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的那些日子

【明慧網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遼寧省政府信訪辦的請願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清晨，我跟母親像往常一樣到瀋陽市南湖公園西門外的煉功點煉功，妹妹高蓉蓉去她所在的魯迅美術學院煉功點。我所在的煉功點動功還沒煉完，輔導員過來跟大家說，瀋陽市輔導站站長和各區的輔導員在夜裏被抓了。這消息太突然了，大家震驚，都很焦急，就商量著去省政府信訪辦上訪，要求放人。因為遼寧省政府離我們的煉功點很近，省政府信訪辦就在省委大門馬路對面。大家又三三兩兩的說了幾句話，就匆匆散開，回家各自準備去了。也有當天要上班，去不了信訪辦的同修。

我和母親趕到家，過了一會兒，妹妹高蓉蓉也回來了。我們交流了一下，決定在信訪辦上班前就趕過去，等他們一上班，就可以向他們反映情況，要求釋放夜裏被抓的輔導員們。其實，在這之前，經歷了「四﹒二五」，經歷了一系列的維護大法的事件，大家對這次突然出現的迫害，不是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但知道一下子把市、區的輔導員們抓了，還是全國性的，迫害一下子出現了，真的太突然。

蓉蓉回魯迅美術學院，她所在煉功點的同修還在等她。上午八點前，我和母親帶著也修煉的小外甥女趕到遼寧省政府，到了之後看到已經有許多法輪功學員在那裏。信訪辦的胡同裏站滿了法輪功學員，我們想過去已經沒有地方可站了，就選擇站在了省政府這邊的人行道上。接下來有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從四面八方趕來，有瀋陽市內各區的、郊區的，省政府門前的整條街兩邊被不斷趕來的法輪功學員站滿了，延至很遠。我看到蓉蓉和她所在魯迅美術學院煉功點的一些大學生同修也趕來了。

大家站在那裏，信訪辦沒有人出來見我們，省政府也沒有人出來見我們。九點多鐘的時候，一輛輛公交的那種大巴車開來，很多警察出現了，他們把默默站在那裏的法輪功學員往車上拽、扯，對男學員拳打腳踢，每一輛車裝滿同修後就開走了。我和母親也被拽到了大巴車上，我們被拉到了遼寧省體育館，體育館離省政府不遠。

法輪功學員們被強迫在體育場的水泥台階上坐著，被關在裏面，不允許離開。到了下午，被關的學員人數越來越多，烈日下一口水都沒有。我看到蓉蓉與魯美的學生們也在離我們不遠處水泥台上坐著，大學生們還很年輕，幾位女生被曬的臉紅紅的，大家都很沉默。

到了下午五點多，警察要求大家留下姓名和家庭住址，留了就可以離開體育場回家。陸陸續續有的同修留了姓名和地址，離開體育場回家了。剩下的同修不留姓名和地址，堅持著。最後警察把大家也都放了。後來知道當時留姓名和地址的一些同修，很快被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找去談話。

我們也是沒留姓名最後離開的。蓉蓉與魯美的同修們一起走了，我和母親去了我們煉功點的一位同修家。到同修家後，又有幾位同修趕了過來，也有沒去省政府的。大家溝通了情況，交流下一步要怎麼做，我們互相鼓勵，要維護大法。

我和母親回家後，晚上蓉蓉回來，我們又商量著第二天要去哪裏。這時有同修來電話，說她們想去省委。因為去省政府被抓，連說句話的機會都沒有，去省委再看看能不能說上話，反映一下想法。這樣，我們決定也去省委。

睡了一會兒，凌晨一點多，我們就起來動身出門了。

七月二十一日──遼寧省委的請願

遼寧省委離我們家遠，這次小外甥女還要跟著去。昨天她也去了省政府，在我們被抓之前，有同修把幾位小同修提前帶回家了，包括我的小外甥女。

我們出門後，在路上打了輛出租車。車開到過一半的路程時，司機停了下來。蓉蓉問司機：為啥不走了？司機說：你沒看見有攔車的嗎？我們往車前方看，不遠處有警察。這時警察過來問我們去哪裏？我們說去省委。警察跟司機說讓我們下來，別開了。我們下車後，警察馬上把我們抓了起來，拽上警車開到一個公園裏，好像是皇姑區的一個公園。

到那一看，已經有很多同修被關在一起，就是公園一處露天的地方，周圍都是警察，還有很多輛大巴車。夜很黑，多個大型探照燈照向被強迫坐在土地上的法輪功學員們。我們看到了我們煉功點的幾位同修，一位同修帶著她女兒也在地上坐著，她女兒比我外甥女還小。警察態度很惡劣，對著大家又喊又叫的，要求大家必須坐在地上，不許站起來。有同修要求上廁所，也不被警察允許。

接著，陸陸續續抓來一些郊區的農村同修，他們是來城裏上訪的。我們這才明白，政府已經動用警察在城裏設了關卡，只要說去省委或省政府，都不問是不是法輪功學員，直接就抓走。這也說明很多同修都在走出來，都要護法。

我們就這樣被迫坐在土地上，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不能上廁所。早上太陽出來了，還是不讓我們走。中午過後，有個人在公園外面的欄杆處往裏面看，遠遠的我看到是一個老太太，畏畏縮縮的樣子。她招呼我們，有一位同修走過去，距離挺遠的，但警察卻沒有管。過去的那位同修回來了，手裏拿了一張小紙條，說是老太太給的，老太太說自己是法輪功學員，要把紙條送給大家傳看。

我和蓉蓉看的時候，上面寫的是要大家都不要動，要呆在家裏這樣的話，還說是瀋陽輔導總站寫的。我們感覺不對，身邊我們一個煉功點的同修也說不對勁，我們修煉法輪功每個人都是身心受益者，法輪功被污衊，我們的同修被無辜抓起來，我們怎麼還能躲在家裏、不出來要個說法呢？這紙條上的話我們不能聽信。何況輔導站的同修都被抓了，說是輔導站給的，就是撒謊。後來明白了，中共的迫害是明著暗著一起來，明著「七﹒二零」迫害直接開始，暗裏中共馴出的各色特務也在被指派著全方位的參與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到了下午兩點多的時候，有的警察面部表情奇奇怪怪的，多次對我們說：都回家吧，去看電視。這樣，我們一下子全被釋放了。

晚上跟同修通了電話，了解到當天我們想去省委，半路被警察攔截，被抓，被關押。而二十一日仍然去省政府的同修很多也是半夜就出門，在省政府周圍靜坐。但武警出現了，對同修大打出手。

七月二十二日──準備進京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共央視突然播出了對法輪大法的公開污衊之詞。

我們想起了二十一日關押我們的警察說的「回家看電視」。電視剛剛播完，我們家一位外地的親戚就打電話進來，大聲大氣的開始說讓我們不要再煉的話，並在電話裏跟我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的，不要跟共產黨作對等等。我跟她說：你也看過一點法輪功的書，怎麼突然就這樣想問題了？她說我：你不懂，共產黨可是不好惹的，等等。我說：我肯定堅信到底，她無奈的放下了電話。

晚上跟蓉蓉出門去一位同修家，往回走時，我們家樓上住的鄰居大哥在小區大門外乘涼，看見我倆，跟在我倆後面，一邊走一邊似自言自語的勸我倆說：不讓煉就不煉唄。

我父親這些天看我們早出晚歸，看見電視上開始污衊法輪功，就很擔心我們。但父親看過《轉法輪》，他知道大法好，所以父親雖然擔心，但沒有說不好的話。

半夜，有位同修大爺敲門，這位大爺是煉功點每天拿錄音機義務給大家播放煉功音樂的同修。大爺進屋後，說明來意：大爺的兒子不修煉，以前支持大爺修煉法輪功，有一階段還把自己的家讓出來給我們晚上學法用。現在在這麼大的壓力下，大爺的兒子逼迫大爺不許再到外面煉功，家裏也不能放這個錄音機。大爺抱歉的說：錄音機我拿來了，你們拿著吧。明天早上我還是會去煉功點煉功。

送走大爺同修，我和母親、蓉蓉都沒了睡意。蓉蓉這兩天也一直在跟魯美的同修們交流，大家都有了想進京上訪的打算。畢竟在省裏沒有講理的地方了，那就像「四﹒二五」那樣，去北京國務院的信訪辦，雖然聽到一些同修說，各地都是這樣嚴峻的形勢。但畢竟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有一顆善良的心，不會把別人往壞處想，包括沒把中共政府往太壞了想，只是覺的領導層不了解法輪功，只要我們把事實說清楚，讓他們能了解修煉法輪功的人是一群善良的民眾，法輪功無條件的給大家健康的身體，提升修煉人的思想境界。這麼多人在做好人，誰當領導誰不願意好人多，對治理國家有好處啊。

蓉蓉那邊，因為是大學的環境，學院的領導早就開始領會、嗅出中共運動的風向了，開始對蓉蓉和大學生法輪功學員們施壓，「四﹒二五」之後就一步步的逼迫，不讓在校園煉功了。之後在校園門外煉功也不可以，魯美煉功點上的同修只得去附近的居民小區裏煉。

蓉蓉本人在「四﹒二五」之後，不斷的被學院院長、書記等人找去談話，經常是半夜就被保衛科的車接走，學院院長要談話、書記要談話、紀委書記要談話。談不通後，他們又想出一計，讓蓉蓉去外省，給學院的一個工程做賬，說住賓館，給高工資待遇，想把蓉蓉調離開瀋陽。蓉蓉是魯美煉功點的輔導員，他們以為蓉蓉走開，煉功點的學生們就沒人組織了。蓉蓉告訴他們：「我哪也不去。大家修煉都是自願的，我在不在這個煉功點，大家都照樣修。」

七月二十三日──進京路上

這個早上，我和母親再去煉功點。我們拿著錄音機，跟同修一起在煉功點煉了「七﹒二零」迫害開始後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次戶外集體煉功。從此，我們失去了在大陸集體修煉的環境。

來煉功點煉功的人數跟之前比少了很多。有農村的同修在準備進京前，路過我們煉功點也一起參加了煉功。二零一二年我在明慧網【徵稿選登】《真理之路》一文中寫了那天早晨煉功的情景：「今早，煉功點的電源被掐斷了，我們在錄音機裏安上電池，一位農村來的同修手捧著錄音機，大家堅持把功煉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我們的煉功點煉功，今天我就要與幾位同修去北京，那幾位農村來的同修也是要去北京。其實，二十日就有學員們開始進京了，作為普通公民的我們，能毅然去維護大法，是深知了大法的珍貴，勝過我們的生命。這不只是大法給了修煉者健康的身體、思想境界的昇華，最根本的是大法給了人一條返本歸真之路！萬古機緣降臨人間！」

早上煉完功回到家，蓉蓉也回來了，因為今天是我們要進京的日子。這幾天，魯美的年輕同修們也經受著很大的壓力，學院動用人員看著他們，不讓他們出來再去省委或省政府上訪。學生同修家大多是外城市的，學院找來一些學生的家長，看著自己的孩子。有同學說，有的家長還被派到火車站，跟魯美的保衛科人員一起在那盯著、攔截準備進京上訪的學生，不許他們上火車。蓉蓉也聽到有同事告訴她，學院在看著學院內的法輪功學員。

一位學生同修跟蓉蓉和魯美煉功點的同修們說，他知道在哪裏能坐上出瀋陽的巴士車，可以繞過這些眼睛，進京。而且分段走，先坐去興城的車，到興城再坐去北京的車。我們就選擇了這條路。

今天是要出發的日子了。小外甥女也要跟我們去，我們覺的她年齡小，去北京也許會很危險，不帶她。她很認真的跟我們說：「我也是師父的弟子。」看著孩子堅定的眼神，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小同修的選擇。這樣，我們決定帶上孩子。我們沒跟老父親說我們的打算，沒告訴他我們要去北京。為了不暴露出發地，我們分別出門，選擇的上車地點，是在瀋陽市文化宮一個不起眼的胡同裏。到了之後，才看到幾輛破舊的私家大巴車，我和我母親帶著我小外甥女上車坐好。一會兒，蓉蓉和近十位魯美的學生同修也陸陸續續的來了。大家坐在車上，互相不說話，裝作不認識。這是事先商量好的。

車終於啟動了，往瀋陽郊外開，沒有發現跟蹤和攔截。但我們心裏還是很緊張，聽說在快到錦州的路上會有盤查。

本來是晴天，出瀋陽城不久就突然開始下暴雨。雨太大了，我沒見過那麼大的雨。車還在開，雨水從車兩側直接灌下來。車上的常人沒人說話，我們同修間互相望望，心裏很感動，知道是師父在保護我們，這個雨大到沒有了檢查。

這樣我們順利往前走，過了錦州市，巴士車基本就都走小路。私人開的大巴，為了多賺點錢，走小路不用交高速費，沿途感覺就像是在村莊裏轉，老百姓上車、下車的，讓司機把東西捎到下一個村莊的，繁繁瑣瑣，總是停車。越往前走天越黑，車上的人越少了。快到興城時，車裏幾乎就是我們這些同修們了。

我和蓉蓉商量，她帶這麼多年輕人，在興城火車站坐火車去北京，會不會被查、遭攔截？蓉蓉與幾位同修商量後，決定我和我母親帶小外甥女在興城下車後，去火車站，坐火車去北京。他們不坐火車，在興城去找能去北京的大巴車。

到了興城，已經是深夜。大巴車就停在了火車站。我和母親及小外甥女進了火車站，看到蓉蓉和魯美的學生同修們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那時，能感到周圍的空氣中都有壞物質，很壓抑。我們在火車站裏等了很久，快凌晨時火車終於來了，檢票口查的很嚴。我不知道蓉蓉和學生同修們如果選擇坐興城火車去北京，能不能過去這裏的關口。

後來知道，蓉蓉和學生同修們走了一段莊稼地，很神奇的找到願意帶他們進京的車。這樣，蓉蓉他們比我們早到了北京。

七月二十四日──到了北京

我和母親帶著孩子在北京下火車時，已經是早上近八點了。沒來得及吃早餐，我們打車直接去了北京信訪辦。到了府右街路口，看到路邊都是維修時使用的攔截物，人行道都被擋住了。後來想想，是中共懼怕法輪功學員去信訪辦，所以加了攔截物。

無奈，我們讓司機往前開，去西單。因為西單路口當時有個電報大樓。「四﹒二五」蓉蓉來北京上訪時，她和我們瀋陽和平區的一些輔導員，就在西單電報大樓前的人行道上站著。當時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人多到都排到西單這邊來了。那天，蓉蓉還在電報大樓往家裏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她告訴我在場上訪的學員太多了，北京的天特別晴朗。這是我記得的「四﹒二五」當天，蓉蓉在電話裏跟我說的話。

這次，我和母親及小外甥女在西單電報大樓前下了出租車。我們是想給瀋陽老家的一些同修們打電話，問問大家的情況，看看想來北京的同修都走成功了嗎？給輔導員打電話時，我問她蓉蓉有沒有給她打電話？如果打了，我想知道蓉蓉他們現在是否進了北京，他們在哪裏？輔導員告訴我蓉蓉沒有給她打電話。這樣，我們聯繫不上蓉蓉他們了。

我們在電報大樓裏，一會兒想起來再給誰打個電話，一會兒出去看看外面是否有同修。二十四日的北京，那天非常非常熱，才是早上九點多，熱的已經形容不出來。太陽很高、離人很遠，發著白光，往上抬一點頭都感覺刺眼。

當我們又回到電報大樓裏打電話時，在大樓的一樓大廳的四周，有一個一個的電話位。也可以坐到中央的休息椅上，我坐在那，過來一個大學生模樣的男孩，他問我來北京做甚麼？我沒有回答，只是笑笑。他又問：「是法輪功學員嗎？」我沒理他，轉身去了一個電話座前。男孩跟過來再次問我，我說：「我不能相信你。」他說他是北京某大學的學生，是法輪功學員。我想了想，背了師父《洪吟》〈無存〉第的一句「生無所求」，他接著背了「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我到母親身邊，跟母親說了情況，我說我覺得能相信他。母親也看著那位大學生，對他笑著，告訴我她也相信。

這時，大學生來到我們身邊，還是像跟我說話時那樣壓低著聲音告訴我和我母親，是北京的老學員們看七月二十日開始天太熱，想盡所能照顧一下各地來北京上訪的學員。所以，他們幾位大學生同修就跟他們學院的一位教授同修配合，到西單這邊找來上訪的學員，找到的就到教授家去休息一下。

男孩告訴我們不要在這裏多說話了，周圍都是特務。他告訴我們出電報大樓順人行道往右走，會有另外一位男大學生跟上我們，在路上走過我們身邊時，會給我們一張紙條。

我們按照他說的，出了電報大樓往右走，很快一個男孩從我們身邊走過，順勢往我們手裏放了一張小紙條，並在走過時低聲說：就在前面的路口過路，到路對面去，按照紙條上寫的上哪路車，在哪下車。

我們橫過馬路，在車站等車時，看到給我們紙條的男孩，在酷熱裏站在電報大樓不遠處，他還要繼續幫能找到的同修吧。

上了公交車，車上熱到座位都沒有人坐，我感到那種熱已經讓身體一陣陣的發冷。車過天安門廣場時，我和母親特意往窗外看，希望能在廣場上看到同修。但天太熱，碩大的廣場上沒有甚麼人影。

公交車開出去太遠了，幾乎到了北京的郊區。車到終點站時，下車看到同樣有一位大學生模樣的男孩，他問我們是來找教授的嗎？我們說是。他說離車站遠一點等著，一會兒我走，你們就跟著我走，但要保持距離。

我們離開車站，在遠處望著他。又來了兩班車，男孩上前跟其中幾位下車的人說話。一會兒，男孩開始往前走，我們在後面遠遠的跟著。這時發現還有人在或遠或近處跟著走，對面的路上也有人跟著。我們知道了，都是坐車過來的同修。

走了很長一段路，進了一個大門，裏面是一個小區，有很多樓。我們陸續跟著走到一個高樓下，男孩告訴我們上哪層樓，之後他轉身往回走了。我們爬上很高的樓層，敲一戶的門。門開了，我們進去後看到滿屋子的人，但很安靜。記的房子有三到四個臥室，中間的廳很大，大家席地而坐。一位戴著眼鏡、個子不高的人，是這個屋子的主人，就是那位教授同修。他跟新進來的我們打招呼，忙著給我們從飲水機裏倒冰冷的水解暑、降溫，並問候我們辛苦了，讓我們在他家裏休息、降降溫。

這時，有同修開始小聲交流，說各地區的情況，說來到北京後的情況，互相交換著信息。有同修說七月二十日當天，就有火車往東北拉了一整列車東北上訪的同修。因為十九日就有同修來北京上訪，因為一些地區二十日前就已經有同修被抓。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河北的女同修，梳著短髮，她說她是他們煉功點的輔導員，因為離北京近，「七﹒二零」當天就帶很多同修進京了。來到北京後，信訪辦也不接待。她帶著同修在街上走，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天聽說北海公園同修多，就想去交流交流。結果，她在前面走，她身後的同修不斷的被公安抓走。她一路走一路哭，心裏跟師父說要怎麼做才好呢，怎麼做才好？說到這，這位同修又哭了。

因為來北京前，想的就是去信訪辦，說明情況。到了北京才知道也沒有說話、表達訴求的機會。

就這樣，大家交流著，認識到有義務讓各自家鄉更多的同修來北京護法。

這時，還有新來的同修不斷的進來。教授同修出去一會兒回來了，帶回一摞打印的師父的經文分給大家，讓大家有法學。教授說，他是研究生導師，有一個能用學院打印機的權利，可以給大家打印一些。哪天不能打印了，就再想辦法。

有同修要離開教授家，教授挽留著，同修說已經休息過了，給新來的同修騰出地方來，感謝教授提供給大家交流的場地和機會。我和我母親帶著孩子也準備離開，教授挽留我們，說孩子小，今晚就住在他家吧。我們謝過教授同修，還是離開了，給其他同修讓出地方，讓大家都能休息一下，主要是能有交流的機會。

我們回到公交車站附近，那裏有一棟沒蓋完的樓，沒有居民，可以暫時坐在樓的陰影裏休息。遠遠的，我看到整個下午，那位領我們去教授家的男孩，還在車站等同修，一撥一撥的送同修去教授家。男孩的T恤衫前後都是白花花的汗鹼。我還看到那位河北的輔導員同修，她頭上頂著一條濕毛巾，也在幫著給新來的同修帶路。

期間，有一位家在附近的北京女同修，過來讓我們去她家。我們說就不打擾了。

傍晚時，我們見過的三位大學生同修同時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說已經幫我們找好了一家小旅館，旅館的老闆有同修認識，很可靠。讓我們務必去旅館住，畢竟帶著孩子。其他同修可以住在外面地上，他們也會幫助找附近安全的區域。這樣，我和我母親帶孩子到小旅館住下了。

而蓉蓉和魯美的學生同修，他們到北京後，也是去了信訪辦。進不去，也是到了西單。但我們沒遇到他們。

蓉蓉說當時天太熱，她帶著學生在西單的商場裏，大家也沒心思吃東西，渴了就去商場衛生間喝口自來水。

七月末八月初──還在北京

第二天，我們離開教授同修那裏，回到北京天安門附近。

之後，我姐姐從深圳也趕到北京。蓉蓉帶大學生同修在北京沒找到上訪的渠道，大家商量著就回瀋陽了。他們回到魯美後，學院用不給畢業證威脅當年要畢業的修煉學生。

因為很快到了暑假，蓉蓉來北京來找到我們。

那個暑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在西單，能遇到很多同修。有的同修甚至一路走一路結印，希望能有同修看到自己，與同修聯繫上。我們煉功點和附近幾個煉功點的一些輔導員和同修也到北京了，大家每天各處走，見面交流，心裏越來越堅定，都說我們都走出來護法，讓更多的同修走出來，事情就正過來了，師父就能回大陸了。那時就是這樣的想法，沒有對中共邪黨邪惡本質的認識，就是希望通過大家的舉動，能讓中共高層聽取我們的心聲，能知道大法是好的。

當時，前門外大柵欄的一些私人小旅店裏住著很多同修，因為住國營旅店查的嚴。還有更多的同修是住在戶外、臥地而眠。那時天熱，天安門廣場周圍有隨地睡的常人，同修睡在地上，也不是很招眼。

記的在前門附近，見到一家大法弟子，年輕的父母帶著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父親手裏提著一個很舊的黃帆布兜，裏面裝著餅，一家三口就這樣進京的。他們的地方口音很重，那位父親同修跟我們說，他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遇到一個女子，那個女子主動告訴他們夫妻：別傻了，你們以為江澤民不了解你們嗎？他是一定要迫害的，你們不可能讓他回心轉意。同修問女子是做甚麼的？女子回答：我就是他身邊的，太了解他了。你們別傻了。

有同修去信訪辦，當場被抓；有同修在天安門廣場走過也被抓走。我們住在大柵欄的小旅店，有一天我們出門回來時，瀋陽一位也在這個小店裏住的同修過來告訴我們，上午有公安和便衣衝進來，把很多同修抓走了。她和一起住的同修在房間裏聽到走廊上聲音不對，馬上拿起她們為了坐火車防檢查而帶的單位的技術資料。剛一拿到手，門就被衝開了，警察和便衣衝進來看到她們在看技術資料，問幹啥的，同修回答說開會來了，他們沒再說啥就走了。

之後，我和我母親及蓉蓉在北京被抓。我們被關押入瀋陽駐北京辦事處的金山賓館。跟著瀋陽公安警察來抓我們的，還有我父親單位的人。那人之前也認識我們，對我父親很尊重。這次，在瀋陽警察對我們的威脅和呵斥中，他笑著問我：你從小到大上學，有多少老師啊？為啥就跟法輪功師父走？我回答他：那些是我常人中的老師，現在這是我的師父。他轉身離開，再也沒對我們說甚麼。

我們當夜被押上火車，回瀋陽後被送到瀋陽看守所遭超期關押，在看守所裏曾遭電棍電擊，我們和被關押的同修一起絕食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只是開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開始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逐步升級。全中國的電視、廣播、報紙每天都在污衊法輪功；酷刑、肉體摧殘、精神摧殘；株連親友，發動整個社會從方方面面對堅定修煉的法輪功學員監控、騷擾；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中，有我的妹妹高蓉蓉。

我是一九九六年五月修煉法輪大法的，學法後知道法的珍貴，也知道修煉會有各種各樣的考驗，但「七﹒二零」是我所想不到的。

而「七﹒二零」之後的那些年、那些事，更是我無法想到的。

「七﹒二零」是中共迫害法輪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起始，也是大法弟子用短短幾年在大法修煉出來的正念反中共迫害，且在自身遭受嚴重迫害中，依然救度被中共謊言裹挾、將被中共帶入深淵的可貴的中國民眾的起始。

今年，二十六年後的這個「七﹒二零」，我依然堅信著這個起始會有終結的時刻，那就是中共解體，中國人獲得救贖，法輪大法在神州大地再次公開洪傳的時刻。

回首往事。我最想說的是：中共的殘酷迫害，讓我失去很多，有時痛苦彌深。但法輪大法、真善忍、師父，在我的心中給我的信念卻越來越強大，充滿我整個生命。因為，這是宇宙的真理，是宇宙中所有生命能得救的唯一保障。

（責任編輯：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