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11月30日】作者註：據學者研究發現，今日之中國面臨著社會道德資源（精神基礎）和生態資源（物質基礎）的全面崩潰。這兩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後果可能是中國不再浴火重生，這個人類歷史上歷經劫難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將徹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如果把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告訴給民眾，隨之而來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會動亂，同時，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債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訴民眾實情，問題只能越積累越嚴重，超過臨界點後，最終的經濟崩潰和生態災難將無可避免，到時候，一切災難的總爆發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來說都將是一場浩劫。現在的困境和SARS爆發前後的局面很有些類似之處，但是嚴重程度卻如泰山比於鴻毛。然而在一片絕望的分析後，筆者卻發現所有這些看上去無解的難題都指向了同一個出路，因此寫出這篇文章，僅做為一家之言，願意與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有識之士進行探討。]（接前文）
六、仇恨的發作
網上曾經流傳一篇中共殺人紀錄，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八千萬之巨，可以說血債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陸剛剛奪取政權就以“鎮壓反革命”等名義處決了四百萬人。接下來反右鬥爭中抓了二百多萬右派，數萬人自殺或非正常死亡。從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餓死了三千萬中國人。文革時迫害致死的至少數百萬之眾，牽連上億人，並荒廢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當著全世界的面殺人。連林彪自己都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來就是一大片。仔細算下來，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過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對“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這架絞肉機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體折磨之外，更厲害的是精神迫害。劉少奇臨死前還要被強迫聽中共“九大”將他“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無論誰被中共指為階級敵人，最親愛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必須馬上與他劃清界限。還有沒完沒了的“批鬥”、“公審”、“認罪”、“檢討”，把一個人的人性和尊嚴徹底摧毀。
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生活，每天面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殘酷現實，如果不與那些迫害者變得同樣殘忍，就必須變得麻木。在有神論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關天。在無神論者的眼中，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語），人死了沒甚麼大不了，只不過一些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改變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債後，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權力，無法用掌握的暴力機器保衛自己的時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眾“血債要用血來償”。在傳統文化被破壞之前，“人命關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約束民間行為。許多人也把人世間的苦難委之於命。但是，當“無神論”的宣傳不再讓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惡的一面又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放大和放縱，仇恨就變成了可以吞沒人的理智、而讓人瘋狂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仇恨尚未發作的原因是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和暴力機器抓在手裏。在中國，老百姓雖然知道黨內的黑暗，但大多數是從自己親身經歷出發，沒有對中共逆天叛道、腐敗、殘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認識；中共暴力機器的嚴厲鎮壓，更讓老百姓對自身受到的剝奪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沿著現在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的話，重大的天災、生態崩潰或經濟崩潰都在所難免，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管制失靈。在生存都成為問題的一片混亂中，軍隊和資訊都將失控。
資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全面認清中共的罪惡；軍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認識到“翻身”的時刻終於來了；加上全民破產，生活失去著落；生態的崩潰讓整個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時絕望中的民眾自然會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頭上，並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約束而在仇恨的驅動下把普通黨員視為復仇對象，重演土改時的殺人慘劇。到時候，且莫說中共貪官，即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會成為洗劫和打擊的對象。
在假惡鬥成風的社會裏，仇恨的發作會使人做出極其激進和危險的行為，同時法律體系失控，做壞事無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懲罰（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駕於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惡果），人在中共長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身教和無神論“洗腦”下，無法用理性約束自己，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怖氛圍。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們可能會出於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聯合起來（SARS爆發期間曾經出現過這種聯合的雛形，因為對外面的人無法信任），慢慢發展出一些黑幫化的團伙，社會治安從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滯後性和短視性
與專制制度相比，民主的優越性無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體監督、權力制衡等。在這方面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同時也必須看到，民主並不是萬靈藥。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只是所有壞制度中不太壞的一個制度而已。我們不談民主不像一種信仰或者宗教一樣可以約束人的物慾，因為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信仰問題本來也不是民主要解決的問題，而要談談另外兩個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先天弊端。
一個就是民主的短視性。比如一個人當總統只能幹兩屆，那麼爭取連任當然成了第一屆的一個重要任務。在物慾越來越流行的現在，拼經濟發展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拉選票手段。這會派生出許多短期行為，比如為了從中國拿到廉價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權問題束之高閣，或者僅僅在嘴上做一個姿態。至於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比如中國因為成為世界加工廠而生態急劇惡化會不會危及我們的子孫；中國會不會利用從我們這裏賺到的錢去發展它的軍工等等，那麼都留給下一屆政府吧！這就是一種短視的做法，雖然短期紅紅火火，但是長期的危害卻非常之大。
另一個就是民主的滯後性。確實在民主國家，百姓可以通過彈劾總統的辦法讓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問題和嚴重後果是在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後才發酵出來。此時，再吃後悔藥就來不及了。好比當年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養活了希特勒，給全世界帶來了長達六年的戰爭和數千萬人傷亡的慘劇，但當年綏靖政策還是很受歡迎的，《慕尼黑協定》還曾經被認為是給“整整一代人帶來的和平”。一直到二戰爆發，美夢才被驚醒，可惜為時已晚，雖然張伯倫下野，丘吉爾上台，但大錯已經鑄成，戰爭已無可避免。
解決中國的問題僅僅依靠民主還遠遠不夠。同時，民主僅僅是一種制度，而不是一種文化。如果在中國立即實行民主還會出現前面提到的因為缺乏統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亂局。另外民眾在剛剛獲得民主，但一直沒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觀念引導的情況下，殘酷清算的激進思想可能會成為社會主流思想，而使中國被覆仇主義所籠罩。讓社會再次平息下來，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中國的生態和經濟是否還給我們的民族留下這麼大的動盪餘地，都是一些未知的變數。（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