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用體系」是為了監控還是誠信？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用計算機系統處理交通罰單，到派出所找人托關係就行不通了；十字路口裝上攝像頭，利用人臉識別把闖紅燈者的身份在大屏幕上曝光進行羞辱，似乎有希望解決闖紅燈這個老大難問題；移動支付的流行讓中國開始進入「無現金」社會，沒錢可偷了，而且遍地的監控攝像頭，更是讓小偷們望而卻步；電子化招投標平台，人情因素少了，腐敗就不容易了；基於區塊鏈的數字貨幣，每一筆交易都有電子記錄，讓貪污受賄都能留下痕跡；陸續推出的「社會信用體系」，號稱要讓失信者寸步難行。

俗話說，三尺頭上有神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按宗教的話說，就是一個人無論做了甚麼事，在神那裏都有一本賬，一筆一筆記錄得清清楚楚，然後會根據這些記錄來決定獎懲，只不過是神在做，不是人在做。現在中共也要來搞一個賬本，把人的行為和思想一筆一筆地記下來，這個賬本就是所謂的「大數據」，也就是說無神論的共產黨要扮演「神」，來對人實施獎懲。

中共一翹尾巴，人們都知道它的目的是甚麼，用高科技搞的這些東西就是為了維穩，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為。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執法部門抓吃喝嫖賭是消極被動，應付了事，而抓起黨所認定的敵人來，包括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維權律師或者上訪者，那才是積極主動，這些人也是中共高科技用來對付的最重要人群。所以，「社會信用體系「一出來就受到外界質疑，它的信用計分遠遠超過了簡單的付賬單，而是連網絡言論政治態度甚至朋友圈都是評審對像。最嚴重的是，沒有任何立法來明確規定考察範圍，一切都是黑箱操作，這就等於給了政府一個可以無限放大用來控制人民的凶器。

面對社會風氣的日益惡化，中共可說是一籌莫展。靠「向誰誰誰學習「的那一套把戲過時了；台上狠抓廉政建設，晚上拼命腐敗墮落的貪官們也讓老百姓見怪不怪了。不過，信息技術的發展，似乎讓中共撈到了一根稻草。中共官方2019年國務院下發的文件《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就明確了要搞覆蓋全社會的徵信體系，中共官方這幾年轟轟烈烈的打造「誠信城市」的宣傳也是與高科技支撐起來的各種信息平台掛鉤的，把信息化描繪成「誠信建設」的最佳方案。

從表面和短期看，這些新技術給執法帶來方便，也對不良風氣有一定震懾作用，所以，飽受社會誠信缺失之苦的老百姓，雖然知道自己是在被監控，很多人還是願意在「被人欺騙「和」被人監控」二者之間，寧願選擇犧牲隱私被人監控。只要自己不是信用黑名單上的人，或者說還沒有輪到自己上信用黑名單，對共產黨的這種監控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甚至還可能覺得這是一條解決誠信危機的出路呢。有人說了，這個大數據監控是限制了人的自由，但是也能夠讓人沒有闖紅燈的自由，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腐敗的自由，沒有賴帳的自由，這不是大好事嗎？這不是有助於道德回升嗎？

這個問題是關於「自由「與「道德」關係的一個陷阱。舉個極端的例子，在等級最高的戒備森嚴的監獄裏，犯人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殺人的自由，那麼這個監獄是不是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呢？當然不是，因為犯人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殺人，如何偷東西。關於「自由」與「道德」的關係，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道德離不開自由意志。我們暫且不論這個理論本身如何，但它說出了一個理，就是只有在人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能夠對善和惡做出選擇的時候，談論道德才有意義。百姓在面對一件事情時大多都願意選擇善的行為，那道德就是高的，反之道德就是低的。道德的好壞，正是在有自由選擇時才體現了出來。

自由有多重要？設想一下，一個是沒有腐敗自由的社會，一個是有反腐敗自由的社會，你願意去哪個社會？前者是通過限制人的自由，把人民圈養在一個大牢籠中來達到防止腐敗；後者是給予人民言論自由、媒體自由、信仰自由，媒體可以自由地報導腐敗，老百姓可以自由地舉報腐敗，官員財產公開，權力互相監督，建立起了公開透明的反腐敗制度，這才能更好的防止腐敗，這才是人民真正嚮往的社會。

道德的尺度是善與惡，依靠的是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相信善惡有報的人，首先是相信了神，至少是相信了「天」，敬天畏神，發自內心的要棄惡從善，而不是靠外界的物質利益的驅使。如果不從內心改變人，這個社會的道德是不會好起來的。在一個不道德的社會，慾望只會越來越大。貪慾，就像一盆水，如果這盆水不蒸發掉，只要到下去，這裏堵了，就往那裏流，只好繼續堵，最後把人的自由都剝奪乾淨，真的就成為了一個戒備森嚴的大監獄。而中共的高科技要做的，正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就拿人工智能來說，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在美國，可是其廣泛應用卻是在中國。為甚麼呢？因為「人工智能是共產主義者」（AI is communist），是獨裁者的最愛，這話不是我杜撰的，是硅谷億萬富翁彼得﹒泰爾（Peter Thiel）說的。人工智能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用大數據來監控人，因為它能讓政府對你的了解比你自己還要了解，嚇不嚇人？中共熱烈擁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歡技術，而是喜歡這種技術帶來的對人監控的力度和規模。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警察國家，現在加上人工智能，一個警察變成了十個、百個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強了維穩？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這樣的獨裁極權國家鍾愛的根本原因。高科技監控是目的，高科技打造「誠信社會」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幌子。可能今天您覺得某某不還錢的老賴被上了黑名單，就覺得這個信用體系好得很。不幸的是，一旦隱私的口子被打開，中共手裏的高科技就會毫無阻攔地掏空您所有的隱私，總有一天您也會淪為犧牲品。

實踐中我們也看到，這種高科技監控不可能真正解決社會的道德和誠信問題。「高壓反腐為何腐敗依然泛濫「，就是中國現實社會的寫照。不但貪污受賄的腐敗數額越來越大，假冒偽劣越來越嚴重，就是有毒食品也從豬肉發展到了嬰兒奶粉和疫苗。在一本中共官方宣講信息化數字化打造「誠信社會」的專題雜誌中，有一段原中宣部副部長、國家網信辦主任魯煒的講話，題目是「讓誠信價值理念融入人們日常生活」，大講對失信行為進行懲處，築起對失信者的堡壘。結果呢，過了兩年這個魯煒因腐敗被抓了，獲刑14年。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而已。靠一群道德底下物慾滿身的人，來扮演著14億人民三尺頭上的「神靈」，來用所謂的大數據和信息化進行「善惡有報」的獎懲，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最不誠信的，也是最邪惡的。

中國誠信和道德危機的根源就在於中共本身。解決誠信和道德危機最方便、最低成本的做法，不是勞民傷財的高科技，而是要有讓人做好人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表面上好像中國到處都有寺廟道觀，可去的人基本上都是求財解難的，是要跟菩薩做生意去的，這本身就是道德敗壞之後的大不敬現象。大陸社會二十年來的道德下滑與1999年開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有很大關係。「真善忍」都成了敏感詞和被妖魔化被打擊的對像，「大數據」和攝像頭這些高科技本身就是被中共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惡工具，這個社會怎麼可能有誠信呢？

信仰「真善忍」的人多了，好人多了，這個社會自然就道德回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