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學大法提高心性,加強煉功轉化本體
從修煉一開始,我和妻子同修就很注意學法,雖然還不知道法理和深層的內涵,但從表面字意上感覺,這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書。那時迫害還沒有發生,我倆都還在單位上班,我把書帶到單位,一有空閒時間,我就拿出來看書學法,出差時帶在身邊,越學越愛學,真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妻子下班後吃過晚飯去學法小組參加集體學法。有時我倆還利用在家休息的時間,聽師父的講法錄音,一起學《轉法輪》,加深對大法的理解。我們深深體會到,我倆之所以能夠堅持走到今天,闖過舊勢力設置的重重難關和一道道險阻,離不開師父的精心保護,更離不開我倆當初和平時多學法、學好法打下的堅實基礎。
隨著學法的不斷深入,我倆體會到,只要用心去學法、用純淨的心態去學法,法理和法的內涵才能展現給我們,法力才能在我們身上和我們空間場發揮作用。所以我們在修煉中,遇到身體上的過關,舊勢力騷擾、干擾或迫害中的考驗、過關,只要我們心中裝著法,法理清楚,用法指導我們去對照和應對這些考驗和關難,就無所不能,就能平穩順利的走過關難;反之就很難逾越和走過,很容易掉下來。所以,我倆認為在修煉中學法是第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證。
我倆在多學法、學好法的基礎上,注重加強煉功。開始剛得法時,妻子在學法點跟同修學功,按照師父的教功錄像去學功,很快五套功法全部學會,每天早晨四點鐘去禮堂廣場參加集體晨煉。那時我還在單位上班,晚上回來跟著妻子學習煉功。一段時間以後,我也把五套功法學會了,但我不如妻子煉的熟煉,煉的準確。為了儘快準確掌握煉功動作,我就在家裏跟著師父的教功錄像學,一有時間,我就和妻子一起煉,慢慢的就逐漸煉熟了,動作基本準確了。
可還沒等我投入到集體晨練中去,迫害就發生了,從此,我倆就失去了集體煉功的環境。從那時起,每天早晨我倆就在家裏用煉功錄音帶,伴著煉功音樂堅持晨練。二零零零年,邪惡迫害逐步升級,我由於怕心和懈怠,放鬆了煉功。從那一刻起,我的身體每況愈下,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重新復發。二零零三年我輾轉北京三零一醫院、陸軍總醫院都未能醫治好這「三高症」。可這期間,我妻子一天都沒有放鬆修煉,每天堅持學法煉功,並和同修單線聯繫,拿資料、週刊,晚上出去發資料救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我從北京回來,妻子勸我說,你還接著和我一起修煉吧,只有大法能救你,只有師父管你。從那一天起,我又從新走入了大法修煉,每天堅持學法煉功。但當時處在一個獨修狀態,下了班自己在家學法,早晨和妻子一起煉功。這次從新走回來煉功,前四套功法,我還能堅持煉完,第五套功法就堅持不下來,不僅堅持不下來,而且還不能雙盤,只能單盤,單盤還要在後背挨牆靠一個枕頭,這樣只能堅持三十到五十分鐘。那時我的心裏既著急又痛苦,妻子見狀說,老這樣也不行啊,要不你也去學法小組參加集體學法吧,集體學法場正,能量場強,對你煉功有好處。可那時我還在上班,迫害還在繼續,自己還有些顧慮和怕心,一時還走不出去。
二零一三年年底,當地幾位主要協調同修找到我家,與我進行交流,建議我走出來,配合整體做好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的事,這既是個人修煉的昇華和提高,也是整體的昇華和提高。可也有協調同修為了我的安全,不想暴露我的身份,(因我還上班)不同意我走出來公開露面,當時協調同修的兩種意見,都是站在為我修煉的角度考慮,都是為我好。後來我經過再三考慮,用大法法理去對照,用正念去看問題,覺的應該突破這個層次走出去。
在學法小組集體學法一段時間後,確實使我受益匪淺,學法時穿戴整齊,坐姿端正,靜心學法,敬師敬法。煉功時,站姿正確,隨著煉功音樂和師父口令煉功,同修間還互相提醒,互相糾正。四個月後,我煉靜功時,終於能盤一小時了。現在我和妻子基本能做到每天堅持晨煉,以前鬧鐘定到三點四十分起床,每天與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晨煉兩小時。我倆精神爽朗,身體健康,為我們這些年來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提供了強有力的身體和精神支撐。
二、突破自我歸正狀態,持之以恆發好正念
迫害發生後,我們的修煉進程和修煉中所涵蓋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從法中我們知道,一九九九年以前是大法弟子的個人修煉階段,一九九九年以後,是大法弟子正法時期修煉。正法時期修煉的大法弟子,就要按照師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即學法煉功、發正念、講真相救眾生。我和妻子明白了前後兩個階段的修煉內涵後,在接下來的修煉中,我們就嚴格按照師父對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增加了發正念的內容。我倆知道要做好三件事,發正念是其中的一件。做好這件事,對做好其它兩件事也很重要。
可這件事說起來容易,真正實際做起來有點難,尤其是按照正確、準確、具體的要求做起來就更難。當然這件事也有修煉的因素在裏面,如果不用修煉人的心態和正念去對待,就很難做好這件事。就先說這四個整點發正念吧,開始我和妻子還基本能夠做到,因為剛開始我們看到明慧編輯部,發表的發正念的具體內容和要領時,心裏很重視,可時間一長,也就習以為常了,尤其是夜間十二點發正念,就更難保證了,即使白天三個整點也不是百分之百保證得了。其次是發正念的內容和具體要求,開始時還比較認真,把明慧編輯部的發正念要領和內容抄寫下來,利用其它時間背下來,發正念時在心裏默念。一段時間裏做的還基本正確、準確。後來明慧編輯部又做了更新,再加上有時本地區協調同修,為被綁架同修、病業同修組織的集體發正念,一是內容有別,二是具體瑣碎,很難記住也很容易記混,想起甚麼發甚麼,有時也加上自己的念,思想很難靜下來。這樣一來就使發正念的效果大打折扣,基本起不到發正念的作用。再說發正念時的坐姿和手印姿勢吧,開始時坐姿還基本能夠做到腰直頸正,單手立於胸前。有時雙盤,有時單盤。可時間一長,坐姿也好,手印姿勢也好,就會隨身所欲了,時而塌腰,時而低頭,時而倒掌,時而迷糊。儘管我和妻子發現時互相提醒,努力去克制和抑制這種不正確狀態,可這種狀態還偶爾伴隨著我們。
為了儘快突破這個狀態,我們與同修交流和看明慧文章,才發現問題所在,我倆之所以出現這種發正念的狀態,是因為上述這些不正確、不準確的發正念姿勢、內容,影響了發正念的效果造成的。因為我們發正念時,並沒有完全按照明慧編輯部發正念的要求、要領去做,且偏離了師父要求的身體保持正直,腰直頸正,保持主意識清醒的法理。所以,就發不出正念,指揮不動功能。明白這些後,我倆開始在法中歸正自己,決心突破這些不正確的狀態。
後來再發正念時,我們先把鐘錶的時間與北京時間調整準確,以確保與全球四個整點同步發正念,使其和全世界同修發出的正念,匯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強大清除邪惡的能量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發正念時,我倆在坐姿和手姿上相互提醒,使其保持住坐姿和手姿的正確性和準確性。同時,在發正念過程中,還要集中精力,保持主意識清醒,一旦發現對方出現迷糊、倒掌,主意識不清時,及時善意提醒,保證雙方在十五分鐘的發正念時間裏,正確、準確、清醒的發出強大正念,使其真正達到發正念的效果。
隨著我們一次次發正念,一次次的突破、歸正自己,現在我們發正念時,基本能夠做到正確、準確、準時、主意識清醒。為了保證夜間十二點準時發正念,我倆把過去定的十一點四十五分的鬧鐘,調整到十一點五十分,不再給自己留有等時間睡過去的餘地,做到鬧鐘一響,立即起身,準時開始發正念。
自從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明慧編輯部發表了《不改變發正念的內涵》的通知後,我倆又重新在明慧網下載了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發表的《發正念要領和全球同步發正念的時間》(更新)和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發表的《發正念要領和全球同步發正念的時間》(更新2)。認真學習了兩遍,對照著上面的內容和要求,再一次審視了我們以前發正念的過程,發現以前在念口訣之前,思想中想的和「更新2」中的內容有不相符的地方,有自己多加字和內容的地方。發現後,我倆及時做了糾正。之後再發正念時,我倆嚴格按照明慧編輯部發表的《發正念要領和全球同步發正念的時間》(更新2)的要求去做,不再隨意改變發正念的內涵。今後,我倆一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其中之一發正念這件事。
三、夫妻配合走上街頭,廣傳真相救度眾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面對中共邪惡的腥風血雨和毀滅眾生的卑鄙伎倆,大法弟子有責任去向世人講清真相,救度眾生。從那時起我和妻就開始走出去發真相資料。那時我還在上班,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但在師父的點悟和妻子的鼓勵下,我帶上幾份真相單張,利用去上班的路上,撒在便道的自行車筐裏,或利用下鄉去企業的機會,把資料帶給企業老闆或員工,有時見不到人就放在他們的辦公桌或抽屜裏。剛開始時只帶幾份或十幾份。等晚上下班回來,我再配合妻子,走街串巷發資料,把一份份真相單張或小冊子撒在世人居住的門洞裏,撒在路旁停放的自行車筐裏、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隨著出去發資料次數的增加,過程中也修去了很多怕心,而且資料也一次比一次增多,我倆從開始時的幾十份到後來的百餘份。二零零四年妻子退休後,她就一心撲在講真相救眾生這件事上,尤其是她學習了師父後期各地講法後,她悟到,現在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撒真相資料上,還要走出去面對面講真相,手遞手發資料,現在時間過的這麼快,還有多少眾生等著救度,我們得趕快多做、快做,要搶人救人,才能救更多的人。從那時起她就與同修配合,走上街頭面對面講真相,手遞手發資料。她以面對面講真相為主,把發資料作為講真相的輔助,講真相時對方聽明白了真相,並同意三退後(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再送給對方一份資料、光盤(那時大陸還允許發神韻光盤)或護身符,一般多數人都能接受資料和光盤,同意三退,還表示謝意。
妻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講真相救人,在師父的慈悲保護和加持下,在同修的支持幫助下,她借鑑和吸取明慧網同修交流講真相的經驗和做法,她變的越來越成熟、理性、智慧。講真相時,在安全方面: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她不再帶手機和很多資料;在理性方面:她不再和拒絕聽真相的常人爭辯了,而是語氣平和、理性善意的與其交流和溝通,抑制對方負面因素的發揮;在智慧方面:她不再千篇一律、不分對像的講真相,而是針對其年齡、職業、性別等不同的人群,選擇不同的講真相內容。這樣講真相,內容明確、針對性強,合身得體,效果很好。
十幾年來,雖沒有做過詳細統計,經過我倆的手發出去的《九評》、真相小冊子、《神韻光盤》和其它真相資料大概有幾萬份;經過我倆配合講真相勸退的人數也不少於萬餘人。我和妻子都知道,這件事都是師父在做,我倆只是動動手、動動嘴、跑跑腿,真正救人的是師父。
二零一二年,孫女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我和妻子隨其來到了兒子、兒媳工作的城市。離開了做好三件事的集體環境,開始還有些不習慣,人生地不熟,給我倆修煉和做好三件事,帶來一定影響。為了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我和妻子商量,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帶孩子、過常人日子上,要突破這個狀態,要跟上師父正法進程,我們既然脫離了大整體,我倆就組成一個小整體,做好我們該做的三件事。從那一刻起,我倆就形成了一個小整體。每天一起學法、煉功、發正念,一起上街發資料,貼「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和「天滅中共,退黨保命」的真相小粘貼。我們把所居住方圓五、六公里範圍內的電線桿上、牆壁上和便道的樹木上都粘貼上,布下了一個法輪大法好、天滅中共的正能量場,也為我倆開創出一個面對面講真相的空間場。
就這樣,我倆做了一段時間之後,開始配合走上街頭,面對面講真相。我負責發正念,記三退名單(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妻子負責講真相。出去時邊走邊發正念。同時對我們所經過的路線和所遇到的有緣人空間場和所對應的另外空間場,發正念進行清理,並求師父加持。這樣基本保證了妻子講真相時不被干擾,順利的把真相講清楚,使常人不受邪惡因素的操控,能夠靜心的聽真相,聽明白真相後,能夠愉快的做出三退。當然在講真相時,除了發好正念,還要看我們自己當時的心態,心態平穩,慈悲祥和,沒有怕心,一切為了眾生,效果就會更好。我倆每天出去都能勸退一些人,多少不等,多時十來個,少時三四個。回來後我及時上網發給退黨服務中心網站。
二零一九年武漢疫情(中共病毒)爆發後,救人的形勢變的更加緊迫和嚴峻,救人的環境變的更加複雜。我倆不被其所動,不受其影響,理智、智慧的走上街頭,進入小區,把武漢疫情(中共病毒)的真相告訴眾生,把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真心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避疫良方告訴世人,讓眾生躲過劫難,得到救度。
二零二零年至今,中共的邪惡清零行動在全國上演,我倆不懼邪惡,面對敲門、電話騷擾,我們不驚不怕,理直氣壯的講真相,不配合邪惡的任何命令和指使。堂堂正正的走出去發資料,講真相救眾生。做好師父說的和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兌現史前誓約,完成歷史使命。
近年來,我和妻子一直都是這樣互相配合,互相包容,平穩的做著講真相救人這件事。我們之所以能夠平穩的走到今天,完全歸功於師父的慈悲保護,歸功於信師信法的堅定正念。在師尊正法最後的時間裏,我們要更好的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兌現史前誓約,圓滿隨師把家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