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5/3/11/97044p.html
“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的自由”
── ──專訪人權律師張鑑康
【明慧網2005年3月11日】受理多宗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案子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郭國汀等接連受到當局打壓和恐嚇，引起海內外人士和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在律師界也引起一定的反響。大紀元記者近日採訪了現居西安的著名人權律師張鑑康先生。以下是該專訪的節選。 * 聲援高、郭律師及孫文廣教授 張鑑康律師表示，他完全贊同和支持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上書、辯護和郭國汀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以及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為法輪功學員給人大、政協上書的行為，他表示應該對他們的行為給予大大的肯定，他願意在他們的簽名網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 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 張鑑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的自由，他曾為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代理案件，他說，如果還有法輪功學員找他，他還願意繼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他表示他本人雖然不煉法輪功，但周圍接觸過不少法輪功學員，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煉功身心健康，挺好的。 張鑑康律師表示，法輪功到底是甚麼，應該讓大家去做判斷，而不應該用所謂的某一個政治人物的觀點，就那麼一點淺薄的學識，從他那麼一點自私狹隘的觀念出發，給法輪功下個定義，他無權那麼做，雖然他有政治權力，但在歷史的層面上，他是無權的，是小丑一個。 * 中國律師界需要國際聲援和發揮整體力量 張鑑康律師指出，現在中國律師界整體上還是萎靡不振，絕大部份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在中國律師職業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在共產黨的政治暴力、司法強權高壓下，中國律師的道德在潰敗。他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提供更多的幫助。 他認為，在中國律師界裏，有像高智晟、郭國汀這樣的人，能夠挺身而出，發出良心的呼喚，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還缺少橫向聯合的效應。如果中國律師這種良心的呼喚能夠走向共鳴、形成整體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他希望通過法輪功學員，能夠形成這種合力，不管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世界人權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的。 * 人權事業艱難 但正義必勝 張鑑康律師表示，從事人權事業的人在中國現在很艱難，在法律界也是如此。他認為法制敗壞的最終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敗，法律臣服於政治之下，共產黨有一切資源。就法律領域來說，人權案子首先都很難立，共產黨會找各種理由不予立案。 張鑑康律師指出，共產黨做壞事時自己也是很恐懼的，他們一面在黑暗中製造黑暗，在罪惡中製造罪惡的時候，他們的手在發抖。張鑑康律師認為國際、國內的聲援非常重要，大家聲援的義舉對於本身就在發抖的施暴者打擊很大。共產黨不怕孤膽勇士，但如果一個人一旦遇事，別人能為之呼籲，共產黨就害怕。張鑑康律師認為正義必勝，要堅定這一點。 下面是大紀元記者對張鑑康律師的訪談實錄。 記者：最近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上書、辯護，郭國汀律師也為法輪功學員辯護，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為法輪功學員給人大、政協上書，不知您怎麼看近期這些公開為法輪功聲援的行為？ 張鑑康律師：這是好事。我完全贊同，也完全支持。我願意在高智晟和孫文廣教授的兩個簽名網站上都簽上我的名字。 我設法跟高律師聯繫，一直還沒聯繫上。最近聽說高律師要來西安，我本來想正好碰碰面，就有關問題交換一下意見，可是聽說他被滯留在北京了。很令人遺憾。 記者：您和高智晟、郭國汀律師以前有過接觸嗎？ 張鑑康律師：沒有，我現在沒有他們的電話。如果有他們的電話，我會給他們打電話，表示問候和敬意。 記者：您對孫文廣教授上書的事怎麼看呢？ 張鑑康律師：我是完全贊同，也完全支持的。我也樂意聯署我的名字。 原來每一年在兩會期間我們都搞過上書，連續有好多年了，89年以後，尤其是從93年開始，幾乎每年都有。但是後來我們上書以後，人大的信訪部門從來沒有跟我們接觸過，沒有任何答覆，就是公安部門來過問一下，但是他也不說你上書的事兒，只是來擾動一下，說跟你談談話，問問情況，問我最近幹啥了。 應該很明確地指出，這種情況絕對是非法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的信訪制度，這都是不對的。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不能用公安警察的力量來對待。所以，現在就我個人來講，我確實對向人大上書有一種疲憊的感覺。 雖然我剛才說到疲憊，覺得上書是絕望的表現，對共產黨完全絕望了，但是我永遠不氣餒。我只是在考慮是不是有其它的更好的行動、手段，更有效一點。 記者：以前好像還沒有人為法輪功公開上書？ 張鑑康律師：對，為法輪功向人大上書這還是首次，應該給予大大的肯定。如果他們允許我聯署名字的話，我會很樂意的。 民間社會有這樣的呼聲是很重要的。 記者：那好，我就幫您在他們的簽名網站上簽上您的名字。 張鑑康律師：可以，可以加上，完全可以。因為我跟高律師沒有辦法聯繫上，我也想通過您轉達我對他們的敬意。 記者：法輪功的話題在國內還是很敏感。最近有這些正義的人士勇敢地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不知您有何感想？ 張鑑康律師：我想這是個好事。很久以來，我也和高智晟律師一樣，有一種很孤獨的感覺，在律師界裏面。 我本人雖然不煉法輪功，但周圍接觸過不少法輪功學員，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煉功身心健康，挺好的。最近我為其中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做代理。這位法輪功學員，霍女士，曾經是解放軍系統的幹部，後來轉業到西安體育學院圖書館。2004年上半年，她被送到洗腦班關了三個月，沒有任何手續、證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三個月。 她出來後，就請我為她代理此案。2004年11月25日前後，我們要求西安市公安局確認把霍女士強行送進洗腦班是非法的，但是石沉大海。我還幫她向西安市公安局外事處申請“因私護照”，他們在電腦中搜索，發現她煉法輪功，就不給辦，不予理睬。 後來，我幫霍女士寫了一份訴狀，起訴西安市公安局行政違法的行為，寄到西安市中院以後，西安市中院立案廳借故不予立案，藉口說被告是屬於另外一個區的，應該在那個區的法院去立案，結果霍女士跑到區裏，區法院說，你沒有證據啊，你怎麼能證明西安市公安局辦學習班，把你關了三個月呢？ 按照國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被告是負有舉證責任的，也就是說西安市公安局在這個案子中是有舉證責任的。原告說，你辦學習班，侵犯了我的人身權利，被告如果認為自己沒有侵犯，應該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沒有侵犯他人的權利。規定應該是這樣的。但是區縣法院認為原告沒有證據，就把霍女士的案子退回去了，不予立案。其實這和我當初的預計也是一樣的。 記者：在國內，為良心犯、法輪功學員等辯護是不是很艱難？ 張鑑康律師：很艱難、很艱難。法律臣服於政治之下，共產黨有一切資源。案子首先都很難立，他們給你找各種理由不予立案。像有些法輪功學員，沒有任何手續，人身自由被剝奪了、被侵犯了，可是監察機關硬是說你沒證據。按道理，這種行政違法案件，被告人應該有舉證責任的。要舉證，他沒有任何手續，就把人關起來了，秘密的，或者誘騙去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讓人怎麼舉證？ 人身深受其辱是真實發生的，家人去探望開介紹信，都是這樣的，沒有其它的文字上的材料，如：“拘留決定”、“勞教決定書”之類的，如果有的話，那這個證據當然很充份了。 現在中國的律師裏面，有像高智晟、郭國汀這樣的人物，能夠挺身而出，發出良心的呼喚，是很好的事情，可惜，我們還是缺少橫向聯合的效應。如果中國律師這種良心的呼喚能夠走向共鳴、整體的力量，那就很好了。但願通過法輪功學員，能夠形成這種合力。不管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是對於世界人權國家來說，都是很有益的。 中國律師界這塊太弱了，完全是偏離了世界律師在人權事業上的那種突進的力度和方向，完全偏離了，都是在所謂的務實。好多人不接政治案件，連刑事案件都不接，因為共產黨會去刑法裏的有關條文，說律師代理人偽證罪之類的，第306條，過去我們寫過文章，也探討過這個問題，強烈要求修改。但是在立法層次上，中國律師是一個弱勢群體，即使可能個別人掙了不少錢，但是他基本上不發出甚麼作用，基本上都是用在揮霍上了，用在優化自己的生活方面了。中國律師在立法環節裏面很薄弱，像在全國人大裏面，律師很少，法律草案都是有關部門弄出來的。 我記得前幾年，99年的時候，我曾經為中國的律師界人權屢屢被司法當局侵犯，寫過一篇文章，在中國律師雜誌上刊登了，當時律師在合法的執行律師公務的過程中，經常被無端地拘禁、甚至毆打，曾經有一個法院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律師的意見和法官相左，結果法官就惱羞成怒，命令法警把律師扣在籐條椅上，毆打了40多分鐘，非常嚴重的。後來那個案件不了了之，我們就沒有再看到下文。 在我們西安也曾經發生過類似事情，當一位律師提出案件在審判過程中程序有違法的現象時，一位姓趙的女法官就在律師的臉上打了好幾個耳光。後來那位女法官從西安市法院系統調到外地去了，仍然做她的法官。 另外還有我們所的一位律師，他們母子倆都是律師，正好前幾天我還見到過那位女律師，快70歲了。她和她的兒子都在我們西安的碑林區法院工作，為一個案件中的不同的當事人做代理的時候，因為座位的問題，當時也不是在正兒八經的審判庭開庭，而是在法官的辦公室裏面，為座位問題，為律師帶沒帶律師證的問題，發生口角衝突，廝打起來。當一些法警打兒子的時候，那位女律師就高喊著“打人了，打人了！”，結果有人過來朝著這位不到80斤重的女律師身上、腰上亂踹，踹得她大小便失禁。 這類事情非常多，特別多。 後來，很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安市的司法局、碑林局的政法委員會，還有碑林法院幾家組成了一個聯合調查組，得出的結論是：法官是為了維護法庭秩序，但是言語方面不文明，可是不承認有毆打的行為，說查無實據。 後來，那位女律師的住院費用說是讓司法局承擔，當時我們所在的陝西第一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獨立核算、自收自支的律師事務所，最後這個醫療費用由我們所自己承擔了。我們的人被打，醫療費還由我們自己承擔。 曾經有一次那位老律師很生氣，在人大開會的時候，她說：我很想到北京去，我去伸冤去。我說：我跟你一塊去。這位老律師的丈夫本身還是一個檢察院的檢察官。 所以我想在中國律師這個職業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在黨文化的高壓下，黨的政治暴力、司法強權高壓下，律師這種道德素質，有時不得不這樣，為了生存，委曲求全，為了當事人的利益，因為如果老打敗官司，就沒人請你了。有時法官就是在弄權，有時律師不好駁法官的面子，就越來越助長了法官的威勢，法官就不可一世了。 長期以來，就慢慢形成了奴化的現象。在奴化的過程中，中國律師的道德就全線潰敗了。很多比我年輕很多的人經常跟我說“你太幼稚了”，說我很幼稚。我只能苦笑。 記者：像法輪功這個問題，涉及全國性的範圍，而且對法輪功學員的關押行為都是非法操作。中國律師界對此的反應如何呢？ 張鑑康律師：很麻木。我不說現在。根據我的觀察，西安市這地方法輪功學員應該說很多的，但是有很多律師就是隨風倒，反正上面批判，我就跟著批判吧。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聊。我說，我認識好幾個法輪功學員。他就說，那你趕快挽救他們一下。竟然說這種很可笑的話語。 記者：聽起來好像跟中共官方的腔調一樣。 張鑑康律師：一模一樣的。那是一個共產黨員律師。還有一位在律師界頗負盛名的律師，一個副會長，私下裏跟我聊起來，很神秘地問我：你說政府打擊法輪功，你說到底是法輪功錯了，還是政府錯了？他問我的意見，我給他表明我的意見，我從一開始就表明我的意見，我說，法輪功學員應該有信仰自由。 記者：他們通常是對法輪功真象還不太了解，還是即使了解了，也畏於壓力不敢做辯護呢？ 張鑑康律師：應該說，大部份是不了解，都沒看過法輪功的書。我想。既然沒有看過，就不應該批判人家。批判總得有前提條件啊。 記者：其實中共就是怕人看法輪功的書，所以就禁書、燒書，因為他知道人們一看法輪功的書，就知道好，共產黨自己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 張鑑康律師：是的。法輪功到底是甚麼，應該讓人民去做判斷嘛，而不應該用所謂的某一個政治人物，就那麼一點淺薄的學識，從他那麼一點自私狹隘的觀念出發，給法輪功下個定義，他無權那麼做。雖然他有政治權力，但在歷史的層面上，他是無權的，是小丑一個。我在任何地方，都敢下這個結論：小丑一個。 我的一些朋友，尤其在北京的朋友，都在說：某人下這麼一個指令，打壓法輪功，是最愚蠢的。 還有一次，我在北京參加一個聚餐會，一位老人，74、75歲的老人，他聯想到焦國標先生寫的文章《討伐中宣部》，他說，這樣的好文字能出來，是因為焦國標先生是做新聞媒體工作的，教新聞學的，他對這種黨文化施加在新聞上的暴虐感同身受，所以他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來。 說到那兒，老先生話鋒一轉，說：那麼現在誰給法輪功說話呢？法輪功是中國當今最大的弱勢群體之一。誰為他們說話呢？ 記者：您說的那位老先生是誰呢？ 張鑑康律師：這是我親耳聽見的，但現在還不便公開他的姓名，出於對他安危的考慮吧。對不起啊。 記者：沒關係，我能理解。是不是有些人覺得法輪功學員搞政治，在這上面有障礙。 張鑑康律師：在共產黨看來，說真話就是搞政治，一切集權政權都是這麼看的。就是修條馬路之類的公益性活動，也算是政治，他認為你跟我交往就是搞政治。 記者：對於法輪功學員的上訪請願等活動，全都扣上“搞政治”的帽子。要是按共產黨的概念，生存都是搞政治。 張鑑康律師：法輪功學員的這些行為都是正常的，人民嘛，是一個群體嘛。想這樣去表達自己的訴求，這種和平的請願，何罪之有啊？！共產黨已經被嚇得寢不安席了。 最可氣的是，他認為你搞政治不行，我可以搞政治。政治是我們家的，任何其他人不能進來。 記者：您覺得現在對於高智晟、郭國汀律師正義的行為，國內律師界的反響如何呢？ 張鑑康律師：因為好多人可能沒有看到，反正在我的周圍，前兩天，我在網上看到了高智晟律師寫的東西，還有袁紅冰先生寫的文章，很有感觸。律師的評論文章，好像還沒有看到，我是指在論壇上的帖子。 記者：其實跟整個中共對各個領域的高壓控制有關。 張鑑康律師：是的，跟整個高壓控制有關。為了自己的飯碗，正像哈維爾所講的，這些無權者，生怕自己職業有問題，孩子就學有問題，方方面面的就是為了這些東西。所以我們的中國律師和我們中國的普通公民一樣，慢慢地都弱化了、奴化了、卑微化了。 記者：像您，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是否還會為法輪功學員辯護呢？ 張鑑康律師：只要他們願意請我，那我就願意為他們辯護。 記者：您不怕受到威脅嗎？ 張鑑康律師：我好像已經習慣了。我記得93年的時候，我曾經怕過，這個我老老實實承認。當時是為了一個集體拆遷案件，就發個倡議書，希望公民們團結起來，保衛人權。當時，我剛拿上正式的律師職業證，我就簽名了。 當時考慮在1989年大鎮壓之後，我們中國公民的活動空間很小，人們都把自己封鎖起來，不敢跟別人交換意見，不敢跟別人談話，不敢流露自己的心聲，不敢哭泣。在那個時候，我拿到律師證，我沒有想到先用這個謀求財富，別人認為我有種英雄衝動，想當英雄了。 但是我當時就這樣想的，用我的律師身份來簽名。結果這一簽，就不可收拾，公安局的人來了，查我家，搜了我好多材料。強迫我交待“團結保衛人權”這麼個倡議書，是不是要倡導搞成一個組織。我還給別人辯護呢，我們是倡導保衛人權，是倡導團結保衛人權這麼一種行為，並沒有說我們要成立一個組織。 那是12年以前的事兒，那次僅僅是因為一個倡議書，當時那種緊張我現在還覺得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那警車呼嘯而去，好傢伙，就好像出現了大搜捕一樣。當時我也猶豫，我是走，還是不走。後來還是決定不走，看他怎麼辦。 從那以後，就習慣了。 記者：後來您就經常做這種正義的為人權呼籲的事情，是嗎？ 張鑑康律師：是的。一直在做，但就是長期以來沒甚麼進展。總覺得，有一種疲憊的感覺。包括給全國人大上書，給政協的呼籲，以前是主動地用這種方式，現在覺得這種方式一直在用，很單調，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效應。 記者：但其實這種正義的聲音是很有意義的，不一定能夠及時或者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這種聲音在傳播，在喚醒更多的人覺醒，尤其是當大多數人還在麻木的時候，這為數不多的先行者，也是需要極大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的。 張鑑康律師：對，對，對，是這樣的。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聯署名字，是因為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也是合伙人之一，我覺得可能不太方便，但如果有這種辯護的需要，我一定會樂意接受的。可惜一直沒有，沒有法輪功學員來找我。 記者：這次您說出來了，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可能是因為互相之間沒有橋樑，沒有溝通的渠道。幾年前，據說中共下指令說律師不能給法輪功學員做辯護。不知您聽說此事了嗎？ 張鑑康律師：我聽到過，但沒見到文字。他們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貽笑天下了。因為即使是殺人犯，都要辯護，甚至還指定辯護。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實在是難以理喻了。 記者：因為中共自己知道其對法輪功的所有行為都是非法的，都未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序，而且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違法行為，他們自己應該也是非常恐懼和心虛的。 張鑑康律師：是的，他們很恐懼，很恐懼。他們一面在黑暗中製造黑暗，在罪惡中製造罪惡的時候，他們的手在發抖。我想，他們如果還有一點良知的話，晚上也會寢不安席的。 記者：現在高智晟、郭國汀律師受到恐嚇，您怎麼看呢？ 張鑑康律師：我覺得共產黨這些恐嚇行為很符合其一貫的邏輯。如果恐嚇以後你還不聽，它可能不會赤裸裸地做一些事情，但是會找一個理由，它很注意的發現你的某些小的錯誤，並且把這些錯誤給你放大，比如說，你有個異性朋友，他可能會給你整出一個讓你說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過去有些人權人士被定罪為有流氓活動甚麼的，就是共產黨為了醜化而編造的。這是共產黨一貫的邏輯。 如果恐嚇你聽了，它就認為得逞了，心想，看來你還怕我，你服從了我這種淫威了，看你還敢不敢再輕舉妄動。 如果不聽的話，就接著弄個小鞋，或者其它的莫須有的東西，把律師的名譽敗壞。這是極有可能的。通過律師協會、司法局、司法廳等給施加壓力，是常見的做法。 記者：中國律師的處境真是不容易。 張鑑康律師：確實不容易。我有一個朋友，去年給西安的一位人權人士趙長青辯護的時候，司法廳一個處級領導，把他叫去了，給他敲了警鐘，說你不能怎麼說，不能怎麼說，小心怎麼樣，怎麼樣。這個辯護人跟我關係比較好，他跟我都說了。 順便說一下，趙長青的案件也是說涉及國家機密，不公開審理。當時我們要去聽，都被擋在門外，不讓進去。你想，我還是個律師呢，我們的單位和他們還是對門，都不讓進。實際上有啥關係？他就是一個普通公民嘛，就是在網上發表了一些消息，發表了抨擊一黨專政的東西，就說他的案件涉及到國家機密，從而不公開審理，這樣似乎就逃開了國際媒體的追蹤，這是共產黨的一廂情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