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楊淑蘭,女,55歲,初中畢業,山西省大同市公共汽車公司職工(退休),現住大同市南文明裏醫衛街4排2號。
1996年我幸運地修煉了法輪功,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的心理逐漸平衡了。身體的健康,思想的昇華使我受益匪淺,於是想讓更多的人得法。我每天早晨到兒童公園參加集體煉功,感覺非常好。1999年6月,煉功場周圍出現了很多警察、便衣;7月份輔導煉功的站長被軟禁起來;7月22日法輪功被迫害,煉功場開進5輛警車,接著我家被抄,警察拿走了我的煉功學法的資料。他們說上邊有指示,隨時可以抄法輪功的家,不用批證件。街道辦事處讓我填表,其中有對法輪功信不信的一格,我修煉受益當然寫相信了,從此惡警對我的迫害更加緊了:公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三天兩頭到我家騷擾,使我家庭無法正常生活,1999年10月29日,我給國家上訪辦寫了一封上訪信,到北京反映真實情況。上了火車沒出大同就被乘警非法抓捕,交給當地公安,第二天被非法送到看守所拘留了97天,在那裏我失去了自由,受著毫無人性的迫害:本來該8個人睡的鋪,惡警讓我們睡了24個人;同時安排犯人監視我們,不讓煉功、不讓隨便說話,強制我們背監規,警察和我們說話時讓我們蹲下,邪惡幹警威脅我家人要判我三年勞教,家人送了三千元錢,寫了不去北京的保證才把我釋放,回家得知我兒子和我小弟弟知道我無故被抓,到京上訪講清真相、證實大法,也被拘留,我家經常受到街道派出所等有關單位的騷擾,不得安寧。
2000年10月,我再到北京上訪反映情況,親眼目睹了白色恐怖:便衣、惡警、軍警不由分說亂抓亂打,我在路邊和熟人說話中就被開來的警車抓走。因抓來的人太多沒處放,我有機會跑出來。回家後,本地公安得知我到過北京也要抓我。無奈我帶上「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於2000年12月到天安門廣場打開,讓不知道真相的人們清醒,卻遭到了天安門惡警的毒打,抓著我的頭髮拉上車,上車又被惡警用警棍照頭打了數棒,中午兩點送我去勞教所,惡警讓我寫不煉功的保證,我堅決不寫,惡警就一直讓我站到晚上12點,才把我和其他五個同修六個犯人鎖進一間房裏,一直鎖了我們46天,從此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包括大小便都不讓出去,一說話就遭到犯人的打罵。我知道惡警非法判了我兩年勞教後又把我們分別轉到戒毒隊,2個吸毒犯看我們一個煉功人,不讓我們法輪功學員之間互相說話,強制讓我們背23號令。我們不放棄信仰,每時每分都要受到更大的迫害,我們無奈進行了絕食抗議,惡警指使惡人騎在我們身上灌稀飯,晚上把兩個單床並在一起,把法輪功學員放在中間,兩邊是吸毒犯人,晝夜監視,同時惡警罵我們師父和攻擊大法讓我們聽,一位姓李的惡警還暗中教唆吸毒犯打我們。我們沒有屈服,惡警又把我們調到直屬隊,這是新組建的,專門用來對付法輪功,在那裏每天晚上最早在12點以後才讓睡覺,誰不屈服就不讓睡覺,還輪流給洗腦。我知道有的大法學員五天沒睡一眼,而且眼一閉就挨打,就這樣傷者日日增多。
目前我雖然期滿釋放,但仍然沒有人身自由,還被監視,公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常來我家讓我寫保證,不准我到北京到外地,不准功友來我家,也不讓我去別人家,讓我們可以賭博,但不可以煉功。江澤民用了株連九族和其他極其邪惡的招數,妄圖消滅我們和所有善良的人們,這種邪惡的目地是永遠不會達到的。我以我親身的經歷控告江澤民對我的迫害。
附:
內蒙古呼和浩特公安局塞罕分局惡警強行綁架大法弟子楊淑蘭,不許家屬探望。親屬多次打電話到該局國保大隊詢問楊淑蘭去向,均遭拒絕。當問到:「為何亂抓好人?」對方不語。無奈之下,國外親屬只好尋求有正義感的新聞媒體,政府官員,善良民眾道義上的幫助,譴責並揭露內蒙古呼和浩特公安局塞罕分局嚴重踐踏人權的違法行為。當得知修煉「真、善、忍」的善良民眾在中國遭受殘酷迫害,善良的美國人民表示不可思議,幾乎所有的人都說:「真、善、忍多好啊。」
楊淑蘭親屬所在地一位美國參議員助理,對此事深表同情,希望楊淑蘭親屬整理書面材料,他願意與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聯繫,由國務院與中國外交部對話。並致信駐美中國大使楊潔篪,希望打開美中對話渠道。該助理坦率的說:參議員一直在關注法輪功受迫害一事,並多次呼籲中國能改善人權狀況。當地一位美國眾議員助理,已與美國國務院取得聯繫,希望美國國務院China Desk與中國外交部溝通儘快找到楊淑蘭去向。
當地法輪功學員也曾召開記者招待會,揭露了江氏集團四年來對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肉體上,精神上雙重摧殘與迫害。
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電話:011-86-471-5901256
呼和浩特市第二看守所電話:011-86-471-5972718
呼和浩特市第三看守所電話:011-86-471-5902552
內蒙看守所電話:011-86-471-6550427
內蒙軍區看守所電話:011-86-471-65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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