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國治民上,老子主張君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自然之道治民。在老子的眼中,社會也是那麼自然的演化,君主所需奉行的僅是「上德無為而無不為。」(38章),推崇道德,不人為的強做甚麼,反而能把該做的都做好。「無為而治」在《道德經》中被反覆強調。在老子看來,理想的君主應是「清靜無為」的,他順道化民,僅此而已。對民眾來說,「帝力與我何有哉?」對君王而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57章)。這就是《道德經》論述的最理想的治國狀態。
從歷史上看,西漢前期的治國策略明顯的受到老子「無為而治」的影響。漢王朝建立初期,社會經濟極為困難,財政捉襟見肘,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推行老子的「無為」主張,與民休養生息,不妄加擾動,聽任民間自由發展。經過七十年的治理,成就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唐太宗也把老子「清靜無為」思想,作為治國的理論基礎,堅持「撫民以靜」的治國之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道德經》表面上講的是當王、治國的道理,可實質上這是一本指導人修道的書,修道的人在修煉的不同境界對《道德經》會有不同的理解。換個角度說,《道德經》所講道理在常人這一層的涵義,能起到指導君王治國安邦的作用,但他卻是一本講修煉的書,而不是老子為了和常人一起「搞政治」而寫的,所以修煉人看懂多少就能修到相應的超越世俗的境界中去,卻絕不會反而執迷於世間的權力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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