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門前有一條大馬路,以前同修們在前面的馬路邊晨煉,晚上到我家集體學法。平時我也為同修們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這樣一來,邪黨迫害後,我就成了當地派出所、政法委掛了名的法輪功學員。因而在中共迫害法輪功期間,我受到了多人多次多方面的干擾,有民警、派出所所長、政法委書記等等,在與他們接觸過程中,我不驚不怕禮貌的、回答他們各種刁難的問話、坦坦蕩蕩的講真相,使他們心存惡意而來、帶著善念而走。
下面講兩件實例,希望那些還在跟隨中共行惡的人,迷途知返,不要再跟著惡黨傻跑。給自己和家人選擇美好的未來。
一、派出所所長聽真相覺醒、得福報
迫害初期,我鎮上的派出所所長和一年輕警察來我家,要我交出法輪功書籍,並要我寫不煉功保證。我問所長你了解法輪功嗎?所長說不就是練氣功的嗎?現在政府不允許煉就不能煉了,把書和煉功帶交出來,寫個保證以後不能再煉了。我說:法輪功不是一般的氣功,是修煉,是以真善忍三個字作指導,要求修煉人不斷的提高心性。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煉功人有了好的身體,能夠更好的服務社會。師父還教導弟子們不能參與政治,在各個行業中都要做個好人直至更好的人,對促進社會穩定、道德提升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我說:你們是執法部門,本應以法律為依據懲惡揚善,可你們現在所作的是在懲善揚惡,做好人遭打壓。就我個人而言,沒必要寫甚麼保證煉功或不煉功,這是公民的合法權利,退一步說政府不允許煉,我在家裏煉誰也看不到,寫保證有甚麼意義。可是一個政府歪曲事實把正的說成是邪的,把一群修煉真善忍的好人打壓成壞人,這種錯誤的決策,可不只是對修煉人的迫害,這樣搞下去社會將會變成甚麼樣子難以想像。你我都有子女,我們的子女在這樣的社會中怎麼生存,我們的子女想做個好人都難。我真的為子孫後代擔憂,為我們的國家擔憂。
說到此,我哽咽了。聽完我講的這些話,所長很感動,他看了一眼年輕警察對我講,我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你看著那個東西明明是白的,它要你說是黑的,你就得跟著它說是黑的,有的事情自己心裏明白但是你不能去說。所長叫小警察走,等小警察出了門,所長小聲說你自己認定的真理一定要堅定的走下去。說完跟在年輕小警察的後面走出了門。
從那以後每到中共敏感日,區「六一零」(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人員要所長領著他們上門騷擾,當「六一零」人員問我還煉沒煉法輪功?沒等我答話,所長就搶著說,她又種地又做縫紉忙的很,哪還有時間煉功,並對我使眼色。 這樣「六一零」想迫害我卻抓不到把柄。
所長暗地裏保護大法弟子得了福報,一年後上調到區裏去了。
二、政法委書記存惡意而來、帶善念而走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村書記領一個陌生人來我家,介紹說是區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書記說來看看我,並提出要我回答他幾個問題。我請政法委書記和村書記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我搬了個小板凳坐在他們對面。政法委書記直接問我法輪功是邪教還是正教?我兩眼直視他說,正和邪不是由哪個政權來定論的,從古至今在老百姓心中對正邪都有一個衡量標準,正有正的行為表現,邪有邪的行為表現,甚麼叫邪?偷盜、搶劫、挑撥是非、教唆犯罪、男女作風不正等等,這些都是邪的表現行為。甚麼是正?真誠、善良、忍讓、樂於助人等,這都是正的表現行為。法輪功沒有一點邪的行為,那你說法輪功是正還是邪?
政法委書記接著問師父是甚麼樣的人,我說,李老師倡導的「真、善、忍」理念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是值得在人類提倡弘揚的。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標準約束自己,那社會也就穩定了。書記打斷我的話,說不管怎樣,你得跟共產黨保持一致。
我微笑著看著他說,我一個農村婦女也不懂甚麼叫保持一致,我記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國的寺廟都拆了,和尚尼姑都被趕出了寺廟,要他們還俗娶妻嫁人,是共產黨叫幹的吧?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寺廟又建起來了,和尚尼姑又允許出家了,也是共產黨叫幹的吧?我請教書記,我是跟拆廟的共產黨保持一致?還是跟建廟的共產黨保持一致?請指教。共產黨自己跟自己都不能保持一致,我怎麼跟它保持一致?
政法委書記被我問得啞口無言,起來就走,村書記緊跟在後面一起走了。晚上我藉機去村書記家講真相,村書記說白天他領著政法委書記來我家時,「六一零」的兩輛車就在我家門前馬路的對面待命,等著政法委書記找我問完話,如果態度不好就綁架我,他都替我擔心。沒想到政法委書記走到馬路對面,甚麼也沒說,上車叫「六一零」的人都走了。
看似很邪惡的一場迫害, 師父慈悲化解了。其實我平時不是個很健談的人,文化水平低且膽子小。二十六年來,因為我心中有師有法才能難中不亂、闖過了一關又一關。深記那次因資料點被破壞,邪惡瘋狂抓人當「大案要案」辦,幾車人闖進家要綁架我。就在那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師父給我智慧,我心生一計走脫了。惡人們來時氣勢洶洶,走時氣急敗壞、一場空。
在末後正法救人僅有的時間裏,弟子唯有牢記師父的教導,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回報師尊的聖恩!弟子跪拜師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