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保護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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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在初一暑假裏正式走入大法修煉,至今已二十四年。能成為師尊的弟子是我生命最大的幸運與榮耀。

其實在我們修煉大法前師尊早已看護著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夏天睡在地上,突然醒了,發現火燄已經連成了一片,枕頭都燒著了。趕緊向樓下呼救(樓下是店鋪),媽媽叫了好幾個客人,一人一盆水把火撲滅了。起火的原因是蚊香點在酒瓶上,酒瓶倒了,燒到了旁邊的沙發,沙發的火燃到了枕頭。很神奇的是,我當時是長髮向上散在枕頭上睡的,枕頭燒掉了半個,我卻毫髮未損。還有過年放夜明珠煙花,幾十發後突然沒有了,我把煙花收回來看個究竟,突然一發衝出來,正對著眼睛,我捂著眼睛大哭,哭完睜開看看,一點事也沒有。成長過程中發生過不少這樣的意外,都是有驚無險。

小時候的我黑黑瘦瘦,滿臉雀斑。剛一煉功師父就給我淨化身體,沒幾天面色就變的白裏透紅,胃口也變好了。本來我個性內向拘謹,修煉後,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心胸開闊很多,變的開朗、愛笑。巨大的反差從當時的照片中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兩年的修煉環境很好,越來越多的人得法。每天都很開心,向身邊的人洪法,大家也都支持我修煉。我把修煉大法的美好,寫在語文課的作文裏;已退休的班主任練其它氣功,我向她推薦修大法;大法書帶到學校,同學也會借來看;同學遇到矛盾心情不好,我就給她講大法的法理開導她。在畢業同學錄上,有同學寫:祝你早日功成圓滿!

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記錄一下。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訪之前,我們當地不知道。但我們煉功點上有個同修,他是在北京得法的,北京的一個同修在當天打了電話給他(那時,剛開始普及手機),大意是,情況挺好的,來了很多功友,秩序很好,還是警察領著我們走過去的。晚上學法的時候,他告訴了我們這個消息,大家聽到都很開心。但後來中共造謠說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就粉碎了邪惡的造謠。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對大法的污衊鋪天蓋地,當地警察不允許我們到煉功點煉功,來到學法點上給我們每個人登記。但並沒有動搖我修煉的心,當時理解為:甚麼都在師父的安排中,這是檢驗大法弟子是否堅定的考驗,我只要堅持修煉,很快就會真相大白的。

初三暑假裏,學校領導找我談話,我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就去了。他們也比較好奇,為甚麼我會學法輪功,問我一些問題,我就跟他們講大法書裏是怎麼說的。他們就用學大法會影響升學、前途甚麼的來勸我。我就告訴他們這是對我名、利、情的考驗。我的意思是我把這些都當作我修煉路上的考驗,說著說著我就落淚,泣不成聲,他們後來也沒為難我。媽媽知道後,開玩笑說我應該帶著條毛巾去。

身邊的同修想去北京護法,我當時對證實法的概念很模糊,我不知去北京該如何證實法。母親也是同修,母親對大法被迫害痛心不已,很想去北京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我和母親交流,最後決定,我們去表達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法輪功修煉者的真實的心聲。

二零零零年七月,高一的暑假裏,我們和當地同修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我們要去天安門打「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並且大家約定,不說哪裏來的,不報姓名,自己去自己回來。順利到了天安門。同去的小同修快速打開橫幅並喊「法輪大法好」,我還沒有完全展開橫幅就有便衣上來,一把奪下了我的橫幅,這時開過來一輛麵包車,把我們推上了車,媽媽在車下面說:「法輪功是好的呀」,他們粗暴的把媽媽也丟上車。車上已經有很多各地的大法弟子了,有比我們更小的孩子,從警察和他們的對話中聽到,有的都好幾次去天安門了。車子把我們開到天安門派出所,派出所的院子裏坐滿了大法弟子,還有很多大法弟子被關在地下的(可能是)審訊室裏,從地面上能看到。看到有同修和警察講真相,警察也在聽。有男同修和不屈服的女同修被打的鼻青眼腫。小同修的爸爸就被警察穿著大皮鞋踹了一腳。我們後來看到他臉被打腫了,但他說,師父保護他,一點都不疼。

晚上,我被帶到一個小屋子裏,有兩個男警察審問我,他們叫我「小法輪」,問我叫甚麼名字,從哪裏來的,我都不回答。我就是說,政府這麼做是不對的,我是法輪大法的一員,來北京就是為了表達我的想法,法輪大法是好的(大意)。他們也沒說甚麼不好的話。我看到牆邊有一張三尺的硬板床,床上放了一根皮帶。過了一會兒就聽到外面有人在喊:「這邊說了,她母親說了,那是她女兒。」他們就不問我了,把我和媽媽帶到一塊。我還在心裏埋怨媽媽,不是說好甚麼都不說的嗎?你怎麼都說了。

後來,我們被送到一個拘留所,那裏也關滿了大法弟子,大家都在一起背《洪吟》,我們都不吃飯,也不覺得餓。再後來,駐京辦事處就把我們都送回本地了。

同去的小同修和她媽媽被非法拘留三十天,我媽媽被非法拘留四十五天。小同修的爸爸被視為組織者而被非法逮捕,後被判了重刑。

學校領導被找到當地派出所跟我談話,讓我寫個不去北京的保證,就可以由學校保我出去,我不寫。當時那個老師說:這樣不行啊!意思沒法接我出去。後來他們就請示聯繫。最後還是由學校把我從派出所接出,但我被送到一個酒店裏,封閉式轉化教育。

一個月的時間裏,每天白天晚上兩班,一班兩個女老師,做我思想工作,幾乎全校的女老師都來值過班。如果她們說對大法誤解的話,我都把師父法裏是怎麼講的告訴她們。後來團支書就跟我說,如果我不寫「保證」會影響學校,她讓我自己寫一個退學申請。我告訴她:學大法不應該被退學,我沒有做錯,但如果因為我,學校會受到影響,那修煉人為別人著想,我可以寫「退學申請」。就這樣,我回家了。

自此以後,再沒有人以退學威脅我了,我還是回到學校正常上學。

有一天快放學的時候,我忽然有點拉肚子了。當時也沒在意。沒想到回家以後拉的越來越頻繁,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甚麼都沒吃,還是拉不停。幾乎剛從馬桶上起來,沒走幾步就要折回去。我想這樣沒法去上學啊,就跟老師請假了。大概持續兩天,拉出的都是黑黑的膿血,拉到後面竟然是像破抹布一樣纖維狀的東西。我這麼小的人,就這麼大的胃和腸道,怎麼能拉出這麼多東西?我知道是師父在給我淨化身體,一點都沒動心。人也沒有甚麼不適,只是覺得特別弱,沒甚麼力氣。兩天以後就慢慢不拉了,身體馬上就恢復了。這時候對師父的感恩無以言表。因為我體會到了從未體會過的輕鬆乾淨,身體特別特別輕,好像不是俗世中的肉身,真的是超凡脫俗的感覺。

二零零一年除夕的一週以後,我從電視上看到了「天安門自焚」的新聞。開學後,校長找我談話,問我對「天安門自焚」的看法。我跟校長說,我覺得「天安門自焚」不是真的。校長問我為甚麼這麼認為?我就談了兩點:一個是這個新聞非常完整,遠景、近景、特寫,如果這是一個突發事件,不可能拍的這麼完整。還有一點,王進東坐在地上喊了一句話,不了解的人可能會認為他很像法輪功學員,但我覺得他不是。因為學大法的都知道,修煉人說話(特別是這種場合)一般會引用師父的原話,他喊的話,師父根本沒這麼說過,所以我認為不是真的。我以為校長會教訓我一通,說些反駁的話,沒想到,她聽完特別淡定,就說了一句:哪怕不是真的,也要和政府保持一致。我聽後十分意外和震驚。

因為小同修比較少,當地把我當成了重點。一個區重要領導有次特地來我們學校找我談話勸我放棄大法。這個領導帶著區團支書過來,大概為了讓我放鬆警惕,團支書先找我和一個老師閒聊。談話中,我聽到學校老師講,因為我學大法,學校怕傷害到我,所以沒在學校掛污衊大法的橫幅,也沒讓學生簽名反對大法(「天安門自焚」偽案後全市各中小學都搞了迫害學生的反對×教簽名運動)。另外,年輕的團支書和我們講,他爺爺也是修大法的,也不屈從。雖然他是以開玩笑的語氣和老師說的,但可見大法的真相無所不在,也是對我的一個鼓勵。

這期間母親被勞教迫害,父親有了外遇,與母親離婚。繼母一開始對我修煉大法不理解。但在相處過程中,我謹記自己是大法弟子,嚴格要求自己,儘量從她的角度去理解她。慢慢繼母從不反對到支持到敬重大法弟子,哪怕十幾年後她也與父親離婚了,但她及我接觸過的她的娘家人大多都三退了,也從正面認識了大法。

高中畢業後,我考到了本市的一所大專院校。入學沒多久新學校的領導就找我談話了,讓我談對大法的認識。我如實的講了大法的美好及自己對這場迫害的理解。當時領導坐了一桌,靜靜的聽我講,還在做筆記。沒想到,大一暑假裏,我就被學校和當地派出所勾結,綁架到了洗腦班。

到洗腦班以後我絕食反迫害。當時有兩個包夾,其中一個看得出挺同情我的,有惻隱之心。她幹了兩天就不幹了。他們安排了另一個人來。絕食四、五天後,洗腦班的人找來班級輔導員勸我吃飯。輔導員說她很詫異我的事情,當學校和她講的時候,她說在她眼裏我就是那種特別不打眼的同學,坐在教室裏都不知道有這個同學的存在。她很同情我的處境。我對她說,這種對我、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是不對的。而且學校把我送進來,還要花六、七千元錢,但我在學校看到,假期的時候,一個特困生能得到100元的補助,這100元的補助要很費勁才能審批下來,如果學校把這筆錢給特困生,要幫助多少同學啊。

就是這個輔導員,在後來我回到學校以後就特別關心我,沒甚麼值得表揚的,也會在全班同學面前表揚我。我能感受到這不是上面安排的,是她發自內心的認可。

絕食的時候,師父也讓我體驗到了超常。雖好幾天食水不進,但不渴不餓。包夾故意在我面前吃肉,想引誘我吃飯。但當我聞到肉味的時候,卻是發自內心的覺得「濁」,一點都沒有食慾。雖然人很瘦,但不虛弱,如果當時讓我出去,我感覺能立刻健步如飛。

絕食五、六天的時候,洗腦班的人就強行給我插胃管灌食,插了一會兒,我就被迫同意吃飯了。也不像一般的人,要慢慢先吃點流質適應,直接就能正常吃飯。

有一天,洗腦班讓監獄已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來給我們做洗腦的報告,我被帶到會場的時候,看到大概有十幾名大法弟子都被包夾帶著坐在那裏,我一下子就淚如雨下,在大法被迫害的這些日子同修們聚在一起多不容易,沒想到看到最多同修的時候竟然是這種場合,我們被看著,老老實實的接受邪惡的洗腦,我們都沒有反抗,我很想反駁猶大的謬論,很想大聲喊「法輪大法好」,可是我卻不敢,恨自己不爭氣,我坐在那裏一直默默的流眼淚,直到結束。

晚上在房間裏快吃完飯的時候,我坐在桌邊,忽然看到,兩個包夾吃過的盛骨頭垃圾的碗裏有一個小紙條,這個時候她們倆正好都不在,我就快速的拿來看了。紙條上寫著一行字,大意是:剛才揭批大會的時候,她一直在哭,但面色特別好,白裏透紅,嘴唇像塗過口紅一樣。太意外了,怎麼會讓我看到的,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師父在鼓勵我!

一個半月的時候,一個包夾不來了,聽別的包夾說她好像生病了。忽然有一天,他們說已轉化的學員要向黨旗宣誓,我當時很納悶為甚麼「轉化」了要給黨旗宣誓。直到後來《九評》出來、「三退保平安」,才恍然大悟,是邪靈迫不及待想讓學員歸它管。我不轉化,一直閉著眼。她們本來想讓我參加,我不想去。突然一個包夾說:不要讓她去,到時候要錄影的,她眼睛都不睜的,杵在那裏,拍到難看死了。師父又一次保護了我!

在我被洗腦班非法囚禁的兩個月裏,我家人都不配合邪惡對我的迫害。因我是被幾個彪形大漢強行抬到車上、綁架到洗腦班的,反抗中鞋子掉了。他們讓我父親給我送鞋子,我父親回覆他們:不送,你們怎麼弄去的怎麼送回來。他還到當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推給學校,說是配合學校。七月份的酷暑天,我的奶奶和外婆,兩位七、八十歲幾乎不出遠門的老人,結伴輾轉幾輛車找到我們學校,質問學校為甚麼把我送洗腦班,學校害怕了,謊稱領導在開會,她們就一直等,後來他們推脫說,不是學校送我去的,是我們當地派出所。洗腦班讓當地把我爸和繼母接到洗腦班,企圖用親情來轉化我,但他們一點都沒說勸我轉化的話。後來她們又讓我打親情電話,奶奶就在電話裏問我甚麼時候回家,控訴洗腦班的人,她們一看達不到效果,就不讓我打電話了。最後,在師尊的慈悲保護下,我又回到學校上課,順利畢業。

在大法的修煉中,在被迫害的看似無望中,我真真切切的感到師父時時在我身邊,很多時候我只是有一點點正念,師父都給予我太多太多。近幾年,我因為工作時間比較自由,有幸參與了當地營救同修的項目。我把這視作師父給我的偏得。

在這過程中,我們見證了家屬由反對到理解甚至有的也走入了大法修煉;本地同修整體配合減輕了邪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公檢法人員點點滴滴的改變。

一個檢察官五年來的變化

第一次見這個檢察官,是五年前在一個同修被非法庭審的法庭上。當時這個同修的家屬不理解她,沒有家屬旁聽,我想怎麼能沒有家屬呢?我就作為家屬進去旁聽了。這個檢察官字正腔圓的念出對同修的非法指控,在律師說到「憲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時,他馬上說污衊大法的話。說完似乎很得意自己的急口令。開庭結束他馬上走了,因為律師是到了法院階段才介入,趕上這位檢察官希望能和他溝通一下,給他點資料,他頭也不回的大步走著,說:有甚麼資料可以寄給我。他當時趾高氣揚的樣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這之後的幾年中,陸陸續續聽到一些這個檢察官的資訊,先是由不接待律師到接聽了一個律師電話,在電話中溝通了比較長的時間。後來,律師約見他,他安排了時間很鄭重的接待了律師,並詳細記錄了律師說的內容,而且表示會向法院提出輕判。有一位老年同修在看守所被迫害致心臟出現異常昏厥過去,後「取保候審」回家,回家前被注射不明藥物導致兩腳流膿。律師與這位檢察官溝通,希望他能見見當事人,他當時推說有事沒有見同修。但同修給他寄了真相信和被打藥致病的情況說明。最後,這個檢察官作出了「撤回起訴,改為行政處罰15天,但不執行」的決定。

去年又參加了一次旁聽,發現這個檢察官和五年前變化很大,對同修的語氣和善了很多,也不反駁律師的發言。非法庭審結束後走的很慢,也完全沒有了趾高氣揚的樣子。最近一次開庭,辯護律師和他打過至少三次交道,律師說,最大的變化就是這個檢察官,他現在對同修是同情的態度。日前得知他調離了這個專門迫害大法弟子的崗位。

師父比我們自己更珍惜我們。我們更要珍惜和我們有緣的每一個生命,珍惜每一次師父用巨大承受換來的成就我們的機會。

再一次感恩師尊!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拜師〉
[2]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悟〉
[3]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修者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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