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輪船真的撞到冰山時 一切就晚了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泰坦尼克號是一艘英國皇家郵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首航從從英國南安普敦港前往紐約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二十三時四十分與一座冰山擦撞，最終造成船隻沉沒，1514人死亡，成為歷史上最嚴重的和平時期船難。

與冰山擦撞前，已經收到六次海冰警告，儘管船長知道附近有冰山出沒，但他並沒有降低船速。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海上冰塊的風險很小，緊急閃避也很常見，甚至正面碰撞也不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然而當瞭望員看到冰山時，該船的行駛速度正接近最高速。由於無法快速轉向，該船右舷側面遭受了一次撞擊，最終兩小時四十分鐘後，船隻沉沒。

這個事故告訴我們，危機並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在問題沒有顯現之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而通過表面現象看到本質的人，卻可以佔得先機，脫離險境。

希特勒上台前 愛因斯坦撤離德國

很多人只知道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事實上他對於時事有著深刻的洞察。他曾經說過，「國家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存在」，這樣一句簡單的論斷，卻是對國家權力與民生安危頗具高度的概括。如果用中國文化類比的話，這句話相當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愛因斯坦的這句話後來被鐫刻在德國的公共場合，用以警示人們對於國家權力的變異，要保持清醒。

據《愛因斯坦傳》的記述，一九三二年底，愛因斯坦離開柏林赴美國講學，他有預感似地對妻子說：「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別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妻子以為他在說笑話，愛因斯坦甚麼也沒有說，默默地離去。早在數年前，愛因斯坦已經敏銳地洞察到時局的變化，經濟危機、議會解體、納粹黨發起的巷戰，一切都喻示著一場風暴即將來臨，而現在危機已在路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就在愛因斯坦離開柏林一個多月後，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

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已成為報章公開攻擊的對像，柏林針對愛因斯坦的「缺席審判」拉開了序幕。

駐美德國總領事館，曾一度要求愛因斯坦返回德國，然而，他拒絕了。三月十日，《紐約世界電訊報》採訪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此公開發表聲明，「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那些對國際諒解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在那裏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藝術家。」

此時，在德國境內的納粹聲浪日益高漲，五月，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打手戈培爾公開焚燒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詩人海涅曾經有預見性地說過，焚書與焚人只有一步之遙。

在納粹的淫威下，絕大多數德國學者、教授為了自我保全，只得隨波逐流，折節屈從。一九三三年大選中，由海德格爾和藝術史專家平德爾牽頭，三百名大學教授在支持納粹黨聲明上簽字，同年十一月，又有七百多名大學教授在「德國大學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聲明書」上簽字。

在戈培爾指使出版的《希特勒制度敵人》的畫冊上第一頁就是愛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歷數了他的罪行，末尾還有一句話：「尚未絞死。」

愛因斯坦倘若留在德國，後果不堪設想。他的好友數學家格奧爾基﹒皮克，正由於猶太身份慘死在納粹集中營。

中共挺進江南 錢穆為何跑到香港？

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評出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批院士，一共八十一位，一九四九年後到台灣的只有九位，去美國的有十三位，留在大陸的有五十九人之多，佔院士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他們的結局又怎樣呢？在文革中絕大多數備受摧殘，批鬥、勞改、遊街成為家常便飯。

錢穆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及早地預見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在危難來臨之前，做出了明智的選擇。

一九四九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錢穆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究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博沒有說話。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徑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一九五九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後擴充為香港中文大學），並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貽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姪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拒絕。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錢穆捍衛中華傳統文化，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錢穆直到晚年，仍然對於共產政權保持著清醒的認識。

留在中國大陸的民國院士，除極個別人淪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都有著悲慘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慘烈而死，或事後苟且偷生，鬱鬱而終。他們走過了清末的腐政，熬過了抗戰的彈雨，歷盡了民國的動盪，卻沒能逃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厄運。

歷史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慘痛的教訓，對於今天的意義而言，則是警醒世人，千萬不要等輪船將要撞上冰山時才發現危機已在眼前。

庚子之年，劫難頻頻，第一波疫情未了，第二波瘟疫將至；洪水泛濫，蝗災又起，人們不禁在問，這到底是怎麼了？當我們回望過去的七十年，中共「無神論」橫行，不敬天、不敬地，還要戰天鬥地，用謊言與暴力毒害世人，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導致八千餘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在做，天在看，這一切，怎麼能不了了之呢？

歷史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選擇只在人的一念之間，古人說「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擺脫「無神論」的中共，趕快跳下「紅船」，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牢記「真善忍好」，您就是做出了最明智、最及時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