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營救同修中走出自己的修煉路
一、拒絕流離失所
那天快中午的時候，同社區同修的孩子突然電話聯繫我，說：「同樓的阿姨告訴我，我媽被警察帶走了。叔叔，我怎麼辦？」我告訴她：「趕快回家，儘量把家裏的東西收拾一下。然後根據家裏的情況，咱們再聯繫。」說完，我就給妻子打電話，因為妻子經常和這位同修在一起。可是撥了幾次電話，都無人接聽，於是我也趕緊騎車回家。
我匆匆乘電梯上樓，到了我家樓層，電梯門一開，發現對面赫然站著一個警察，離我只有不足兩米，他堵在樓梯口。我馬上反應過來，妻子遇到了麻煩，於是腳下不停，直接與對面的警察擦身而過，順樓梯快步下走。剛走了幾個台階，只聽警察在後邊喊我：「喂，你是幹啥的？你叫啥？」我頭也不回的應著：「跟你沒關係！」同時加快了腳步。警察一邊不斷的問，一邊開始往下追我。過程中，我聽到他用對講機在喊：「又上來一個，是個男的，正在往樓下跑。」跑過兩個拐彎處，我快速回頭瞥了一眼，發現他沒跟上，於是快速離開樓梯，閃到一個住戶的門前蹲下，掏出家裏的鑰匙，放進了身邊的管道間，以免警察抓到我，用我的鑰匙開我家的門。這時，我聽到腳步聲漸漸下樓去了，於是我又快速順樓梯向上爬，並一直上到了樓頂平台。
盛夏的樓頂平台，表層的瀝青被毒辣辣的太陽曬的軟軟的，每走一步都會留下清晰的腳印。整個樓頂，除了兩個單元用以登陸樓頂的凸出部份，幾乎毫無遮攔。我快步走到另一單元凸出部份的牆後，躲開太陽的直射，開始發正念。
一會兒，身在外地的女兒發來信息，問我在幹甚麼？我說：「你媽和我都被騷擾了，先不要聯繫，也不要擔心，事後我聯繫你。」孩子懂事，不再聯繫，但我知道她一定很擔心。我試著慢慢向樓下望去，隱約看到有兩輛警車停在我家所在的單元門口。時間在我發正念和快速思考中慢慢過去。一個多小時後，我忽然記起我電話裏有一位當地協調人家屬的聯繫方式，並馬上撥通了。恰好這位協調同修在家，了解到我的情況後，和另一位同修很快趕到了我所在的小區，並用電話告訴我先不要動，樓門口有警察。我從樓頂上看到了兩位同修所在的位置，然後繼續發正念。
大約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同修告訴我：「可以從另一個單元的樓道下去，門口有同修接應你。」於是我快速下樓。在樓門口，接應的同修見到我，說：「別抬頭，那輛電動車是開著的，你騎上就走。」說著，用手指了指外邊的一輛電動車，然後又要走了我的電動車鑰匙。大約十分鐘後，我們三個人在一個十字路口會合。簡單溝通情況後，同修問我有甚麼想法。因為我當時還不了解具體發生了甚麼，所以只說：「先發個消息，讓本地同修幫忙發正念吧。」然後，我回到了工作單位，並於當晚住在了辦公室。
第二天下午下班後，協調人同修聯繫我，給我送來了一把鑰匙，說是某同修家裏多餘的住房，如果我不能回家，可以去那裏住，並告訴了我具體地址。同修走後，我思考了一下，意識到：如果我從此住在同修家，就相當於流離失所了。如果我流離失所，怎麼去營救妻子？如果我流離失所，怎麼結束這個迫害？就這樣下去嗎？而且我隱約感到，這次的非法抓捕很可能不是針對我來的，那麼我就更不應該從此有家不能回，讓邪惡得逞了。於是，我決定去派出所要鑰匙，我要堂堂正正的回家！
路上，各種與怕心有關的念頭不斷的翻湧：「那天追我的警察會不會認出我？」「警察會不會正在找我，正等著抓我呢？」等等。我想到了師父的教導，心一橫，豁出去了，我就要直接面對邪惡，否定迫害，我把自己交給師父了！不到六點鐘，我到了所在小區的派出所門口，按了門鈴。值班警察問我：「幹甚麼？」我做了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我要回家，但身上沒有鑰匙。聽說我媳婦被你們抓來了，我想知道為甚麼抓她？同時把她的鑰匙給我，要不我進不了家門。」一會兒值班警察告訴我，辦案警察一個小時後回來，回來後才能給我鑰匙，讓我先在門口等著。
派出所門口的伸縮門有電子時鐘，我邊盯著時鐘邊發正念，清除這裏參與迫害同修的邪惡因素。一個多小時後，兩輛警車先後開進了派出所大門，我看到妻子從其中一輛車上下來。妻子注意到我，我開始向妻子喊話。過來一個小個子警察（估計是所謂主管辦案的警察）告訴我：「還得再等一下，掌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回老家了，正在往這邊趕，大概需要一個多小時。」於是，我繼續等，繼續發正念。
晚上八點多鐘，小個子警察來告訴我：「大哥，你今天晚上自己解決一宿吧，那個主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喝醉了，來不了了。」我大聲喝道：「那怎麼行？！我不到六點鐘就站在你們派出所門口等。大熱的天，我上了一天班，渾身是汗，到處是嗡嗡的蚊子咬，等到這麼晚了，你讓我自己解決？讓我露宿街頭嗎？這就是你們警察辦事的作風？」他說：「那你說怎麼辦？」我答：「怎麼辦是你們的事，你解決不了我就投訴！」他說：「那你就投訴吧！」然後，他站在那兒不走，看我如何反應。我拿出了手機，撥通了本區公安分局的110，向對方說了整個過程。對方很和氣，說：「大哥，你別著急，也別掛電話，我們現在就給你解決。」一會兒，對方告訴我，已經聯繫開鎖公司了，讓我再等會兒。
期間，派出所裏一個高大魁梧的警察（估計是所長）問我幹甚麼？我說：「我媳婦是個好人，平白無故就被抓來了，我來要鑰匙。」他蠻橫的反問我：「她是好人，我們都是壞人嗎？」我回答：「我不認識你，沒法評價你，我只說我媳婦是好人，信真、善、忍的人不是好人嗎？」他怒道：「國家不讓煉就非得煉？你不勸勸你媳婦，還來跟我說這個？！」我說：「甚麼叫國家不讓煉？法治國家要依法治國，你們警察不是執行法律的嗎？請告訴我，抓我媳婦的法律依據是甚麼？」他不再理我，氣哼哼的走了。
當晚九點半多鐘，我終於拿到了鑰匙，堂堂正正的回家了。
我剛進家幾分鐘，把家裏簡單收拾了一下，協調同修和另一位不認識的H同修敲門進來。H同修拿出兩個打印文件，其中一個是二零一一年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的50號令，宣布法輪功書籍已被解禁，是合法的。H同修說：「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咱們得去要人。把這兩個文件拿給警察看，給他們念一下，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合法的，讓他們放人。」我說：「我今天實在太疲勞了，現在只想洗個澡，休息一下，有事明天再說。」H同修平和但很嚴肅的說：「營救同修不能等啊，時間寶貴，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呀！」我被同修感動了：「唉，我真不爭氣，你們兩位是幫我來了，我還在這兒打退堂鼓！走，咱們去派出所！」
我們來到了派出所，按了門鈴，說明了來意。值班警察說辦案警察已經下班了，讓我們明天再來。無奈，我們往回走。剛回到我家，H同修和我交流：「咱們剛才不應該扭頭回來，最起碼應該把這兩份文件留下，讓誰看見都是講真相。」我略一思考，同意同修的看法。我們再次折返派出所。可值班警察無論如何不開門，也不接收文件。我們只得再次回家，路上，我真誠的向同修表達了感謝和認可，並認識到是自己正念不足影響了營救效果。
二、走出自己的路
以前，我曾多次參與營救被迫害的同修。一般說來，只要同修被綁架到看守所，我們一般都會習慣性的趕緊聯繫律師，然後按部就班的走程序。而這次，當妻子被綁架到看守所後，我並沒有按以往的套路走，而是經過冷靜思考的同時和參與營救的同修做了深入交流。我們最後確定了這樣的思路：
其一，營救同修不是唯一目地，大法弟子真正的使命是利用一切契機講真相，救眾生，揭露邪惡，否定迫害。既然目前要走法律程序，那麼最方便救度、最應該救度的就是公、檢、法人員與律師。
其二，公義論壇上已經提供了相當完備的反迫害法律知識，可以隨時查閱和諮詢，常用的法律文書都有具體的範文和模板，稍加改動即可使用，大大降低了同修及家屬利用法律反迫害的門檻兒。
其三，我個人有較好的說、寫能力。同時，與其他同修相比，我掌握的法律知識和與公、檢、法及律師打交道的經驗也比較豐富。於是，在這次營救同修的反迫害中，我們是按照以下的方式做的。
1、聘請單次會見律師
見到律師後，我們再次明確了只是單次會見，並不會委託他當庭辯護。然後，我把想要與妻子溝通的內容逐條例出，打印在紙上，並告訴律師，此次會見把這些內容傳達到，並得到相應的回覆即可。律師看了一下，略顯詫異：「只問這些內容？」我反問他：「您甚麼意思？」律師解釋說：「你們夫妻之間沒有家庭方面的事需要溝通一下嗎？」我笑笑，說：「家庭方面的事我們很默契，不需要專門溝通，您把這些列出的內容做好就可以了。」
然後，我拿出兩個文件（公安部的39號文和新聞出版署的50號令）給他。他看了看又還給我，說：「我看懂了，既然我不負責辯護，這文件還是你收著吧。」
2、投遞法律文書，索要非法扣押物品
按照妻子提供的信息和公義論壇的模板，我對涉案警察進行了控告。控告信不但發到了本區的公、檢、法系統，還發到了省級及國家相關部門。當然，也郵寄給了參與迫害的警察本人。因為都是用掛號信或EMS郵寄的，所以全部郵寄到位。過後，也收到了幾個部門的電話反饋，有的表示理解，有的給出了建議，也有的表示自己沒有直接管轄權，但沒有一例負面反饋。
隨著案件的進展，我按照公義論壇提供的模板，在迫害的每一個階段都向相關部門寄去了大量法律文書，包括《以案釋法申請書》、《變更強制措施申請書》、《不起訴申請書》和《排除非法證據申請書》等等。
案件到檢察院以後，我開始到派出所要求歸還被非法扣押物品。我明確告訴涉案警察G：「按照法律，卷宗送達檢察院後，與案件有關的物品已經隨案移交，其餘的應該歸還家屬。」G含混的說：「我們已經全部移交了，沒甚麼可給你的。」我說：「你確定扣押清單上的東西全部與案件有關嗎？」他支吾著不正面回答。被我追問的緊了，G說：「你看看你家裏邊缺了啥，寫下來，我給你解決。」我說：「怎麼能按照我家裏缺了啥來解決呢？一是你們從我家裏拿走了很多東西，我一下發現不了那麼全，另外也不能我家缺啥都找你要啊！你應該給我一份或最起碼向我出示一下扣押清單，才能確定啥東西應該給我吧？」就這樣，我通過打電話和直接到派出所多次和G溝通，可他就是推三阻四，不解決問題。這期間，我也把那兩份文件給了他。
後來我又一次到派出所見G，告訴他，我這次不是來要東西的，是作為一個合法公民，口頭要求他信息公開，向我提供派出所關於扣押物品處理的具體規定和相關流程。他一下漲紅了臉，結結巴巴的說：「我們辦案都是合法的，都是有錄像的。」我說：「我沒說這個，我要求你信息公開，看看規定怎麼說的，按規定辦事就行了。」他說：「你等會兒，我向領導請示一下，儘快給你解決。」然後，他跑到屋外離我很遠的地方去打電話了。很久以後他回來了，對我說：「你先寫個申請，列出幾樣主要的東西，後續的咱們再說。」於是，我列出了電腦、手機、移動硬盤等幾樣被他們搶走的物品。幾天後，他們把列出的這些物品還給了我。
幾個月後，妻子遭非法開庭，並被枉判了幾個月的刑期。一審法官明確說，從我家裏搶走的大法書籍單本、單冊的均不計入量刑證據。於是，我拿著一審非法判決，再次來到了派出所，告訴G警察：「現在，先按照這個判決，把與案件無關的扣押物品還給我，因為這部份沒爭議。其它的我也不認可，但我不找你，我去找法院。」我還專門告訴他：「法官說單本單冊的法輪功書籍不計入量刑，也就是正常的持有，也要還給我。」G複印了一審判決，說向領導彙報以後給我答覆，讓我等幾天。可是接下來大約又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他又說出各種荒唐的理由推脫。
我按照另一個警察的提示，去了區公安分局的信訪辦。那天，正好是一個分局長值班。聽了我的陳述後，他說：「大哥，你是個明白人，說的很清楚。這個事兒真不應該拖這麼長時間，還讓你跑這兒來。你別急，我馬上給你解決。」說著，他當著我的面給涉案派出所所長打電話，告訴對方必須儘快解決。然後告訴我：「大哥，你去找這個派出所的L所長，他會儘快給你解決。讓他把電話留給你，省的你一趟趟的總跑，耽誤工作。」
我去了派出所，直接找到了L所長。L所長叫來了G警察，讓G當天下午專門開車帶我去了一審法院，想讓法官明確一下涉案物品。可一審法官都沒見他，只在電話裏說了一句：「我在判決中已經寫的很清楚了。」回來後，L所長告訴我：「大哥，我知道你們還在上訴，等二審裁定下來，我一定按規定把東西儘快發還給你。」
3、通過講真相，發掘本地律師資源
迫害案件到檢察院後，我開始申請成為家屬辯護人。我相信，只要我能上庭為妻子同修辯護，即使沒有專業律師，我也能堂堂正正的、明白的說清信仰真、善、忍合法，修煉法輪大法無罪。因為作為家屬，我沒有律師對中共邪黨管控司法系統的顧慮，反而能表達的更準確、更到位。
因為當時處在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期間，我用電話與檢察院溝通，我告訴他們我要做家屬辯護人，而且手裏有女兒簽的委託書。他們說研究一下，然後答覆我。幾天後，他們打來電話，告訴我：「如果你們聘請別人做辯護人，你和女兒都可以委託，但如果是你自己想做辯護人，就需要當事人親自委託。」我知道，他們這樣要求，其實並不完全符合法律。但我當時考慮如果花更多的精力和他們在這方面糾纏，就會把事情耽誤了。於是，我用掛號信給妻子寄去了兩份委託書，讓她簽字後給我寄回來。同時，聯繫上一位老大姐，她女兒和我妻子被關押在看守所的同一監室，她認識看守所的警察。我也請她幫忙，讓我妻子儘快把委託書寄出來。
可一直等到案子到了法院，我也沒收到委託書。我冷靜下來向內找，是不是我有顯示心？太執著自我了？感覺確實存在這方面的因素。於是，我決定為妻子聘請專業律師。其實在我看來，因為不執著於辯護結果，重點是講真相、揭露迫害，所以只要滿足基本條件，即了解大法基本真相，能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做合法辯護（不只是無罪辯護），都是可用的律師。具體的做事方式和辯護策略，可以在合作中進一步溝通。這個想法是此前就和其他同修交流後確定了的。
我把請律師的想法告知一位參與此次營救的同修，該同修和我妻子很熟，她說：「以前我和你妻子參與營救其他同修時，都很欣賞北京的B律師，很穩重，也很有正義感，就是收費比別的律師高一些。」修煉這麼多年，我一直存在利益心重和做事強勢的問題。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改正，心性要提高上來，所以這次聽了同修的建議，我毫不猶豫就做了決定：「好，聽你們的，就請B律師！」
同時，我從網上查到了很多當地的律師事務所，把相關的律師一一記錄在本子上，然後一個一個的向他們電話諮詢。一般來說，電話撥通後，我會先向他們簡單介紹案情，並說出我的看法和要求，告訴他們我要為妻子做合法性辯護，而不是簡單的無罪辯護，因為這二者是有區別的。有的律師沒有接觸過這類案子，我就把我知道的法律規定等相關真相信息告訴對方，並回答對方提出的疑問。有接觸過這類案件的律師，會告訴我實際操作的效果是甚麼樣的。
其中有一位在檢察院當過多年檢察官的律師明確的告訴我，不能做無罪辯護。我問他：「為甚麼？」他說：「『上邊』不允許做無罪判決。」我告訴他：「我請律師的目地不單單是減少家人的痛苦，更要通過這個過程讓更多的人知道甚麼是善惡對錯，要為社會的公義發聲。」他聽後很觸動，表示可以做無罪辯護。
大概在兩個多星期的時間裏，我聯繫了幾十位當地律師。除極少數律師表示所裏不允許接這樣的案子外，大多數律師都表示可以做，而且收費比我們從外地聘請的正義律師低很多。有意願做的律師還會要求我把相關資料發給他，或進一步面談。我就用一個專門手機，把加密壓縮的文件包發給對方，一般包括《起訴書》、我投遞用過的法律文書、公安部39號文、新聞出版署50號令、公義論壇提供的辯護詞模板等內容。通過這一番聯繫，我手裏就有了近三十位可以為大法弟子做辯護的當地律師。
此外，我還通過電子郵件，以求助的方式向全國各地的很多律師寄出了包含真相內容的辯護詞，並收到了一些律師的反饋。有的表示理解和支持，想進一步溝通；有的說自己不擅長做刑事辯護，但表示同情；也有的律師思想被中共邪黨文化和謊言矇蔽的厲害，說些難聽的。我都善意、平和的回覆，並從法律和做人的常識方面歸正對方。
三、注重書信溝通，增強同修正念
我自己有過被中共邪黨迫害到黑窩的經歷，也曾多次與遭過迫害的同修交流，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在看守所，能經常收到家裏來信的人，周圍人都認為這是有家人管的人，所以會不太受欺負，那裏的警察也這樣認為。對於大法弟子來說，能經常收到同修的來信，則常常能感受到同修間的提醒與鼓勵，從而增強正念，化解魔難。
自從妻子被綁架到看守所後，我一直堅持給她寫信，每週一封，從不間斷。即使是出差在外，我也一直將信封、信紙、郵票帶在身邊，確保信件及時發出。而且，我對於給妻子寫信非常重視，因為那是彼時我們溝通信息的唯一方式。為了把信寫好，我會把平時學法時的感受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方式記下來，把自己生活、工作中的感悟用修煉的標準衡量後記下來，這些都是我寫信的素材。我知道我發出的每一封信，在妻子看到之前，警察會首先看到，有時甚至不止一個警察要看。妻子收到信件後，周圍的姐妹們也一定會看，甚至是爭著看，因為那裏邊的家信不是私密，而是公開的。也就是說，我寫出的信，要讓所有看到信的人都受益，包括妻子、同監室的姐妹以及警察。
在信中，我會輕鬆的談疫情、談天氣、談物價、談新聞、談生活感悟以及我的讀書心得，有時還會寫詩、寫故事，讓讀信的人既能了解外界的信息，又能讀懂這些信息，同時還能感悟做人的道理，也就是常人目前常常掛在口頭上的「正能量」。當然，真正重要的讀者是妻子同修。寫信時，我會將自己從師父的講法中悟到的法理，去掉敏感詞後用近似的話自然的體現出來，讓她感受到。實踐證明，達到了這樣的目地。
妻子回家後告訴我：「出看守所時，警察不想讓我把這幾十封信帶回來，理由是我已經看過了，沒用了。我告訴她們：這是我們夫妻間在這段特殊時期的交流，是非常珍貴的記錄，我要永遠保存下來，甚至給後人看，所以我必須帶回去！」回家後，妻子真的用專門的一個像冊把這幾十封信珍藏起來。
妻子告訴我：「周圍的人都很喜歡看你的信，甚至比我都喜歡。有時信送的晚，她們甚至會著急的說：你家的信咋還不來呀？那些人還不由自主的表示：真佩服你們。甚至同監室的『大班兒』說，出來後，要把兒子送到咱家裏來學傳統文化。」因為她們通過這些信，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誠、善良、寬容，看到了美好與希望。
四、援助律師也不能忽視
一審非法判決下來後，妻子很快就回家了。但妻子明確向他們表示要上訴。於是，我和妻子一起利用上訴的方式講真相、揭露迫害、反迫害。我們向當地中級法院提交了詳細、準確的《上訴材料補充》、《非法證據排除》、《公開開庭申請》等材料。同時，在中院法官無理通知不開庭審理後，我們利用公義論壇提供的建議和模板，向很多政府和司法部門寄去了既有真相內容又有法律條款的求助信。
在此過程中，我們明確認識到，援助律師是我們不可忽視的講真相的對像。上訴程序開始後，中院法官問我們是否要援助律師，我們表示需要，於是和援助律師D取得了聯繫，並進行了面談。我們不但把相關的文書、文件提供給D律師，而且以這次對我妻子迫害為例，具體講了公檢法人員的違法之處。因為我們提前學習了相關的知識，把關鍵點說的清晰、明白，D律師表示同意我們的意見，並表示了對大法弟子的同情。我們也向她表達了感謝和認可，同時問道：「如果遇到其他需要幫助的修煉者，你是否可以做無罪辯護？」她委婉的表達可以。
大約一個星期後，D律師告訴我們，中院法官催了她幾次，讓她交辯護詞。可我們曾在面談時明確告訴她：我們有充足的法律依據應該開庭審理，否則，就一定不提交辯護詞，不配合她們的敷衍了事，而且我們還會投訴她。D律師表示理解。但幾天後，她又來電話，告訴我們法官又在催辯護詞，可能不會開庭了，而且她表示很有壓力。於是，我打電話找到法官，問她是否開庭，她回答：「合議庭決定不開庭了。」我說：「按照《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應開庭審理。」她說她知道，然後又說了些合議庭會公正審理等敷衍的話。我告訴她：「既然這樣，那我們只好投訴了。」同時正式通知她，我們解除與D律師的代理關係。
當天下午，我們給法官送去了解除D律師代理關係的書面通知，以免D律師承受不住壓力向法官提供辯護詞。出乎我們意外的是，法官收到通知後，問我們還要不要再次指派援助律師。我和妻子簡單溝通後，回答：「當然要。」因為我們就是要在這個過程中給更多的人講真相，越多越好。
我們見到了第二個援助律師Z.會面前，Z律師在電話裏曾向妻子表示：「既然D律師達不到你們的要求，那我也不行。」聽了妻子的介紹後，我又給Z律師打電話過去，問她：「律師是獨立行使辯護權的。如果我們的想法和要求不符合法律，您作為代理律師，可以糾正我們，我們願意聽取您的建議。如果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符合法律，您為當事人負責，會有甚麼壓力呢？」她略一思忖，說：「你說的對，我們是獨立行使辯護權，不違反法律，談不上甚麼壓力。」我說：「那就沒問題了，我們應該可以合作呀！」於是，她約定了面談時間。
見面後，我們向Z律師介紹了前面發生的全部過程，也向她提供了所有用過的法律文書、文件，談了我們對案件的見解和要求。同時告訴她，解聘D律師是不想讓她承受過多的壓力，並表示了對D律師的理解和認可。過程中，Z律師對我們很認可，甚至不由得感慨：「你們在這個案子上已經很像專業律師了。」
到此文成文時為止，我們反迫害的上訴仍在進行中，我們以此講真相、救眾生的正念正行仍在進行中。
（責任編輯：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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