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世界工廠的代價 中共的免費資產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八月十一日】在自媒體上，有一種說法追隨者眾多，現在是「歷史上最好的盛世」，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工業發達、高鐵便利、科技躍升等等。客觀地說，的確是這樣，在城市裏車水馬龍，高樓林立，和西方國家幾乎沒有區別，甚至西方還依賴中國廉價的、各式各樣的工業品。而城市的高光和現代化，並不等於底層全體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兩者之間存在被長期忽視的巨大「盲區」。

「農民工」這個詞在中國人聽來再自然不過，幾十年大進大出的工業化進程中，數億農民進城打工被視為理所當然。普通人很少去反思：為甚麼其他現代國家沒有「農民工」這個身份？為甚麼同樣是產業工人和建設者，中國「農民工」卻被長期排除在城市社保、正規退休福利之外？

西方有識之士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本質上是 「（中共）體制減少了對人民的束縛」，允許私有產權、引入了市場機制（加入WTO）、釋放了數億廉價且勤勞的「農民工」勞動力紅利，才爆發了生產力。中共在宣傳中，卻將中國人民通過汗水取得的財富積累，包裝成唯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的「盛世」。中共自詡為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和代表。國際社會的有識之士卻對「中共不等於中國」有著日益清晰的強調。

「世界工廠」是誰在維護？

中共國被稱「世界工廠」，主角是中國農民。中國農民被黨稱為「農民工」，而「農民工」是中共製造出來的。遍及全中國各地的大小工廠，裏面勞作的工人，有多少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人」？

工人擁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但在中國，有正常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工人」只是少數。大量的、生產線上的勞作者是甚麼人呢？就是中國農民。他們被稱「外包工」、「臨時工」，沒有正常的福利、退休保障。據中共官方統計，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 3.0115 億人；其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高達1.68億人。這是一個殘酷的數字，為甚麼？是資金使用優先級問題。

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農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他們只是工種不同，沒有根本差別。比如台灣農民，他們像市民一樣，退休之後，台灣農民每月退休金 8,110 元新台幣（ 約合人民幣1,688 元），而大陸退休農民呢？是每月163 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 730 元），只相當於台灣的9.6%，基本生活也不夠。

在一個人遇到大的疾病或災難時，從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出發，一個平安的社會應給弱勢無能者提供最起碼的、最基本的生命、生存保障。比如身患癌症的老人，不用說發達國家，就是一般國家，也有不讓老人因治癌而傾家蕩產的公共因應方案。

以台灣為例，農民罹患癌症等30類「重大傷病」，全面豁免；而普通人住院設「個人自付上限」，個人全年住院自付累計超過約 6.5萬至7萬新台幣（約合 1.5萬元人民幣）之後，由政府買單，這樣能讓患者不會因患重病而花光家財，人生從此凋零。但是，在中共自稱的「歷史上最好的盛世」，中國農民在患癌時是甚麼境遇呢？能報銷僅是「醫保目錄內」一部份，「醫保目錄」外的「自費藥」無上限，用多少繳多少錢，報銷不了。

也就是說，台灣健保對大病設有重大傷病免除，及年度自付費上限；而在中國大陸，自費藥的深淵讓無數普通家庭因病致貧、背負巨債。許多中國農民在天價賬單面前，最終只能無奈選擇放棄治療。

觸目驚心：「三個最可靠的兒子」

是中國大陸人口多、錢不夠嗎？

中共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年經濟收入20萬億元左右，但在財政支出的優先序上，維穩費、軍事預算以及在海外「一帶一路」和各類對外援助上的投入，動輒數萬億或數百億美元。如果基於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關懷，由中央財政全面兜底，免除核心農村人口的大病住院個人自付部份──即便按每人每年追加 1,000 元的「大病自費專項救助」計算，面向 2 億核心農業人口也僅需每年 2,000 億元。這僅僅佔到 20 萬億總收入的百分之一。

從任何一個宏大項目中稍微「擠一擠」，這筆錢都能落到實處。然而，這百分之一的制度性溫情，至今在中國依然理所當然地缺席。

據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燕舞歷時6年，深入湖北、山東、江蘇等11個省份實地考察，發表《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在部份農村地區，死於自殺的比率高得驚人，「至少30%，還是保守估計」。這種嚴峻的社會學實地調查數據，打破了刻意粉飾的鄉村田園牧歌式想像，直面老齡化浪潮下中國農村制度性失養的極端困境。

在調研中發現，某地農村流傳一段話：「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在他們眼裏，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一個湖北網友發帖稱，「我們村裏大部份老人都是喝藥走的。」「我奶奶、我表弟爺爺、對門的奶奶、斜對門的奶奶、鄰居的爺爺……他們很多都是這樣走的。」因為他們活不起。中國農民平靜地走向自殺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被學術界形容為「觸目驚心」。

為甚麼政府手裏很有錢的國家，卻不解決佔幾億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和醫療問題呢？中共1949年篡政，中國農民從1950年代就淪落為二等公民，一直是這樣，「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利用農民奪取政權的手段和宣傳。

在共產主義看來，人是動物，是勞動工具，命如螻蟻。有人說現在不是有「扶貧」嗎？是有，那是老少邊窮地區（指「革命老區」等），有嚴格區分。但是，正是被定義在貧困線以外的正常的農村（湖北、河南、山東等），面臨著留守老人無生存條件、傳統孝道瓦解、大病無公共兜底等等。

這些問題很日常化，常被稱為「彈性」的社會問題，而實際上卻是威脅農村老人生命的「剛性」因素。中共卻以歷史遺留問題、城鄉二元體制等等藉口，長期漠視農村老人生命。

在二戰時期，即便是法西斯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也將本國農民視為「血與土」的政權基石，為其提供了免受資本剝奪的土地保障和基本的社會福利底線。可是，在共產黨那裏，人道主義卻遭到徹底的唾棄。

他們自救的生路為何被剝奪？

當數以億計的底層民眾面臨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甚至被逼入絕境時，如果有一種不花國家一分錢、且在實踐中被許多人認為能有效改善身心健康的傳統修煉方式出現，為何非但沒有獲得寬容與鼓勵，反而招致了長達數十年的嚴厲鎮壓？要理解這一現象，往往需要跳出單純的醫療或經濟邏輯，從社會控制、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去審視。

在高度集中的體制下，黨國不僅掌控政治、經濟和輿論資源，還試圖建立對民眾精神世界和組織形式的絕對控制。

在中國，一些農村老人自發鍛煉，不花國家一分錢，使身體獲得健康，卻遭到中共的殘酷打壓。例如，吉林的王亞芹，2004年因左肺出現 3.3×3.5cm 的腫瘤，五次化療無效，癌細胞已發生轉移。回到農村姐姐家，偶然從鄰居處聽到法輪功修煉，她抱試試看的想法，開始修煉。僅僅一週，她的身體出現奇蹟般好轉：能下地走路，不再需要人照顧。一個月後，癌症徹底消失。村裏所有人都親眼見證了她的康復。但一個月後，中共警察抓捕了王亞芹，不准她修煉。王亞芹堅持信仰，對警察講真相。2020年她又一次被中共綁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半。

在中共治下，追隨真善忍、既利己又有益於家庭和社會的法輪功學員，卻被殘酷迫害27年，迫害至今仍在持續。據明慧網統計報導，2026年上半年獲知，遭中共非法判刑的大陸法輪功學員至少有279人，其中142名是60歲以上老年法輪功學員，佔51%；其中包括60至69歲77人，70至79歲50人，80至89歲的14人，90歲以上的1人。

在明慧網的報導中，每天可看到若干例修煉者因煉功而獲得身心健康；從1999年1月1日，至今27年，每日如此。在明慧網搜索欄以關鍵詞「法輪功 學員 病 好」，可搜得「73989」條，排除重複等情況，有效率極高。中共不願養的老年人，沒有為大病兜底的醫藥制度、沒有養老金，如果有一種方式可以絕處逢生，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嗎？為甚麼非要迫害？

一方面是公共財政對底層弱勢群體基本生存保障的長期缺位；另一方面，又是對民間自發形成的、有助於緩解這種生存困境的救贖途徑的嚴厲封殺。兩者的疊加，最終將許多絕境中的底層民眾，特別是中國農民，推向了更深的無望之淵。一個挖空自家地基的國家，即便被稱為「盛世」，那也是一個共產權貴階級和機會主義者的盛世，絕不是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幾億農民）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