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3年11月28日】三、全民破產
中共在當初奪取政權的時候號稱要建立一個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集體所有制為輔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他們也是在這個幌子下把一切財產收歸國有，對於地主、富農、民族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進行鎮壓，關的關，殺的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後，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有的工人、農民和那些曾經比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不過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作為城市人口還是以自己畢生只得極其低廉的工資為代價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價住房、養老金和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保障體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丟失了鐵飯碗，而且丟失了政府曾經許諾給他們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於幾十年來農民一直處於的自生自滅狀態，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崗。”
一個人能夠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來。當他想“我明天要幹甚麼”的時候，最起碼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說，對未來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於政府不提供社會保障體系，城市人口只能從極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來一部份存進銀行，希望靠存款給自己提供一點安全感。而中共為了維持其經濟繁榮的假象，卻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些存款借貸給那些經濟效益極差的國有企業，或者那些依靠賄賂而與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關係的私營企業主。這些錢因為收不回來而變成了壞帳。
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全部破產，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國公司的巨額投資混日子。中共內部的高官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正親眼看著這座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搖搖欲墜，那麼他們最大的希望就變成了力爭在經濟大廈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貪污最多的錢，然後逃亡國外隱姓埋名過上逍遙日子。被槍斃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就曾對其情婦說：“共產黨早晚會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時間，我們要為自己留後路，如果共產黨垮了台，出現象前蘇聯那樣的局面，沒有後路，大概只有去給人家看大門。”
用政論家胡平先生的話來說，中共貪官不是在“腐敗”，而是在“搶劫”。他們有許多我等平頭百姓無法了解的手段把《憲法》裏寫著歸勞動者所有的財產變成他們的私產，在極短的時間內用權力洗劫百姓，劫貧濟富，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因此，目前國內很多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是沒有合法性的，就像中共領導人至今不敢向民眾公開他們的實際財產。
與東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資產流失遠遠沒有中國這麼嚴重，因此理清產權關係，把原來充公的財產物歸原主，對其它資產採取拍賣等手法進行私有化還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後給中國留下的將是一筆爛賬、一鍋漿糊，對於現有資產的清算將成為極為棘手的問題，同時絕大部份資產可能早已通過資本外逃轉移到國外，下落不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清晰必然會帶來生產停頓，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同時，如何對剩得可憐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才能讓全體民眾滿意，從而平息他們的怒火？
可以設想一下，中國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寄託了他們全部未來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經化為泡影，他們將會以甚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個社會。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絕望的支配下鋌而走險，引發殺貪官、吃大戶和搶劫風潮，從而使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四、生態崩潰
一個政府要執政，其權力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否則別人就會問，“憑甚麼你當國家元首把持權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君權神授，血統繼承。”在民主社會，這個合法性是靠選票承認的，是大傢伙兒把這個人選出來做總統的。到了中國這就是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了。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前，中共一直在宣傳它是最先進、最革命的政黨，只有它才能領著大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而且它的領袖永遠英明偉大、一貫正確，“指引我們向前進”。這種說教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掀起過狂熱，也矇騙了相當數量的人，從而成為當時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六四事件”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當中共讓用來抵禦外國入侵的野戰軍掉轉槍口、開著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那些並沒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讓中共懲治官倒和腐敗的無辜學生時，民眾對於政府的希望開始走向破滅。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標誌著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日暮途窮。
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已經沒有辦法再用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那麼他們就試圖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說，也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了，乾脆咱們摸著石頭過河，大家全心全意地發展經濟吧。中共力爭給老百姓造成一個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的經濟騰飛，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讓老百姓覺得今天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必須要保持“穩定”，這樣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換句話說，它用經濟發展來支持它的執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釋為“發展中的問題”，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解決。然而一旦經濟發展無法持續，失業人口會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蓋的社會危機也會一總爆發出來。
這裏必須明確兩個問題，首先中共所謂“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外界無法核實的，完全來自這個全無信譽可言的政黨自己的宣傳機器，同時每年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足以抵消這一經濟增長。確實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卻是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以掠奪弱勢群體的財富，擴大貧富差距實現的。
另外，這種經濟增長的生態成本要遠遠大於收益。目前中國森林銳減、西北地區沙漠化、華北平原水資源奇缺、淮河污染、黃河斷流、長江大洪水、湖泊面積減少等等都是中共為發展經濟付出的生態成本。假如說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十萬億元人民幣，可是卻付出三十萬億元的生態成本，誰還會為這樣的“經濟成就”歡呼雀躍呢？
這裏僅僅舉水資源為例。為降低生產成本，工廠採取對環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態度。中國年污水排放量達600億立方米，為了省錢，其中有超過80%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本來中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就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現在加上水污染嚴重，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水荒。中國九大水系──珠江、閩江、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和松花江水繫全部污染，甚至成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國人不得不超量開採地下水，以華北平原為例，整個華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機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現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溫度四五十度的時候，自來水龍頭裏流出的水卻冰冷刺骨，可見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經無法和地表形成熱交換。
我引用一段新生網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報導：“由於水資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農業用水又逐年劇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為唯一的選擇，密密麻麻的機井亦成了華北平原的一大景觀。這一殺雞取卵的行為，造成兩大惡性循環。第一，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後，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第二，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後，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淨潔的水源，但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佔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是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不幸的是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絲綢之路上樓蘭古國的覆滅不就是沙漠化的結果嗎？
水資源僅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中共為發展經濟涸澤而漁的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製造了這場生態大災難後，卻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後引起恐慌和社會動盪，不敢關停污染企業以暫時阻止生態繼續惡化，也拿不出錢來進行治理，因為這都會讓其經濟發展陷於停頓和倒退。中共官員們可能發現，做為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的國家，不對污染進行處理是“最好”的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出口競爭力的辦法（中共一直想辦法拒絕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在繼續糟蹋環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後，下一屆政府可能會發現治理生態的成本高得讓他們根本負擔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壓力又只能通過繼續榨取自然資源維持社會運轉，這種惡性循環會讓整個中國陷入更大的生態災難之中。
搞體育和搞經濟的可能都知道，必須在規定時間完成規定動作才有意義。比如買賣股票，如果晚上幾分鐘，可能就是發財和破產的區別。西方國家經常抱著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們卻不會料到，也許還沒等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就會因為生態崩潰而給全球造成以十億計的難民。到時候，哪一個國家還會倖免於難呢？（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