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個年輕警察向我憤怒的喊:天安門自焚是怎麼回事?!我猛然被驚醒,意識到這些警察被中共用謊言毒害著,用利益驅使著,而我卻沒有用修煉人的善良去理解他們、救度他們。想到這兒,我把說話的語調放緩,緊繃的氛圍也輕鬆了許多。我說:我是希望你們平安。說到這兒,我的眼裏湧出了淚水。兩個警察對視了一下,不審了。但最後我仍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非法拘留結束後,我回到家中,覺的還有好多話沒有和這些警察說清,真是有些遺憾。還要去派出所講清真相嗎?我問自己。畢竟多年打壓迫害的原因,在我的眼裏,派出所那個地方就好像是虎穴,要是以往,我真的不想去。這些年來,派出所的警察為完成所謂的「清零」任務,多次想找到我,都被我迴避了,所以他們這次處心積慮的跟蹤綁架。但我又覺的應該去,理由很簡單:我是大法弟子,他們是眾生!而且現在疫情很嚴重,他們更需要健康與平安!於是,我決定到派出所找教導員要東西,能借助這個機緣和他們再講講真相。
教導員很忙,有時開會,有時不在,我就和辦案的警察、大廳裏的警察講真相。我說文革結束的時候,那些積極與整人的軍管幹部被拉到雲南秘密槍決,只給家人一個因公殉職的通知單了事。我們是按真善忍做一個好人,請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現在辦案終身制,這樣你們才能保護好自己和家人。疫情這麼嚴重,你們每天還這麼辛苦,要保重好身體啊……有的警察點頭;有的警察說是;還有一個警察臉上抽搐了一下,猛然轉過身,似乎是努力不讓眼淚掉下來。
我一共去了四次派出所,這個派出所的警察幾乎都聽過我講的真相了,尤其是這些年輕警察都「大姐、大姐」的叫著我,個個都像是我的親弟弟。
二零二四年八月,我在早市發真相期刊被不明真相的人惡意舉報,被抓到某派出所,我和這個派出所的警察講真相,他們也不想處理這個事,最後又把我推給了戶籍所在的派出所負責。我剛被帶到戶籍所在派出所,一個警察見到我,面帶難過的神情說:大姐,你咋又被抓了?教導員見到我,也說:你又來了,你母親自己在家可咋辦呢?
因為我母親年紀太大,溝通起來困難,他們打電話通知了我的一個親戚。親戚急匆匆的趕來後,教導員獨自悄悄的對她說:你趕快去她家,收拾下東西。我們按「程序」,一會兒得去她家查查。親戚說:那也來不及啊,乾脆你們上我家查吧。教導員同意了。
我當時並不知情。由於所謂的「執法過程」需要全程錄像,我被戴上手銬,隨後又被三個警察帶上車。我發現這幾個警察都換上了便裝,他們個個都是身高體壯的,穿著的背心卻有點兒緊,看起來不太合體。我感到有點兒奇怪。不一會兒,卻發現車子已經開到了親戚家所在的小區。為了不引起小區居民的注意,下車後警察用衣服遮擋住我被銬著的雙手。
到了親戚家,三個警察又換上了警服,在執法儀的鏡頭下開始「執法」:他們指著一個衣櫃問我親戚:這是你倆的衣服嗎?親戚說:是的。然後他們大致翻了翻,又看看書櫃和其它地方,一會兒就作罷。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切都是做樣子。
最初,派出所裏只有一個新來的年輕刑警對我很兇,我沒有被他帶動,我對他說:其實你很善良的。他反問到:我善良嗎?我說:你很善良啊!之後,他就對我很客氣了。在車上,他不時關切的問我手銬緊不緊,坐的姿勢得不得勁。
整個過程,我的感受就是──我變,警察也變了。這些可貴的生命值得被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