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2月11日】（[注]本網站所轉載的參考資料皆為非修煉界人士所撰寫，不一定和法輪功學員的認識相同。）*****說到中國的經濟，主流經濟學界和電視報刊給廣大人群的印象是：經濟發展的速度極快，以前叫“騰飛”，現在則是8％；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小康”；中國的GDP、外貿總額甚麼的也已創造了巨大規模等等。還有的報刊渲染說，我國13年來的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為二百年來所未有！聽這說法，令人摸不透200年前的中國究竟出了甚麼神奇。
現在，當世界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減速”、有的國家還發生了“經濟衰退”的時候，只有我們中國的經濟“風景這邊獨好”，仍在“健康、穩定、持續”地高速發展著，並且可以一直持續到本世紀中葉，直到超過當今世界經濟的龍頭“老大”──美國！
但是，話說得太妙，往往反而會令人生疑。我國歷史上有個特點，凡是真的“形勢大好”時，例如1963-1965年的經濟調整時期，報刊上倒也並不怎麼湊熱鬧式地跟著大聲叫好。而到了1960年經濟空前困難的時候，主要報刊上卻整日價“形勢大好”、“形勢極好”、“形勢一派大好”的標語口號式宣講滿天飛；到了1967年7-9月份，全國武鬥、天下大亂，這時候卻反倒說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可見，形勢到底如何，還不能光看怎麼說的。
況且，目前中國經濟在“宏觀”上的不少統計材料，令人感到並不能放心。
例如，人們說中國經濟正在“健康”發展，但怎麼診斷出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條診斷標準不應當是“發展速度”，而應當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就像一個孩子那樣，抽條太快，長成了豆芽菜，體內失去了勻稱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供求平衡”的狀況，到底怎麼樣呢？
著名經濟學家們在電視裏講：我國一個是投資增長，一個是外貿增長，有了這兩件寶物，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平穩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這種說法並不合乎邏輯，單有投資增長和外貿增長，並不能保證經濟達到“供求總平衡”。而且事實也恰恰相反，數據顯示：中國的“總供給”已經大大超過了“總需求”，出現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僅沒有一種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商品種類中86％均供過於求，而且國內的“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已經高達4萬億元之巨！這個數字在1996年約為1.33萬億元，經過5年，於去年達到3萬億元庫存。而現今僅只1年，就飛速脹大到了4萬億元，它與GDP的比例約為41％。這是個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國似乎沒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興高采烈，高唱讚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國家，這個比率通常不會超過1％！
再看看商品房，據統計，1999年的前5個月，我國住宅投資額、商品房竣工面積均比頭年同期增長3成多，而商品房銷出的面積，僅比頭年同期增長13.65％，也就是說，我國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為44018萬平方米，因此計算出當時的商品房空置率為16％，當時有專家說，這種比率是一個“危險期”。但中國人對甚麼“危險”歷來是滿不在乎的。果然，3年過去了，大家相安無事，時至2002年7月底，據報導，全國商品房的空置面積仍在大增，已經高達1.2億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萬平方米，全國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為26％，這個數據是美國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國際警戒線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遍地大興土木，拼命地蓋著華貴大廈，商品房價格也居高不下，有誰真的拿“危險期”當回事了嗎？
由於發生了這樣嚴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來，縱使金融業沒有腐敗的問題，僅只由於我國消費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積壓，國家的金融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難以避免的高“呆賬”率。因為商品積壓麼，因此全社會資金就必然陷入周轉不靈。何況，目前在中國腐敗已經浸潤了各行各業、正在深入骨髓。中國的“壞賬率”到底有多高？始終沒看到清楚的材料。人們的猜測在20-60％之間。2002年2月間央行行長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將我國不良貸款率降到15％。這個15％其實也是個超高指標，但還要使用3年的時間，並使足一把勁兒來爭取，可見目前我國呆賬率之嚴重。而獲悉，西方國家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居然通常也僅有1％！
可見，中國經濟的“庫存承受力”和“呆賬承受力”，的確是異乎尋常！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國家，41％的庫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銀行壞賬率，它們早就完蛋了。
以上數據表明：中國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不是大了一點，而是實在太大了。
那麼，令人不解的事情來了，我國的經濟再繼續高速發展下去，已經過大的“總供給”不就更加大了嗎？在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家甚至大量舉債，進行投資，用以彌補來自民間的氣力不足的“總需求”。但無論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是投資電力、輸氣、乙烯項目之類，還是製造業，總之，錢花了，雖然醫得眼前瘡，但不可避免的進一步的結果只能是：“總供給”在以後只會越來越巨大。
這樣，投資越多，生產得越多，然後“總供給”進一步與時俱進地膨大，“總需求”只能相對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賣不出去，日後的工商業必定就會更加艱難。從而，形成人們常說的“惡性循環”。
顯然，若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只能擴大總需求，讓總供給有個去處，方能盤活企業資金、使企業能進一步生產而不出現銀行呆賬，因而改善資金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因此，為了“擴大總需求”，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呼籲“擴大內需”。擴大“內需”，顯然是個很正確的看法。因為中國的“出口總額”在國內的GDP中，只佔20％，這雖然比美國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與歐盟諸國相比也並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儘管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國的出口總額還是增長不少，但畢竟“外需”在我國只佔一小部份。而GDP中80％還是須由“內需”來消化。
那麼，我國的“內需”情況到底怎麼樣呢？
先看廣大群眾的消費力吧。照理說，這個消費力應當主要來自全國“工資總額”，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國的“工資總額”的情況。
全國工資總額，應當是我國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個大頭。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7545萬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萬億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為何，我在網上至今沒有查到。據我估計，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資總額也就在1.2萬億元左右，不會高到哪兒去，因為今年國家職工沒有漲工資。而2001年國家財政給全國4500萬人漲工資，也就是拿出了700多億元。若是這700多億元都流進了消費品領域，要消化掉3-4萬億元庫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語，叫“杯水車薪”吧。
關於“工資總額”，根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我曾把“工資比重”的情況計算如下：
| 年份 | 國內生產總值(GDP)
（億元） | 工資總額合計
（億元） | 工資在GDP中比重
（％） | 工資比重的
年增長百分點 |
| 1978 | 3624.1 | 568.9 | 15.7 | -0.38 |
| 1979 | 4038.2 | 646.7 | 16.0 | 0.32 |
| 1980 | 4517.8 | 772.4 | 17.1 | 1.08 |
| 1981 | 4862.4 | 820.0 | 16.9 | -0.23 |
| 1982 | 5294.7 | 882.0 | 16.7 | -0.21 |
| 1983 | 5934.5 | 934.6 | 15.7 | -0.91 |
| 1984 | 7171.0 | 1133.4 | 15.8 | 0.05 |
| 1985 | 8964.4 | 1383.0 | 15.4 | -0.38 |
| 1986 | 10202.2 | 1659.7 | 16.3 | 0.84 |
| 1987 | 11962.5 | 1881.1 | 15.7 | -0.54 |
| 1988 | 14928.3 | 2316.2 | 15.5 | -0.21 |
| 1989 | 16909.2 | 2618.5 | 15.5 | -0.03 |
| 1990 | 18547.9 | 2951.1 | 15.9 | 1.79 |
| 1991 | 21617.8 | 3323.9 | 15.4 | -0.53 |
| 1992 | 26638.1 | 3939.2 | 14.8 | -0.59 |
| 1993 | 34634.4 | 4916.2 | 14.2 | -0.59 |
| 1994 | 46759.4 | 6656.4 | 14.2 | 0.04 |
| 1995 | 58478.1 | 8100.0 | 13.9 | -0.38 |
| 1996 | 68593.8 | 9080.0 | 13.2 | -0.61 |
| 1997 | 74772.4 | 9405.3 | 12.6 | -0.66 |
| 1998 | 79552.8 | 9296.5 | 11.7 | -0.89 |
| 1999 | 81910.9 | 9875.5 | 12.1 | 0.37 |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以上數據均為“當年價格”，因此不是“可比價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數”；“工資總額合計”是指國有、集體和其他所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工資總額合計。它包括的範圍是：（1）計時工資（2）基礎工資（3）職務工資（4）計件工資與計件超額工資（5）各種獎金（6）各種津貼（7）加班工資（8）其他工資。在《中國統計年鑑》裏，“國有經濟單位”，除了各種經濟行業以外，還包括：（1）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2）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3）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影電視業；（4）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5）社會服務業。
從這份表上，人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這個比重，在改革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裏是負增長。正因為我國“工資總額”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敗這匹“野馬”在中國才有了廣闊的錢財世界可以縱橫馳騁。
在這樣一個很低的“工資總額”之下，1995全國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資不到460元；而直到2001年，也就只有780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費用頗高的北京，據宣布，人均月工資收入大約也就1000元左右。當然，這裏都是“當年價格”，不是“可比價格”。
我們還可以吃驚地發現：1998年的數據是，美國的平均工資是中國的47.8倍，日本則是中國的29.9倍，而韓國是中國的12.9倍。而數據還表明：韓國在1962-1982年20年間的經濟發展奇蹟中，平均年增長率也不過就是8.3％。而據我國公布的統計，我用幾何平均法計算了一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1999年的22年間，平均增長率高達9.6％，比當年韓國“起飛”的速度要高。韓國60年代初的“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資怎麼會比我們高上10幾倍呢？我們的錢都到哪去了？
我國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也並不是“高收入”。公開的統計材料就能說明這一點。例如，2001年被認為是我國城市家庭收入“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的1年。據宣布，全國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按可比價格比2000年增長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麼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爺爺，人均竟只有區區159.68元！所謂“可支配收入”，在統計上的“定義”是指：“被調查的城鎮居民家庭在支付個人所得稅、財產稅及其他經常性轉移支出後所餘下的實際收入。”但是我發現，儘管都是國家公布的數據，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國工資總額”兩項數據是對接不上的。
據網上報導，國家統計局發言人稱，2002年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長7.5％，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6.9％。這個數據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1年起碼可以達到人均7008元，那麼3.6-3.8億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總計就將為2.5-2.7萬億元。實際上，全國的工資總額只可能有1.1-1.2萬億元。所以，我疑心這裏是否錯將“戶均”說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對，如果按“戶均”計算，那可支配收入總額將只有6900-7500億元，又太少了。總之，牛頭有點對不上馬嘴。我想，如果是隨機取樣的抽樣調查，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麼城市人口收入在總量上就超出了“工資總額”約1倍半。難道我國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萬億元嗎？只能用一句南方話說：天曉得！
這裏可能還不包括富豪們的“黑色收入”。
我們再來估計一下老實巴交的中國勞動農民主體的收入。據網上報導，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說2002年一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594元，比頭年增長1％，考慮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但在我看來，這個數字是否有點過大？照此計算，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全年就將近2400元，中國農村約有10億多人口，那麼全體農民的全年收入將超過2.4萬億元，佔了GDP的1/4。這有可能嗎？
但是，僅據上面國家統計局的算法，農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1/3。而從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的比例來看，90年代以後，農民儲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約每5年下降5個百分點，據悉1999年只佔23.7％。因此1999年10億農民儲蓄的總量約1.4萬億元，人均存款只有1400多塊錢。但即使這麼點錢，我也很懷疑到底是否真有。近兩年到底還會增加多少？銀行部門和統計局應當能算出來，只是沒有公布。從這些數據看來，我認為，全國勞動農民不大可能1年花掉2.4萬億元。據統計，在農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僅佔20％左右，近80％的農民收入低於“平均水平”，他們的生活肯定比較困難。
因此，全國勞動農民的消費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費總量還要略差些。
讓我們再從宏觀上看看“居民儲蓄”吧。
自從改革以來，直到1999年時，除了1995年以外，從來沒有“居民儲蓄增加額”超過了“工資總額”的時候。但即使這樣，也顯得事情有些不對頭，因為“儲蓄增加額”相當高，幾乎可以約等於“工資總額”的80-90％。1995年，“居民儲蓄增加額”居然比該年的“工資總額”還多出44億元。這已經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還在後面。
當我知道了今年5月末居民儲蓄“突破8萬億元”的消息時，又看到“定期儲蓄”從2001年末的26.3％猛漲至2002年5月的56.1％。我就感到，這是全社會腐敗加速的明確信號。我寫了文章，企圖說明這個問題。我國從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僅只3個季度，居民儲蓄就提高了1萬億元，從7萬億元達到8萬億元。這就是說，若是4個季度的時間，居民儲蓄將達到1.25萬億元的增長。我認為，1.25萬億元這個數字非同小可，因為我們不是西方國家，我國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錢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國“工資總額”僅有0.98萬億元；2000年也只有1.06萬億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額“新增儲蓄額”將會大大超出“工資總額”！1995年不過超出了44億元。今年可好！起碼將會超過1000億元了。
但後來的事實，又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
據報刊興奮宣布的消息，國內居民儲蓄總額至9月末已經高達8.45萬億元！這就是說，從去年9月末的7萬億元到今年9月末，1年之間，居民儲蓄總額居然狂漲了1.45萬億元！比我原來預計的還要高出2000億元，我看，“新增居民儲蓄”將超出“工資總額”高達3000億元了！這原因不說自明，就因為巨量“來源不明”的錢湧入了“居民儲蓄”，才會造成這種景象，所以，腐敗在加速，而且在急劇加速特別是2002年，中國富人追求腐敗的厲害度，實在是非同一般。
這裏有兩個問題很清楚：
（1）工資總額是勞動者們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進入居民儲蓄。按照目前經濟學家們誇張的計算，就算恩格爾係數已達到50％左右，中國已取得了偉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國工薪老百姓起碼還需要5000億元用於吃飯，農民的吃飯問題也還需要一個大數目。由於目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我們先說城市，即3.6億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飯要用掉109-115元錢，從日常生活經驗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還要約用120元錢用來買衣服鞋帽、市內交通、孩子上學、老人生病、房租（或購房）、買日用品等。夠不夠？這樣一來，似乎把那些沒有“腐敗”氣味的“工資總額”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鎮普通居民1年裏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農民1年裏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計，全國老百姓每年增加長期存款（無論活期定期）能有個2000億元（城鄉各1000億元）、即總收入的1/10也就不錯了。但我們目前1年增加的儲蓄總額竟高達14500億元，比我想像的多出14-15倍來。這就是說，現今銀行中90％以上的新增儲蓄額，特別是定期儲蓄，並非來自工薪一族，起碼不是來自該族的工資收入部份。
（2）既然新增居民儲蓄的主要部份不是來自“工資總額”，那麼，目前這憑空掉下來的1.3萬億元以上的新增儲蓄，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答案只有1個，腐敗。
在我看來，腐敗的金錢有幾個流向：一是流向國外，一是流向豪華的洋房、汽車、還有出國旅遊、吃喝嫖賭等，再就是大量進入了“居民儲蓄”。為甚麼呢？讓我們來分別看看。
中國大量的腐敗黑錢正湧流向國外，美國、澳洲、東南亞無所不有。據報刊材料，我國1997-1999年以“攜款潛逃”為標誌的資本外逃為520-530億美元，那麼，2000-2002年被腐敗分子“席捲而去”的錢又有多少呢？假設按照“居民儲蓄”的那種增長速度，起碼應當達到600-800億美元了，也就是6000億左右的人民幣。當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僅只有780元時，可以氣死全國人民的是，數千個或萬餘腐敗分子竟然能把幾千億元搞到國外去！這裏邊是否也有國家機關或人員的失職問題？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辭職”，而只見人們不斷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頌德。
我看，中國黑錢大量外逃的規模，應當引起國人的重視了。
所以，居民儲蓄的狂漲，並不表明“整個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為甚麼居民儲蓄既不向消費分流，又不向投資轉化，少數人收入的腐敗性就是深層次上的原因。對此，經濟學家們通常是不加考慮的，或者他們不屑於講這些事情。到底為甚麼？有人說，可能因為有的經濟學家自己就是百萬富翁、甚至是億萬富翁的緣故。
既然每年有一萬幾千億元的錢進入居民儲蓄、而且又來路不明，是不是應當查一查呢？檢查來路不明的錢是否國家的職責？我看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那些大戶的錢。否則，國家的各種銀行豈不是成了“洗錢”的大塊肥皂了。如果實在不願意查，那就會令人疑竇叢生。人們過去指責瑞士的銀行制度包庇壞人，為其洗錢，但若是國內的銀行也可以允許居民存起大筆的錢而不問其來源，那中國的銀行豈不變成世界最大的“洗錢”場所了？那麼，國內的貪官也就變成名副其實的“制度的產物”了。
在國內，由於各商業銀行從來不問存戶巨款的來源，不需要任何鑑定或監管，而且曾經長期有“中國特色”地不採取儲蓄實名制，所以，20年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錢場所。經濟學者們也很配合，他們將存錢稱為“隱私”，似乎誰要過問，就會破壞市場經濟！誰就是“紅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過，似乎比洗錢的“罪”還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從如“北京西客站”這樣大大小小的建設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樣一些“豆腐渣”工程中、還是挪用私分三峽移民款，還是從各式各樣的行賄受賄大量弄到黑錢，他們就都會毫無顧忌地將錢存到銀行，以後再用來投資、買房、購車、嫖賭。因此，在中國，黑錢、白錢和黃錢，都一概自由地流來流去，好像一切都順理成章。這種對“暴富者”的嬌縱，如此大量地泛濫，在西方法制國家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讓我們再從宏觀上大致估計一下中國的“腐敗量”。
腐敗，簡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麼。首先來看中國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國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種：
1、工資總額；
2、農民的農牧漁副等業的勞動收入；
3、自由職業者的合法經營收入；
4、私營業主的那部份合法的所謂“紅利”；
5、稿費、專利費等“知識產權”收入；
6、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勞務費”；
7、居民正當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項“收入”以外的各種“收入”，是否都是“腐敗”，還可以探討。但可以確定為“腐敗”的是：
1、貪污、行賄受賄、公款私分、權錢交易的“回扣”“好處費”等形式得來的錢款；
2、刑事犯罪，如搶劫盜竊、高技術犯罪、各種詐騙等得來的錢款；
3、妓女所獲得的錢款；
4、非法攤派、非法集資；
5、大部份“灰色收入”；
6、用於權勢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公費出國遊樂的公款，也是腐敗之一部份。
分析的困難是，我們很難得到上述各種“收入”的確切數據，所以，對全社會“腐敗量”的計算，就會有很多困難。例如全國官員貪污收入的“總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難計算出來，國家統計局也沒有公布過類似統計。而上述第6項的錢款，在“官員腐敗”的現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還不能計入“貪污總量”。所以，腐敗，除了可以並應當“量化”為有權者們的“貪污總計”，給人們一個數量概念，還表現為一種社會醜惡行為不斷擴張的趨勢。例如單位用公款給“領導人”買昂貴的商品房、或高級的專用設備，也不是廉潔，而是一種腐敗。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即“有權者”並不一定就是單位領導人，掌握這各種權利的人，即使是醫院收款員，手持罰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為自己謀利。這已經是非常可悲的一種深入民族骨髓的腐敗。
所以，“愛國”可以，但千萬不要愛屋及烏，不要同時也愛上我們國家的腐敗。
要估摸國內腐敗的“總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敗”的那部份共有多少。除“工資總額”和勞動農民的農牧副漁業收入這兩個大頭外，其他的很難查到國家的有關統計數據。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費總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會很多。自由職業者的收入總量是否有統計？也很難說。稅後的“存款利息”本來應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貪污所得，那麼“存款利息”也就很難被認為全都是清白的。何況多次降息後，這部份錢的總量也不會太大，我估計每年也就在1000億元上下。至於私企業主的“紅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樣，也不能一概而論地稱其為“合法收入”，若是該業主在“原始積累”時就是靠“黑錢”或賄賂起家，那麼其“紅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國，肯定有大量私企業主與腐敗官員的權勢勾結的現象，應予查處。至於腐敗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這樣的普通研究人員更是無法查清的，必須由“有關部門”來查處。有人在報上曾開玩笑說，“有關部門”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難找到的單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並擊倒腐敗，還必須讓“有關單位”浮出水面，而且須在制度上使“有關單位”充滿廉潔官員，才有可能最後獲得成功。
我國以“工資總額”和勞動農民的勞動收入為主體的、全沒有腐敗味道的正當合法收入，我估計，現今1年裏其總量應當在2.2-2.3萬億元上下。農村人口雖然約為城市人口的3倍，但是正當的、沒有腐敗氣味的農民收入，也應大致在每年1萬億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敗”？還可以研究探討。但依我看，城市裏帶有點腐敗味道的居民收入應在每年1.2-1.3萬億元左右。也就是說，有腐敗氣味的“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當也在2.2萬億元左右，另外用於腐敗“支出”的公款，還有一個廣大的數目。依我看，沒有腐敗、或腐敗氣味不太多的錢款，在GDP中佔1/4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腐敗之款，在GDP中約佔1/3左右，它則供養著佔人口總數約1％的富人無憂無慮地吃喝玩樂、狂嫖濫賭。
這種估算是否合理？還有另一個佐證。據公布，我國200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到了3.76萬億元。若是工資總額1.1-1.2萬億元，農民的勞動收入1萬億元，兩項相加為2.2萬億元，就是說90％以上的人們的清白收入，可以佔到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可不是GDP!)的近60％。假若全國自由職業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費還有10％的話，也就是說，起碼有30％規模的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不清白”或“不怎麼清白”的收入買掉了的。該數量可以估為1.1-1.2萬億元。此外，全國富翁婆們購買高級住宅和高檔汽車應當還有一個大的款數，若人均花100萬元，就是13-15萬億元，但它們不是1年之內就花掉的，可以暫不考慮。很明顯，上述1年間的全國腐敗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儲蓄”中“非工資勞動收入”的那個部份，也正巧是在2.2-2.4萬億元規模。
這種估算是否準確，並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卻很要緊。我國在宏觀經濟上出現了這麼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現了腐敗的某種大趨勢，實在使得廣大人民很難放心。
在我國，80年代的“腐敗”現象曾經引起人民普遍不滿，但90年代後又大進了一步，我認為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賄賂公行”。行賄受賄都上了一個台階，深入到了各行各業和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權都和錢聯繫了起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為自己能多獲得錢、多多享受而奮鬥，並已經毫無顧忌。這令人想起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往事，貞觀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李世民曾指責他父親時代的第一高位的權臣裴寂：“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可見李淵做皇帝的“武德”年間，也有流行“賄賂公行”的劣跡。李淵不懂得治國的真諦。而由於李世民厲精圖治，虛心求諫，議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幾年裏，就使得隋末大亂的形勢變為“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會生活畫面。可惜的是，在中國兩千餘年的黑沉沉的皇權制度下，這個僅有23年的“貞觀之治”只是閃現出一線光明，中國歷史上再沒有一個時代能達到“貞觀”的水平。由此可見，皇權政治的效率實在太低了。
我想，一個公然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