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5年1月9日】我得法和許多同修一樣，是因為身體不好走進來的。九六年三月以前，我身體患有多種疾病：哮喘、冬天下不了地，夏天總住院，同時腎功能衰退、血脂高、血粘度大，常年拉肚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不吃藥的時候。我學法以後時間不長就全好了。我真激動，為自己慶幸，有緣遇上師父，把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那時候，我就下決心按照師父要求做，精進實修。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前，各地就不斷傳來阻止學法煉功的事情，我就想法輪功教人修心向善，袪病健身，對國家對人民百利而無一害，為甚麼就不讓煉呢？於是我就向各級政府包括中央寫信，向他們介紹我修煉以後的身心變化，以此來說明法輪功是高德大法。
七月二十日，鎮壓全面開始了。十九日晚，他們抓了一批輔導員，二十日早我和幾個同修就去了長春，到省政府要人。
九月九日我和同修一起去了北京，抓回來之後，被非法拘留了一個月。出來後學校二十四小時看著我，並讓我寫認識材料。開始我不寫，後來大伙都勸我說：該寫寫，該做做。我就寫了，當時不知道寫的嚴重性，後來通過學法，我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明慧網上聲明作廢。以後更加努力。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給家留了個條，十二日早就和同修繞道坐汽車去了北京（因火車抓的太緊），到北京以後，我看到天安門廣場好幾個警車，十幾步一個武警，還有一隊一隊來回走動的解放軍，便衣很多，如臨大敵，當時我腦子啥也沒想，就想怎麼去證實法。
我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等橫幅分別貼了兩輛警車、金水橋漢白玉欄杆上；我想來一趟不能白來，臨走時，我在天安門廣場上喊“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之後就走開了，和我一起去的好幾個同修，就回來我們兩個，其他的同修都被惡警抓走了。
回來之後我照常上班。當時形勢很緊，不少同修被捕，被抄家。我當時也怕，也猶豫，我就多學法，堅定正念。我想我是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要跟師父走，我不能怕，甚麼也干擾不了我，我在做最神聖，最偉大的事情。
我家離學校騎車十五分鐘，我就不騎車子，晚上下班回來的路上就在小區內、樓道裏用彩筆和粉筆寫“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等。後來就用紙寫，接著用油印，黃紙紅字往牆上貼。從七月二十日後學校不讓我教課，後來讓我管宿舍，上一天班休息一天。我就白天出去，有真象傳單就撒，沒傳單我就印小字條出去貼，掛橫幅。天越熱越做，中午三十多度，大多數人都睡覺，沒甚麼人在外面；冬天天冷沒人出來，危險小。開始我不知道發正念，後來邊做邊發正念，我總覺得師父在我身邊保護我。特別是越到節假日和敏感日我越多出去發真象資料，因為節假日我有時間。
我是負責發送材料的，發不出去我就自己做，只要能擠出時間我就做。我看到師父《在北美大湖區法會上講法》中說：“無論為大法做甚麼，無論你在幹甚麼，你們都把自己擺到大法當中，沒有原來的那種我想要為大法幹點甚麼、我想要如何提高。無論你們做甚麼，都沒有去想自己是在為大法做甚麼、應該怎麼樣去為大法做、我怎麼樣能夠為這個法做好，都把自己擺在大法當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個粒子一樣，無論幹甚麼自己就應該那樣做。雖然你沒有明確的這樣的意識，或你沒有明確的語言表白，其實你們的行動已經是這樣，這就是我看到的大家經過這一年以後發生的最大的變化。”
我心裏真激動，師父說到我心裏去了。我雖然不知道把自己當成大法中的一粒子，但是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常人還講知恩圖報呢，何況我們修煉中的人呢？師父在《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中說：“看上去是你們為大法做了你們應該做的，實質上是你們在為自己全面的圓滿和回歸而做。”我想我不僅為了大法，為了眾生，同時也為了自己。
在講真象中我有機會就講，走親戚辦事講，去商店買東西講，買菜時給賣菜的講，並且送給他們祝福卡，坐車給乘客講，放學後到宿舍給學生講。有一次我們學校校長和副校長來宿舍，我就引出話來給他們講真象，從法輪功袪病健身有奇效講起，講修“真、善、忍”都是在做好人，接著講天安門“自焚真象”。最後我說現在就是在火堆裏救人，救出一個是一個，只要明白真象，將來都能有救，他們都明白了，其中一個女老師鼓掌說：“講得好！考試過去了，打一百分。”
今年是我們高中同學三十年聚會，大學同學二十年聚會，兩次聚會都要求每個同學講三分鐘自己這些年的經歷和家庭狀況。我就想這些人能和我是同學就是緣份，我一定要讓他們明白真象。我講了我煉法輪功後使我身心受益，本來我的教學質量高，可就是因為我修煉大法，現在學校不讓我講課了，以此來說明對我的迫害，我的同學也有煉的，就同我一起講。大部份同學明白真象後都表示不反對法輪功，我很為他們高興。
我還往電視台、監獄、各級政府寫信；還幫助那些不精進的同修走出來講真象。
這些年我的正法修煉歷程能寫一本書，我做得好，師父鼓勵我；我有執著心時，師父點化我。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師父的指引和慈悲呵護下走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