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天安門難忘歲月

【明慧網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一首《天安門廣場，請你告訴我》的歌曲曾經感動過多少中西方國家的人，讓無數聽者為之動容而落淚。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前黨魁開始對法輪功發起了一場血雨腥風的殘酷鎮壓。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們陸續進京上訪，走上天安門廣場，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隨處都可見「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橫幅。

圖：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法輪功學員們陸續走上天安門廣場，高舉橫幅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孟軍原是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教師，因修煉法輪功被中共迫害入冤獄十年，後被營救到澳洲，目前擔任一家IT公司高級軟件工程師。他表示：「多年過去之後，再回頭看當年無數法輪功學員走上天安門的壯舉，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將永遠在歷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中共終將在迫害善良中走向滅亡，而法輪功學員的付出將永遠照耀歷史和未來的人類。」

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孟軍就聽到身邊不少學員交流去天安門廣場後，被警察暴打，有的甚至被打的全身青紫，昏迷後被警察拉到郊外丟在路邊，醒來後又走回北京的。也聽到有的學員去了天安門廣場後直接就回來的。無論是哪種情況，孟軍心裏覺的自己遲早也應該去天安門，他說：「在難中如果我退縮了，我會覺的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和大家共患難對我來說是必須的。那時只覺的大法弟子都是兄弟姐妹，看著別人受難心裏是過不去的。但是要真的邁出那一步，是不容易的，主要怕失去正常生活，怕被迫害關押。」

在猶豫彷徨了一段時間後，孟軍決定至少先去天安門廣場看看，於是二零零零年的一天他也來到了天安門，當天就看到了有學員在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喊「法輪大法好」，煉功，但很快就被警察毆打並抓走，也有的是警察找來的流氓幫著打人，抓人。他說：「看到農村來的很淳樸模樣的學員被流氓掐著脖子抓走，心裏很是難受，但是當時沒敢站出來。回去後又經過了幾天，思前想後，最終總結出一條：就是一橫心，別的不想了，就站出去了！我做了點簡單的準備，把所有的身份證件都托人保管，只帶了一瓶水和一頂遮陽帽就出發了。」

「六月份的北京天氣已經比較熱了，天安門廣場遊客不少，我剛到廣場，就看到一個便衣手持微型攝影機在人群中錄影，我沒有理會，走到了一邊，他又對著別人去拍攝了。大概過了五分鐘，在紀念碑的方向突然一群人，緊接著傳出了「法輪大法好」的呼聲，我看到便衣在人群中大打出手，正在攻擊學員。有的學員開始煉功默默的請願，我當時立刻脫下鞋，往地上一坐，開始煉第五套功法。大約過了兩分鐘，我被一個穿警服的警察拽著從地上起來，那個警察抓住我的後脖子推著我往一輛警車那裏走，一邊走一邊用另一隻手使勁掐我，後來又揮起右拳猛砸我的後腦。後來陸續又有幾個學員也被送上警車。我們被拉到了天安門警察分局關進了一個大鐵籠。鐵籠裏面裝了幾十到上百人。晚些時候我們被分別帶上了大巴，我乘坐的大巴來到了昌平區的北京市第十三處看守所。我被沒收了隨身物品後，被投入了一個監室，在那個看守所我度過了五天。」

這次去天安門的經歷，在孟軍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說：「我親眼看到和經歷了中共的殘暴和對人權的踐踏，也親身經歷了在中共統治下維護自己信仰自由權的艱難。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學員們同生共死的那一刻，使我感到一些內心的安慰：我沒有退縮，我走出來了，雖然我做的不是太好，但是我並沒有袖手旁觀。」

「天安門之行讓我堅定法輪功是正法！」

艾瑪是一名青年法輪功學員，二零一四年她從中國大陸來到澳洲留學，現定居在昆士蘭。艾瑪於一九九六年在中國跟隨父母修煉法輪功，父母修煉後身體都變好了，家庭關係也和睦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她不被中共謊言所動，跟隨父母一起走上了天安門廣場，回憶起那段歲月，她堅定的說：「天安門之行讓我堅定法輪功是正法！」

「一九九九年年末（當時艾瑪十歲），我們全家和家鄉的其他幾位學員連夜搭上了去北京的列車。經過了幾天幾夜的長途我們終於到了北京，等待著來接應的北京學員收留我們暫住一晚，我們後來被安置在了一棟單元樓裏。進了房間，裏面已經有很多來自各個地方的學員了，大家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可是都感到很親切，一些學員把從家鄉帶的饅頭、鹹菜放到桌子上招呼大家一起吃，雖然當時為了充飢嘴裏嚼著又硬又冰的饅頭，可是心裏卻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搭了一輛出租車到了天安門廣場，四處都充滿了緊張的氣息，特別是到靠近金水橋那裏，很多路人經過那裏就被便衣拉著強迫說一些辱罵法輪功的話。後來天安門前的漢白玉柱子（華表）下面，我的父母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同去的其他學員都站在橫幅下面煉功。不到一分鐘，我就聽見遠處警車的鳴笛聲，立刻來了好幾個警察，其中一個警察一拳把我父親打倒在地，其他警察開始分別抓人。我們先是被帶到一個麵包車裏，我父親的臉一直在流血，血一滴一滴的掉在地上。」

「後來我們被帶到了廣場派出所，我父親和另外一個大學生被關在了另外的房間裏。不一會我就聽到了那裏傳來了一陣又一陣鞭子抽打的聲音。我們呆的這個房間裏：一個警察把拳頭快舉起來，對著另外一個女孩進行恐嚇。另一個警察把擦鼻涕的紙扔在我母親臉上。母親不僅沒有生氣還把地上亂扔的髒紙撿了起來。一個女警察讓一個大姐姐寫悔過書。那位大姐姐寫完後女警察看了很生氣，因為大姐姐寫的都是修煉法輪大法的好。我當時看到這些場景對身邊的法輪功學員都心生敬佩。到了晚上警察開始對學員上「斜背銬」（將一個人的兩隻手，一隻從肩膀上面背過去，一隻從背後背過去，然後兩隻手銬到一起）。到半夜的時候我和母親被關押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裏，我被一個警察帶到廁所搜身，連襪子都被要求脫掉。第三天晚上剛好是除夕夜，我們被從北京帶回家鄉，一路上我的心裏真的是五味雜陳，父親不知在何處，也不知道等待著我們的又是甚麼。」

從北京回到家鄉後，艾瑪的父親被中共陸陸續續迫害關押了八年之久，母親也被關押了近五年。面對如此大的家庭變故，年幼的艾瑪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修煉法輪功的決心，她認為那段難忘歲月留給自己更多的是法輪功學員們敢為真理付出一切的寶貴精神，她說：「被中共統治下的中華民族經歷了滄桑變故，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道德下滑，能有法輪功學員這股清流，每一個中國人真的都應該感謝他們，他們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實踐著真善忍原則，潛移默化的改變著那個社會。」

中共的恐慌

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紛紛走上天安門廣場向世人證實法輪功的清白。法輪功學員敢於為真理付出一切的行為讓中共感到恐慌。​​​​​​​​​​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自編自演策劃了了「天安門自焚」偽案，試圖煽動中國老百姓對法輪功的仇恨，然而該事件上演沒多久，就被全球各個機構和組織證實「天安門自焚」事件純屬造假行為。

「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該年八月十四日在聯合國會議上，就「天安門自焚事件」，強烈譴責中共當局「國家恐怖主義」的行為，指控「天安門自焚事件」是對法輪功的構陷，涉及驚人的陰謀與謀殺。聲明中說：從錄影分析表明，整個事件是「政府一手導演的」。中國代表團面對確鑿的證據，沒有辯詞。

約翰﹒道伊（John﹒Dowie）是澳洲昆士蘭的一位西人法輪功學員，他記得在二零零一年「天安門自焚」偽案後，有一個不了解法輪功的朋友前來跟他說聽說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自焚，約翰聽到後幾乎一秒鐘都沒有想，就告訴他那位朋友：「自焚的絕對不可能是法輪功學員，他們是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之後不久他們就得到了一個視頻，那個視頻非常詳盡確切的揭露了自焚的疑點。他們就把那個視頻發給了更多人去講述中共是如何造假污衊法輪功的。

約翰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在朋友家裏得知法輪功，在恭讀了法輪功著作《轉法輪》後開始修煉。他說：「我是在七二零迫害之前在澳洲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之前就聽說過一些流言：法輪功可能馬上在中國就要被禁止。後來就真的聽說法輪功在中國被禁止了，這讓我感到難以置信，因為法輪功真的是太好了，不僅可以免費學功，還讓人身心受益。」

約翰表示，剛開始的時候西方法輪功學員們對中共迫害法輪功感到很生氣，不明白為甚麼法輪功在中國會被禁止？雖然很著急，但是他們還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中國的法輪功學員，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意識到要走出去跟人講清法輪功真相，揭露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真的不容易！」

安娜﹒趙是一位定居在澳洲昆士蘭的個體經營商，她於一九九八年在北京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後身心受益。回憶起一九九九年那段難忘歲月，她感慨的說：「每次回憶這些都讓我感到很心痛，當年中國大陸的大法弟子（法輪功學員）真的是不容易！從七二零開始就一直在天安門廣場打橫幅，歷時好幾年，天天都有法輪功學員，真的是很震撼！」

「當時各個道口都有被攔截的學員，凡是開往北京的車都要檢查證件，挨個問你是不是法輪功學員，如果是就不讓你去北京。很多學員利用各種智慧的方法，打車走小道也要去北京上訪。大家去北京就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政府法輪功是被冤枉的。但是走到北京信訪辦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工作人員聽，直接就被警察拉走了，那後來學員們就不去信訪辦了，直接去天安門廣場。當時每天都有學員去天安門廣場打出「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橫幅，真的是非常震撼，好多學員打出橫幅後那些武警和便衣撲上去就劈頭蓋臉的打，那一幕就是現在想起來我的眼淚都要往下流。」

那時安娜修煉法輪功還不到一年，中共的迫害就開始了，當看到電視上各種對法輪功的污衊後，安娜感到很驚訝。她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按照我修煉法輪功的受益情況，我就覺的誰因為看到這些東西而不煉法輪功了那真的是很傻。但是當年所有的電視台都滾動播放他們提前錄製好的一些造假宣傳片，很多不了解法輪功的中國人就這樣被洗腦了。」

一九九九年七八月的那段時間北京的氣候異常炎熱，安娜和她的姐姐都是北京當地居民，看到全國各地每天那麼多學員克服重重困難來到北京上訪，很多人經濟條件也不好，他們就在那裏等著，希望政府能給個說法。於是安娜和姐姐也想做點甚麼。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幾天的一個中午，安娜當時還懷著五個月的身孕，和姐姐買了好多吃的去了天安門廣場發給那裏的學員。安娜的姐姐還帶了很多打印的新經文發給學員，當時有一個學員把這些資料都接過來了承諾會發給附近的其他學員，後來在明慧網上安娜得知那位學員被中共迫害致死。

安娜在孩子出生後七個月的時候抱著孩子又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當時外地的法輪功學員在打橫幅，她就抱著孩子跟旁邊的民眾講法輪功真相，結果當天被關到了天安門派出所。她在孩子十個月的時候再次去了天安門廣場，這一次她被關到了東城區看守所，她回憶說：

「當時跟我一起去上訪的有一個山東的學員，她的孩子看起來也是十個月的樣子，後來在明慧網上看到有一個十個月大的孩子被迫害離世了，我就一直很傷心，都不敢回憶這些，因為發生了太多難過的事情了。共產黨的邪惡真的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還是失敗的，中國大陸的學員依然堅持到了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