻寫著「文明管理、文明教育」。

二零零三年我從邪惡的勞教所出來,找到銀川糖廠的領導辦理正常的退休手續。廠書記姬文戰、勞資辦主任黃炳海扣了我七年的工齡,致使我七年多來領取工資時,每月少領工齡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