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法改變了我,給了我勇氣和智慧去接近主流社會,助師正法。現將過去的二十年中積累的一些心得體會與大家分享。
去除急躁心
我來自中國大陸,在接觸西方主流社會之前一直沒有意識到自身的黨文化,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跟我們大陸人一樣的,說話大聲,風風火火,我行我素。這些問題,還多虧有西方朋友們的提醒才讓我認識到。他們提醒我的方式都很禮貌,甚至很風趣。
二十多年前,有個關係很好的西人同事給我寫了個中文字條,就三個字:停、看、聽,提醒我做事不要那麼急躁。那時我遇事很容易就緊張、著急,一著急就會發脾氣。現在我很少著急了,好像再沒有事情重要到值得著急,而且著急也於事無補,不如定下心來應對。
這個修煉的過程真是漫長。這個急的背後有更深的執著的根源,急的根源是怕,怕事情的結果不好,怕結果不好別人會指責我,怕自己沒面子,怕自己吃虧。在困難面前能保持冷靜,得去掉多少執著心才能做到這一點。講真相中能做到,效果就會好。
分享兩個小故事。八年前,我先生開車送我去一家扶輪社講真相。在路上我們因為一些很小的事情發生了口角,下車的時候我是怒氣沖沖的。先生得去別處辦事,放下我就開車離開了。我走進去發現那個社團很小,在場只有十個人。每個人都很親切的跟我說話。他們的聚會是在一個古色古香的餐館,四面牆上滿是壁畫,桌上的餐具整整齊齊,每個人都是彬彬有禮。我瞬間彷彿穿越到了另一個時空,面對的是一群來自古代的紳士淑女。先生來接我時驚訝地問:你怎麼變的這麼禮貌了,一點也不生氣了?我嘆了口氣說,剛剛跟這麼有教養的一群人在一起,都沒法生氣了。是啊,帶著急躁和怒氣,怎麼講真相呢?師父用這一幕景象提醒了我。
第二個故事就發生在一個月前,在一家保守派團體,主持人說給我三十分鐘發言,在我之前還有幾個人要講,我是最後一個。我坐在那裏從晚上六點等到八點,想到八點半她們的聚會就要結束,再等下去我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我不停的看鐘,感到越來越焦慮,可是排在我之前的發言者還在滔滔不絕。到了八點半才輪到我上台,那個時候大家看起來都很疲倦了。我也不知怎的忽然不焦慮了,笑嘻嘻的走上台開口說,「我以為你們八點半散會,剛才還在竊喜今天賺到免費晚餐,不用發言就可以走了。」台下哄堂大笑,再沒人打瞌睡了。然後我就開始講真相。那天的效果很好,我想那是因為我放下了對結果的執著,不緊張、不著急了。大法給了我智慧。
長遠計劃 講信用
迫害剛開始的時候,有臨時工思想,不願考慮幾個月或幾年以後的計劃。二零零二年我申請在公共圖書館辦真相圖片展,不用花錢,但要半年以後才有機會。有學員反對申請,說半年以後正法說不定就結束了,太晚了。我還是申請了,既然是免費的,幹嘛不試試呢。如果別人沒時間去,我就自己操辦。半年以後我們如期辦了圖片展。
在西方主流社會有很多非常好的講真相的機會,但是需要提前好幾個月去安排。常人團體的活動也是提前很久就會定下這個月誰來發言,甚麼主題。如果我們只想打快拳,不做長久計劃,就只能臨時到會場外面發傳單,被人趕來趕去,形像還不好。提前申請參加,可以擺攤位,可以有比較長的時間發言,可以堂堂正正講真相,效果好得多。
提前預訂講真相的機會就得守信用,那一天再忙也得去。如果實在不能去,就得儘早通知對方,好讓他們把機會轉給其他團體,這是守信用的表現,再困難也儘量不給別人添麻煩。在二零一八年一月我決定搬到紐約去住,陪伴兩個孩子去中城的北方藝術學院學音樂。做出這個決定後,我打算讓另一個學員代替我在二月的一場南加州的社團的發言。那個學員也同意了。我跟那個社團的聯絡人提起此事,但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他說為了決定是否讓我在那天發言,他們開了兩次會才定下來。如果要換人,他們還得研究那個學員的簡歷,再開兩次會才能決定。可是他們每月只開一次會,來不及在下個月換人了。我沒想到換個人發言會這麼麻煩。後來我訂了機票,從紐約飛回來參加了這個活動。這件事也體現出西方社會以人為本的精神。
以人為本 結交朋友
要在主流社會立足,就得實實在在的打下基礎,交朋友,建立口碑信譽。二零一一年的時候我們地區大量聯繫當地的社團推廣神韻,一批學員去聯繫,拿到時間後帶著能講的學員去介紹神韻。有個學員聯繫到一家很小的扶輪社,協調人讓我去講。負責聯繫的學員覺的這家太小了,她就不陪我去了。到了那裏對方很驚訝,說他們請的是那個學員不是我。當時氣氛有些尷尬,我只好說我是她的朋友,她臨時不能來所以我替她來講。西方社會很尊重個人,說了誰來發言,不能輕易換個人。就好像主人約好哪天請你去他家做客,你不想去就臨時隨便找個人替你去,那主人肯定不高興。
他們會說這次某個團體的某個人來發言,不知道他想談甚麼。他們不會說這次講甚麼主題不知誰會來講。
試想一下,如果是美國國務卿來講美中關係,很多人會花500元錢買票去聽,換成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人來講同樣的話題,就沒人願意花錢,甚至懶得跑去聽了。黨文化裏把人當螺絲釘,可以隨便替換。這種螺絲釘的觀念也很容易帶到大法項目裏,忽視了每個學員都有獨特的緣份、特點,長期建立的社區聯繫、結交的朋友。沒有善用學員的特長或沒有協調好,會事倍功半;反之則事半功倍。我跟一些社團建立了長期穩定的關係,他們每年主動請我們去講真相,替我們宣傳,給我們提供各種支持。
我們都有常人的同事、鄰居、朋友,他們的聚會我總是參加。只要出門就一定有機會講真相或為將來講真相打基礎。我的孩子們上小學時,我認識了她們學校的一位退休教師。這對教師夫婦和我的孩子們很投緣,每年邀請她們參加家裏的節日聚會。過去十年我每次都參加。孩子們小時候在聚會中表演舞蹈樂器,我會講中國的傳統文化故事。教師夫婦專門請我吃飯詳細的了解法輪功真相。聚會中認識的其他朋友也安排我去他們的社團講真相。這個教師的圈子就成了我們的長期支持者。
啟發善念、不樹敵
講真相不能挑人,就得面對很多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無論我們的觀點和他們多麼不同,都不能把他們惹惱了,那就沒法講真相了。有一次一位醫生跟我聊天時大談美國的槍支問題,認為應該全面禁槍,還堅持要我談談自己的觀點。我只好說:「全面禁槍也會帶來問題。我們家喜歡開車去國家公園露營,在偏遠的地區要加油,吃飯,住宿。我看到有的旅館就豎了牌子說他們有槍,不要亂來。那種地方離最近的警察局開車也得一個小時,沒槍可怎麼保護自己。他們的生意要是關了,來往的旅客可就太不方便了,加油都沒地方。」那個醫生恍然大悟,「說得對!我們真是應該從不同角度看問題!」
有的問題就不這麼容易回答了。有時對方不停地批評共和黨的政策,比如墮胎,停止資助左派大學;我實在沒法認同,不能撒謊又不願陷入爭執,就會說「大部份政策都是出於好意,但是制定政策的人很難看清全局。好的用意未必帶來希望的結果。這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聽不同的觀點,嘗試不同的政策。這才是民主的好處。所以您的關心時政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回答,無論對方跟我們的觀點多麼不同,聽了都會很受用,都會尊敬我們,把我們當作真正的朋友。
每個問題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我會觀察對方的反應,過後反覆推敲下次怎樣回答會更好。有個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你這麼批評中共,不怕他們來跟蹤迫害你嗎?」這個問題實在難回答,說害怕,對方也會怕,就不想再聽真相了;說不害怕,等於否定了我們講的中共的跨國鎮壓。我一直在琢磨怎麼回答才好,現在我是這樣回答的,「當然害怕,當初我猶豫了一整年要不要站出來。既然站出來了,就沒有回頭路,就多做一點吧。自由都是有代價的,有風險的,但我現在比二十年前感覺好多了。很多人都在談這些,大家一起承擔、每個人的壓力就小了。我不認為自己是吹哨人。我想當個發哨子的人。你們今天了解了真相,都會告訴你們的親戚朋友。大家就都成了吹哨人了。這是你們能給我的最好的支持。」聽到這裏,周圍的人都會熱烈鼓掌。喚起他們的善念,鼓勵他們採取行動來支持大法,才是我們講真相的目地。
還有一個很困擾我的問題就是,很多團體希望來發言的人是常人中的名人,有成就的成功人士,或某個有名的團體的領導。我甚麼都沒有,不是教授,沒成就,不出名,不領導任何團體,甚至在講真相項目中都從來沒有協調過任何團隊。師父通過常人的反饋點化我怎麼回答,但是我過了很久才悟到。四年前,外州的學員通過她的關係介紹我去當地一家較大的社團講真相,那個社團主席後來告訴我,他們社團的領導層有人不理解為甚麼不像以前那樣邀請個大學教授來講中國問題,他堅持說:「我已經聽很多大學教授講過了。這次我想聽一個曾經在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來講中國。」
上個月有個社團的負責人跟我說,去他們那裏發言的都是國會議員或有名望的大學教授。那意思是我的資歷不夠。以前碰到這種情況我就直接放棄了,那天我終於悟到了答案。我回答說:「你們聽了那麼多專家的觀點,有時候也可以聽聽普通人是怎麼想的啊。」那人聽了立刻說:「是的,是的。」一週之後,我收到了這家團體的主動邀約。
回想曾經面對的驚濤駭浪,能走過來,都是修煉中的奇蹟。希望更多的學員參與其中,不錯過這些寶貴的機會。
以上是我的個人修煉體會,不當之處請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