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2001年1月5日】我是大連的一名學員，於今年7月再一次到天安門去證實大法。在北京與同修的交流中悟到：走出來證實大法是目的，但不要被代表邪惡勢力的警察抓走。所以在廣場打橫幅、煉功，連續做了三四次，被抓到派出所後，我都走了出來。最後一次是在天安門城樓上打橫幅時，被幾個便衣拖到小屋內毒打，臉都被打得高高腫起，左眼嚴重充血。後來被駐京的當地警察帶回了大連，把我和另一位功友於七月十三日上午一起被送到大連戒毒所（臨時掛牌“法輪功教育轉化中心”）。戒毒所給我們做了登記、搜身後，帶到了五樓的一個大教室裏，給我們和其他幾十名已經在押的大法學員放污衊大法的錄像帶。因我不願看到這些無端的誹謗和污衊，就站了起來，閉上眼睛，開始煉功。只聽到一個在場的管教撒腿跑進了教室，不一會兒，把我拖到一個小屋內，用2個手銬，銬在了鐵床上，開始毒打。我喊：“我有甚麼錯，你們憑甚麼這樣對我！”它們說，這是甚麼地方，你也敢煉功！它們繼續拳打腳踢，我當時聲淚俱下的背誦經文《論語》和《真修》，它們又拿來電棍繼續施暴，我更加大聲地背誦，聲音震盪著整個大樓，它們非常害怕，就用高音喇叭放起了音樂，又用毛巾把我的嘴緊緊勒住，這樣持續了很長時間，十個左右的管教人員輪流對我進行了毒打。後來它們把我扔進了一間小號裏，手銬在地板上。我拒絕吃飯、喝水，直到第二天早上，開發區的警察來帶我和另一名同修，在出門的時候，它們讓我們各交出二百五十元錢，可是我身上除了在進門時被它們搜走的五十元錢外，已無分文。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黑店，我只被關了一個晚上而且滴水未進，竟讓我們交那麼多的錢。我被帶到開發區看守所後，繼續堅持絕食，要求無罪釋放，在絕食的十五天內，被插管灌食兩次。因拒絕背誦監規，被犯人毒打一次。後於八月十四日，沒有任何通知，接到教養裁決書的同時，把我送到了大連教養院，教養兩年半。
在教養院五大隊（新收大隊）我仍堅持煉功，一次因在大院內，當著一百五十多名犯人的面煉功，被喬威（副大隊長）用電棍毒打，頭部流血後被拖進小號，進小號我仍煉功，又把我拖了出來。叫許多犯人把我摁在地上，與另一個隊長，用三根電棍，從頭到腳地過電，直到電放完才罷手。在小號裏，在剛好能坐下的空間裏，要從早上五點盤坐到晚上九點，只有兩次上廁所，飯從門洞上遞進去，專人二十四小時看管。我拒絕吃飯、喝水，兩腳腕外側被磨破了皮。四天後，我和犯人們一起分到了一大隊（教養院內磚廠）強行勞動改造。因幾天未吃飯，當時身體非常虛弱，勞動強度又非常大，每天要上萬次的彎腰，蹲下抓磚，遞到別人手中。如果慢了，就會被辱罵，甚至有時會被犯人用磚砸在腳上，我的兩個大腳趾蓋被砸掉，手也被磨破了，渾身疼痛。這時隊長又找我談話，只要我說不煉了就不用幹活。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師父的法經常在我頭腦中閃現，我真的可能堅持不下來。這樣汗流浹背的在灰塵中幹了三個多月。12月又把我們幾個在一大隊吃苦的二十幾名大法弟子，調到了三大隊，去撿豆、扛麻袋、裝卸車，這時我們有四十多名大法弟子在一個樓內幹活（有的已在教養院關押了一年多，到期也沒釋放，又被加了期）。整幢樓因我們的到來氣氛變得十分祥和。
可是有一天，院裏要來人檢查，為了應付檢查，隊長教我們說如果有人問，就說每天工作八小時，而實際上我們每天要幹十幾個小時的活，我們大部份大法弟子都有很長時間沒和家人通過電話，就更別說見面了。所以我們拒絕說謊。結果檢查的那一天，我們這些大法弟子都被帶了出去，不讓檢查的人看見。大家逐漸認識到需要爭取我們做人的最基本權利。於是在12月13日集體罷工要求無罪釋放，這樣持續了一天。院裏的領導又把我們八個人調回了一大隊，也沒敢把新來的一些大法弟子分下來幹活。同一天也傳來了女大隊的消息，她們也開始罷工，絕食要求釋放（大連教養院本來沒有女子大隊，就是為了關押女法輪功學員，特意騰出一幢樓房，並在瀋陽教養院找回一些因賣淫、盜竊被教養的犯人看管法輪功學員。現在教養院已關押了140多名法輪功學員。而且人數還在不斷增加）我們八個被調回一大隊的學員，仍堅持罷工，要求無罪釋放。在前幾天，我又與另一名大法弟子在大院中央當著許多犯人、隊長的面煉功。被打後，把我們拖回樓內讓專人看管，限制我們的人身自由。我想我們是無罪的，他們卻把我們長期關押在這裏，這本身就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為了暴露這裏的邪惡，我冒著被重罰的危險，於12月28日早8時，當著許多犯人、隊長的面坦然的走過了五道門崗，神奇地離開了關押我四個半月多的邪惡場所。在這裏我把我的真實經歷寫出來，暴露邪惡，希望大法弟子共同努力，“助師世間行”，為除盡邪惡盡自己的一分心。至少在大連教養院裏還有二百多名大法學員被關押在教養院裏，無法與親人團聚，還在承受著被邪惡帶來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