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營救母親同修的過程中提高（上）

【明慧網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我是一九九八年走入修煉的九零後青年弟子，由母親帶著走入了修煉。在還沒有開始迫害之前，我年齡小，善良單純，所以學法煉功都很精進。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的邪惡瘋狂迫害，導致母親被非法拘留幾次，還被非法勞教兩年，不修煉的家人對大法的態度也由認可轉變為不支持。慢慢的，我雖然沒有放棄修煉，但是開始變的越發不精進，浸泡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漸漸混同於常人。

在國內上完大學本科，很幸運的有機會來到海外讀書。我想，也許這是給我安排的修煉的路。我知道海外的環境更有利於我的修煉，所以在國外大學畢業後，我毅然決然選擇留在海外。

母親被綁架，積極營救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給國內的母親同修打電話，卻發現怎麼也聯繫不上她了。我一直等到國內的第二天早上，才給父親（常人）打了電話。我父親的語氣聽上去十分頹廢，他說昨天下班回家就發現家裏沒人，門沒鎖，燈也開著。母親的臥室明顯有被人翻過的痕跡。母親的書、數據、手機、打印機、計算機都不見了，而且母親一晚上都沒有回家。當我聽到這些的時候，心裏一下就涼了，我知道母親應該是被警察綁架了。

我母親幾年前就被非法勞教過。那次是在一天深夜，警察突然私闖民宅，破門而入，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抄家抓人。母親被非法拘留期間，有人勸我父親上派出所要人。但是我父親膽子小，去了一趟但無功而返。警察還忽悠他說，關幾天就會放回來，別再來了。結果左等右等，等來的是非法勞教兩年的判決書。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懵懂無知。如今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我下定決心，絕對不能讓當年的事情再次發生，我要盡我的能力去營救我的母親。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營救，對營救的事情毫無頭緒。我首先聯繫當地同修，並馬上通知了當地的佛學會，讓佛學會幫忙轉發一下我母親在大陸被綁架的事情。這樣做一是希望大家能夠幫助母親發正念，再一個是想集思廣益，看看同修們有沒有關於營救的好建議。

當地的同修們聽說我家的情況後，都非常的關心我。紛紛主動聯繫我，並將他們之前參與營救或者被營救的經驗告訴了我，使我對營救的事情有了些頭緒。有一位曾經被成功營救出來的同修對我說，要儘早的在明慧網、大紀元網上將邪惡所做之事曝光，營救平台的同修會幫助我給國內參與迫害的警察打真相電話。我也可以進行網絡徵簽，將迫害的事在外國也進行一個廣泛的曝光。我還可以給外交部、當地議員、駐華大使館、國際大赦組織寫求救信。她還提到當時她就是被國際大赦組織救出來的。她的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動力，讓我一下子對營救的事情充滿了希望。

給常人家人講真相

當然，麻煩也是接踵而至。首先就是來自家人（常人）的不配合。由於我身在海外，很多事情還需要在國內的親人幫忙。這些年來，我父親知道大法是教人修真向善做好人，但是由於我母親曾被勞教迫害，膽小的他對我們修煉大法沒有支持的態度。這次母親再次被綁架，又使他產生了負面的情緒和想法。一開始，他還會去派出所打聽母親的下落。去了幾次之後他就開始產生了抵觸情緒，不願再配合我了。他說派出所警察都說了，法輪功的案子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最不好處理，判多判少都是不一定的。家人一律不准接見，只能回去等消息。我父親還埋怨，說甚麼胳膊擰不過大腿，為啥要跟共產黨對著幹等等，他說他已經放棄了。

我知道我父親說的這些喪氣話是對我的干擾與考驗。首先，我意識到舊勢力是想利用我父親和警察的話來讓我產生消極的負面情緒，他們想讓我失去信心、放棄營救。我馬上識破了舊勢力的邪惡伎倆，正念否定一切舊勢力的安排，不給舊勢力任何可乘之機。同時徹底清除在我父親背後操控和干擾他的一切邪惡因素與物質，不許它們利用大法弟子家屬來進行干擾迫害。常人也許會在生活的困苦中產生無能為力的負面想法，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真修的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要用正念去看問題，而絕不能被常人負面情緒所左右。 並且，我們還要用我們的慈悲和善念來引導出常人的正念。所以，我向師父保證，我不會讓舊勢力得逞，任何形式的干擾都不會影響我營救母親的決心。

我告訴自己，父親的埋怨一定是因為他在派出所要人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我安撫他的情緒，問他到底發生了甚麼。果不其然，他說他去派出所多次，那些警察總是想方設法打發他走，不讓他再來，要不就是不理睬他，晾著他，或者冷言冷語的把他懟回去。他說他不想再去那個地方了，他不知道他去派出所要人的意義是甚麼，感覺去了也沒甚麼用，像傻子一樣站在那裏。我知道，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作為修煉人，我應該設身處地的為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能站在他的角度體諒他的不易了。

他之所以產生負面情緒，歸根結底是因為他看不到希望。這是因為我沒有給他講好真相的緣故。所以，我先針對他的癥結，告訴他去派出所要人的意義：修煉法輪大法和擁有法輪功書籍在中國完全是合法行為，目前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說修煉法輪功違法。這些警察並不能出示任何事實證明我母親違法了哪一條法律，卻綁架、拘禁我母親，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屬於違法行為。他們不是光明正大的，是害怕曝光的，所以他們想盡各種辦法來阻止你去派出所要人。

我父親又問：那你能怎麼樣？現在中國是由共產黨把控。我說：首先我們要告訴這些涉案警察，現在中共頒布了一個規定，每個公檢法人員製造的冤假錯案，將來要被終身追責。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將來都要為自己所作所為來承擔責任的。如果這些警察一意孤行，我們就將他們的行為予以曝光。國際的人權組織對法輪功學員的遭遇十分同情，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現在美國已經立法了，將會懲治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這些警察在海外的資產將會被凍結，他們的子女也無法出國。這些貪官貪了那麼多錢，不就是為了出國過好日子嗎？現在，凡是參與迫害大法弟子，他的出國美夢就別做了，有錢也出不了國。在中國呆著吧，他們心裏也是惴惴不安，不知道哪天就被共產黨當了棄子，最後弄個裏外不是人。

當我爸聽到我講的這些，漸漸的平復了心情，還靜靜的問了一句：這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現在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有一個數據庫，裏面收集了所有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名單、電話號碼，家庭住址、家庭成員等身份信息。當惡人的名字放到上面後，他們將無處遁形。當我父親了解了當今的國際形勢，一下對營救我母親的事有了信心，並表示願意繼續配合我。

我母親被非法關押期間是不准家屬接見的，只有律師可以接見。同修們建議要找一個正義律師去見一見我母親，了解一下她現在的情況。我找的都是大紀元曾經報導過的比較正面的律師。在聯繫第一個律師的時候，遇到了很多挫折。我又找了第二個律師，這回成功的約見了這位律師。我父親去了律師事務所，跟這位律師講了我母親的事情。這位律師邊聽邊嘆息搖頭，他說，他真的非常佩服法輪功學員，他們真是好樣的！但是他對這個國家很失望，根本就是無理可講。他想幫忙，甚至可以免費給法輪功學員打官司，但是因為之前他幫助過法輪功學員，之後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現在他不敢再接這樣的案子了。現在司法局有規定：不能給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只能做有罪辯護。他說：法輪功學員是無罪的啊，我怎麼能昧著良心給他們做有罪辯護呢！

這次雖然沒有成功的請到這位正義律師，但是這也從側面給我父親講了真相，使我父親對大法產生了敬佩之情和更理性的認識，這些都在無意中改變著他的觀念。

這個過程使我意識到，給家人講清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家人徹底的明白了真相，破除他們頭腦中對大法的不解和對中共的懼怕，他們才能更好、更有信心的配合我們反迫害。

在營救過程中去掉自己暴露出的執著心

經過我父親的多方打聽，我們基本了解當天發生的經過。同修提供給我一個數據庫，裏面是RTC營救平台同修們多年不懈努力總結下來的全國各地派出所、公安局、六一零辦公室、公檢法人員的電話。我從數據庫中找出了相關辦公室和警察的電話，整理出來發給明慧網和大紀元曝光。我同時還寫了英文的文章在英文明慧網上曝光。

我父親還打聽到，現在實行辦案一體化，誰抓的誰審，大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來收集材料和所謂的「犯罪證據」，派出所將材料遞給檢察院，由檢察院判決。另一位曾經被非法勞教過的同修也跟我說，最佳的營救時間是第一個月，越早營救效果越好。在沒判的時候比較好營救出來，等判了就不好救了，等等。聽完他們的描述，我無形中就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一個月」的期限，產生了對時間的強烈執著。我開始變的有些急躁，每天都在爭分奪秒營救我的母親。我對時間強烈的執著就導致很多事情進展的非常不順利，所有的事情都被無形的拖住了腳步。

首先，就是我發到明慧網的曝光郵件遲遲沒有發出來。這裏面有我一個強大的私心，因為我的曝光郵件裏面粘貼了很多的警察電話，如果明慧網早點發出來，營救平台的同修能儘早的開展營救、打真相電話。時間一天天的過去，我將相同的郵件給明慧網發了好幾遍，還請求當地其他的同修幫我發相同的郵件。雖然最終曝光邪惡的郵件被刊登出來了，但是由於自己強烈的執著心，給明慧網的同修造成了很多重複的工作。在這裏也想為自己曾經無知的行為，向明慧網的同修們道歉。

其次，我一直認為我母親被綁架這個時間是一個非常不巧的時間點。十二月份正是當地同修開展神韻項目的時候，我聯繫當地幾位RTC平台的同修幫忙打真相電話，但是很多同修想要幫忙卻也是分身乏術。與此同時，呼籲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進行營救的事情也出現重重困難。此時趕上是全國議員大洗牌，要重新選舉，我根本就無法聯繫當地議員。我只能先給國際大赦組織，外交部，駐華大使發郵件。然而郵件早早的發出去了，我卻遲遲收不到回信，我開始有點坐不住了。要知道十二月份離聖誕節和新年很近了，過年期間收到回信的幾率很小，離「一個月」的期限越來越近。

外國人辦事速度對中國人來講有些緩慢，但是我又不敢發郵件催促，怕給外國人造成不好的印象。正在我焦急萬分的時候，一位外國同修與我交流，說不要對外交部給予太多希望。現在太多人在大陸被迫害了，他們根本管不過來，何況我也不是他們國家的人。我的常人同事也說了相同的話，說現在各國政府更想跟中國政府做生意，收不到回信很正常。這些話無疑是給我澆了一盆涼水。因為有同修曾被國際大赦成功營救出來，所以我當時就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來自外國政府和國際人權組織的施壓和營救上。但是長時間看不到回信，又加上週圍人對此事的不同見解，使我心裏越來越不穩。

我打電話給那位曾經被營救出來的同修，希望能從她那裏得到一絲絲安慰和肯定。然而，她在電話中說：我沒有說過國際大赦能保證一定就能把你媽救出來。我僵住，下意識的說了一句：「那我給他們寫信是為了甚麼？不能把人救出來，那我為甚麼要花時間在這件事情上呢？」同修聽我說完後，非常嚴厲的批評我：「你寫信是為了講真相。一切都是為了講真相救眾生。你如果只想著把你媽救出來，那你修的也太低了！」同修的話對我無疑是當頭棒喝，尤其那句「你修的也太低了」，更是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內心。但是我知道同修說的是對的。一定是師父看我總是不悟，就借用同修的口來點化我，直截了當的指出了我的問題。

我深深的反思了我自己。首先，我有一顆強烈私心和對母親的情，我做的一切營救的事都建立在「救我媽」的基礎上，我為此而奔波苦惱，傷心欲絕。

我帶著一顆強烈的人心做事，是不會被師父和宇宙中的正神認可的，師父也沒法替我做主。同修說我「修的太低了」，真是一點錯兒都沒有。再者，我有很強的做事心。同修們給我介紹了很多成功的營救經驗，這些對我十分鼓舞，也讓我一度認為，只要我能把這些事兒都做好，那麼我母親被釋放是指日可待。我展開了這麼多的營救的方式，而且是從多個方面、不同角度去營救，應該總有一個是管用的。我陷入了一種不停的做事兒中，把做事兒當修煉。

此外，我還有做事求結果的心，我急於看到營救的進展和回饋，卻忘記了修煉中的提高和在反迫害中講真相救眾生才是我的重大使命。我沒有站在修煉人的角度來思考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這讓舊勢力抓住了把柄，製造假相干擾，好似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了僵局。

並且，我太依賴於常人了，潛意識中覺的這種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的影響很大，能對中共邪黨有很大的威懾力，他們出面的話，人被釋放的幾率會很高。我這不是把他們放的太高了嗎？不是我們大法弟子在助師正法救度眾生嗎？怎麼能期待常人來救我們呢？

在這期間，同修還給我轉發了幾篇明慧網的文章，這些文章對我提高幫助很大，也一下讓我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同修們在遇到綁架和迫害時，想到的不是害怕和恐懼，而是用正念看問題，把它當做是換一個環境講真相。因為無論在哪裏都可以全面做好三件事，證實法救度眾生，結果是救人的路越走越寬。同修始終信師信法，相信師父主掌一切，把一切交由師父安排。同修們的文章提醒了我，我告訴自己，我和我的母親都是師父的弟子，我們的一切都交由師父安排的。我無需操心我母親的情況，因為無論她在哪裏，她都有師父保護，她都有師父給她安排的路，而我有師父給我安排的修煉之路，修煉誰也代替不了的。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利用母親被綁架的事實來講清真相救度眾生，並在這個過程中去掉不足和人心，提高自己。

但是即使我意識到了，也決定要做好，可是這個對母親的情不是說放下當時就能完全放下的。無時無刻不在的思念讓我的內心無比痛苦。情到深處時，我就會淚流滿面，哭的上氣不接下氣。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感覺被一個很大很沉石頭壓著胸口，讓我喘不上來氣。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天又一天。

此時，我只能通過多學法來增強自己的正念。在讀到《轉法輪》第四講<業力的轉化>時，我就告訴自己，我現在是在承受很大的痛苦吧？那麼我自身的業力就在轉化成德，我承受多大轉化多大。我要是能去掉這些執著心和情的物質，那我就提高上來了，我的功不就長上來了？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我就堅信，我一定能擺脫情對我的束縛和給我造成的痛苦，我一定能行！

當我堅定正念，加強學法發正念，突然一天早晨起床，我發覺那個折磨我的情和對母親的擔憂消失不見了，感覺就是那個東西離開了我的身體，不再能影響我的情緒了。這是在我母親被綁架後，我第一次感受到輕鬆和坦然。我十分感激師父，一定是師父看到我有想提高和做好的心，就幫助我一把，把這個情的物質拿掉了。

但是，第二天我又重複了之前那個狀態，內心痛苦壓抑。但是這個強度沒有剛開始的時候大了。我繼續加強學法，慢慢的就又變好了。這樣的狀態反覆重現了幾次，每一次痛苦的強度都會比上一次減輕一些。到最後這個情的物質已經不足以影響和干擾我的正念了。

放下人心，做而不求，但是該做的營救的事項還是要繼續。我也在持續的給國際大赦和外國政府寫補充材料。儘管只有國際大赦組織給了比較正面的回覆，但是我知道，我做這些事情不會沒有意義。我給外國政府寫的求救信，不是在給外國政府再一次講真相嗎？讓他們知道：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遭受嚴重迫害，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今天又有一個事實擺在你們面前，你們是要維護民主自由人權？還是不想招惹中共、繼續視而不見？在善惡正邪面前默不作聲，只想到獨善其身，無疑是助長了邪惡的力量。那麼我們給西方政府寫信，不也是在給西方政府一個選擇未來的機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