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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讓四名惡人的台灣之行如此恐懼
黃、趙、王、楊四人，都曾經在中國大陸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因其級別之高、參與迫害程度之深，都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中罪行累累。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每個人都在台灣接獲法輪功學員向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事告發其觸犯「殘害人群罪」及「民權公約」的訴狀。國際媒體BBC、中央社、《自由時報》等中英文媒體多次廣泛報導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他們的受控告之旅伴隨著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抗議和各界人士對法律訴訟的聲援，成了一次獨特的展示中共罪行和迫害非法的流動展示會。
恐懼是迫害者共同的反應
湖北省「六一零辦公室」的頭號人物楊松是湖北省指揮迫害系統的核心人物。湖北省是迫害極其嚴重的省份，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人數至少一百六十六人，楊松不但對此有直接責任，而且還與醫院和軍方系統配合，有組織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這樣殺人不眨眼的惡人，剛出海關，在他踏上座車前，一位法輪功學員即時送上一份蓋有當天下午二點四分高檢署受理戳章的訴狀，並告訴他，「這是你的訴狀！」楊松害怕地將訴狀丟開，快步上車。
隨後，楊松原定參與國際會議中心之「辛亥首義武漢文化週」的文藝演出，卻不敢出席，在貴賓室裏長達一個小時，未出席文藝演出，從另外的通道秘密離開。楊松預定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九曲洞、長春祠等景點，楊松一概取消下車參觀。
楊松在苗栗「客家大院」時，四名法輪功學員近距離，當著楊松的面，平和地展開橫幅，楊松及隨從神色慌張，滿臉錯愕。在台灣如喪家之犬的楊松，九月二十七日悄悄返回中國大陸。
這樣的反映不止楊松一人，陝西省代省長趙正永剛走出機場，就有法輪功正告他被告的消息。所有的錄像也都顯示，趙正永一聽到此消息，臉色猛地一寒，表情一下子凝固在那裏，面色迅速轉為鐵青，倉皇上車，落荒而逃。中共宗教局長王作安來台也被控告了。而且在王作安接受法輪功學員送給他的訴狀時，還不知是怎麼回事，一個勁地說「謝謝」。當法輪功學員明確告訴他那是對他的訴狀時，也是臉色陡變，舉止失措。
這些中共的高官手握權力和金錢，在中國大陸可以草菅人命，在迫害中，他們完全知道法輪功學員「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會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但是，在面對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不管是受到起訴，還是面對學員的橫幅，恐懼的表現是一樣的。
參與迫害者為何如此恐懼？
這些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都是中共體制內培養出來的高層官員，也是無神論與唯物論的信奉者。巴黎公社是中共的老祖宗，在巴黎公社之前法國人對唯物論早已有了了解。
法國作家雨果曾在其著作《悲慘世界》的一段對話中描繪過唯物論者的心理世界。唯物論者：「我是甚麼呢？我不過是一粒和有機體組合起來的塵土……我已經選定了。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齒總比做草料好些。那正是我聰明的地方。過後，聽其自然，掘墳坑的人會來的，墳坑便是我們這種人的先賢祠，一切都落在那大洞裏。完事大吉。一切皆空。全部清算完畢。那正是一切化為烏有的下場。 」
而書中的主教對這位唯物論者的回答是：「獲得了這種寶貴的唯物主義的人，也就可以有那種覺得自己不用負責的快感，並認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佔一切，地盤、恩俸、榮譽、正當得來或曖昧得來的權力，可以為金錢背棄信義，為功利出賣朋友，昧盡天良也還可以自鳴得意。等到酒肉消化完了，便往墳墓裏一鑽了事。」
那麼這些信奉唯物論的中共高官，迫害善良修煉人已經喪盡天良，覺得人死如燈滅，生前不管身後事，應該無所畏懼才是，又為何在法輪功學員面前如驚弓之鳥呢？
唯物論者首先是人，人總有基本的人性，有良心和道德存在。壞人可以行惡，卻無法否定善的存在。古語有言，邪不壓正，迫害者的手段不管如何殘暴，人格多麼卑劣，都是見不得陽光的，在面對手無寸鐵而一身浩然正氣得法輪功學員的時候，害怕心虛的一定是迫害者。
而這些為了權力和利益而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壞人，其人格又極度自私自利，面對法輪功的訴訟和中共即將走出歷史舞台的趨勢無可奈何，對於即將到來的清算和利益權力的失去有著無法擺脫的恐懼感。而這種恐懼感面對法輪功學員實實在在的法律起訴而變成現實的一刻，再多的金錢、權力和保鏢都無法換來他們的安全感。楊松在台灣的景點一概取消下車參觀，訪問台灣變成坐在活動監獄裏遊街，就是這種恐懼感的真實體現。
古語有言，人算不如天算，中共高官機關算盡，用保鏢貼身保護，晚出關、走後門、避巷道，還是無法逃脫見到法輪功學員和親手接到訴狀。信奉唯物論的中共高官可以選擇不相信天，不相信神，卻不能選擇逃脫天意和宇宙的法則。廣東省副書記黃華華五年前曾因為害怕被告取消了去美國的行程。這次台灣之行又再次向迫害者敲響了警鐘。迫害法輪功的惡人接受審判的日子越來越近，他們能去的地方也越來越少，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奉勸還在迫害法輪功的官員懸崖勒馬、立功贖罪，否則不久的將來，他們就會發現，除了朝鮮、古巴、蘇丹等這樣迫害人權的國家，他們會很難找到可以公款旅遊而又不會擔驚受怕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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