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春的一天,村官派人來把我叫到村政府,原來又是派出所警察找我。
共來了四個警察。其中一個小警察很客氣的問我:「昨天晚上你去鎮裏了吧?」我不知他在說甚麼,回答道:「我沒去呀!黑燈瞎火我去鎮裏幹啥?」「幹啥去你自己不知道嗎?」「我沒去,不知道你在說啥。」我反問:「你知道我幹啥去了?你說吧。」 小警察不高興的說:「你自己說出來比我說出來要好,對你有好處。昨天晚上我都看見你了。」我估計可能鎮裏發生了甚麼事,他們懷疑是我幹的。我嚴肅的對小警察說:「(如果)你昨天晚上看見了我,那你當時怎麼不抓我呢?何苦今天驅車興師動眾來找我?我覺的荒唐。再說,你昨天晚上看見我沒抓,你也失職啊!」
一看小警察答不上來了,所長就氣急敗壞的衝我吼:「今天抓你也不晚,現在就抓你!」「你憑啥抓我?!你平白無故抓人,你就是執法犯法,罪加一等!」我正告道。所長明知自己理虧,卻頂著頭皮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我寧可錯抓,你馬上上車。」我說:「上就上。我心沒病,不怕你這冷乾飯!」
「我們用車給你送回家。」所長態度一下又緩和了下來。我說不用你們送,我自己回家。
我剛進家的大門,叔公就急急忙忙的來告訴我:「我才趕集回來。鎮裏市場的牆上貼了五、六張法輪功寫的大字報,很多人都在那看,我也看了。聽有人說派出所要抓法輪功(學員)。」叔公有點為我擔心了,我就告訴他:「派出所來找過我了,我剛從村部回來。」
幾天後,鎮裏的一名男同修被抓了,不久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一年,本鎮的另一名男同修因為去北京為大法和師父說公道話,也被非法判刑三年。
我們鎮成了本縣公安局迫害法輪功的「重災區」。派出所和鎮、村兩級政府經常派人去各村騷擾法輪功學員。面對邪惡的陣勢,面對嚴峻的考驗,開始我義憤填膺,後來通過學師父的新經文我明白了,作為大法弟子應該向世人講清真相,揭穿邪黨的謊言,讓人們知道法輪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宇宙高德大法。於是,我拿起筆來給親戚朋友寫真相信。
二零零二年,一個不明真相的親戚把我的真相信交給了公安局的警察。我被迫流落他鄉。不過我依然堅持寫真相信,一封封救人信飛往四面八方,飛向親朋好友,飛向同鄉、同學,飛向政法委、公安局、派出所。
我身在外地心在家鄉。我經常給管轄我村的那個派出所所長寫信,告訴他法輪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輪功學員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千萬別迫害好人。積德行善對自己和家人都有益處,要給自己留後路,不要做替罪羊。善惡有報是天理,要做好人,善待修煉人,功德無量,一定會擁有美好的未來。我給他寫了許多封勸善信,我自己都記不清寫了多少封。
二零零三年,我地一名協調同修特意來告訴我:那位派出所所長讓同修給我傳話,叫我趕快離開此地,因市、縣公安局要加大力度搜捕我。同修還告訴我,為保險能把信息傳給我,該所長是通過兩條渠道給我傳話,一個是常人,一個是同修那裏,叫我趕緊走。
協調人對這個消息半信半疑,認為該所長身為警察,不可能會有這樣的善心。
果然沒過幾天,居委會開始家家戶戶查戶口,全城檢查。在師父的保護下,我安然無恙。
二零零五年,我還是被國保警察綁架了。當日清晨,我鎮派出所所長來到公安局國保大隊當著我的面要求國保警察放人,他說(其實是喊):「她(指我)身體不好,你們抓她幹啥?趕緊把她放了吧!趕緊把她放了吧!」
後來我還是被非法勞教一年。二零零六年我從勞教所回到家。家人告訴我,當地警察不想勞教我。第一次有警察來我家說拿二萬元就放我。第二次又來人對家人說,拿一萬五元也行,就放我。當時家裏沒錢,我才被勞教了。
一個知情人告訴我說,因為我鎮法輪功學員多,派出所所長(以下簡稱所長)操心費力不討好,老挨上頭批評,所長多次提出調走,可是他的位置沒人接,因管法輪功這事太撓頭。所長無奈,就請了半年病假。
所長回去上班後沒有再迫害法輪功學員。有一個村的治保主任曾經多次舉報本村法輪功學員,都被所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後他還斥責那個村官,說:「你是不是吃飽撐的?老來整事,以後你滾遠點,滾的越遠越好!」
在這位所長此後的任職期間,我鎮同修沒有被綁架、勞教、判刑的。
所長退休後又去看守所工作。我的一個鄰居因為摩托車沒上牌照被拘留。所長知道他是我的鄰居後,主動給鄰居家人打電話說明了情況。鄰居在所長的幫助下提前獲釋。
我為所長棄惡從善深感欣慰,所以寫出這篇回憶。
大疫當前,我願中國的警察都能夠像這位所長一樣,善待大法弟子,給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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