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輪船真的撞到冰山時 一切就晚了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泰坦尼克號是一艘英國皇家郵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首航從從英國南安普敦港前往紐約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二十三時四十分與一座冰山擦撞,最終造成船隻沉沒,1514人死亡,成為歷史上最嚴重的和平時期船難。

與冰山擦撞前,已經收到六次海冰警告,儘管船長知道附近有冰山出沒,但他並沒有降低船速。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海上冰塊的風險很小,緊急閃避也很常見,甚至正面碰撞也不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然而當瞭望員看到冰山時,該船的行駛速度正接近最高速。由於無法快速轉向,該船右舷側面遭受了一次撞擊,最終兩小時四十分鐘後,船隻沉沒。

這個事故告訴我們,危機並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在問題沒有顯現之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而通過表面現象看到本質的人,卻可以佔得先機,脫離險境。

希特勒上台前 愛因斯坦撤離德國

很多人只知道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事實上他對於時事有著深刻的洞察。他曾經說過,「國家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存在」,這樣一句簡單的論斷,卻是對國家權力與民生安危頗具高度的概括。如果用中國文化類比的話,這句話相當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愛因斯坦的這句話後來被鐫刻在德國的公共場合,用以警示人們對於國家權力的變異,要保持清醒。

據《愛因斯坦傳》的記述,一九三二年底,愛因斯坦離開柏林赴美國講學,他有預感似地對妻子說:「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別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妻子以為他在說笑話,愛因斯坦甚麼也沒有說,默默地離去。早在數年前,愛因斯坦已經敏銳地洞察到時局的變化,經濟危機、議會解體、納粹黨發起的巷戰,一切都喻示著一場風暴即將來臨,而現在危機已在路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就在愛因斯坦離開柏林一個多月後,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

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已成為報章公開攻擊的對像,柏林針對愛因斯坦的「缺席審判」拉開了序幕。

駐美德國總領事館,曾一度要求愛因斯坦返回德國,然而,他拒絕了。三月十日,《紐約世界電訊報》採訪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此公開發表聲明,「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裏,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那些對國際諒解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在那裏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藝術家。」

此時,在德國境內的納粹聲浪日益高漲,五月,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打手戈培爾公開焚燒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詩人海涅曾經有預見性地說過,焚書與焚人只有一步之遙。

在納粹的淫威下,絕大多數德國學者、教授為了自我保全,只得隨波逐流,折節屈從。一九三三年大選中,由海德格爾和藝術史專家平德爾牽頭,三百名大學教授在支持納粹黨聲明上簽字,同年十一月,又有七百多名大學教授在「德國大學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聲明書」上簽字。

在戈培爾指使出版的《希特勒制度敵人》的畫冊上第一頁就是愛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歷數了他的罪行,末尾還有一句話:「尚未絞死。」

愛因斯坦倘若留在德國,後果不堪設想。他的好友數學家格奧爾基﹒皮克,正由於猶太身份慘死在納粹集中營。

中共挺進江南 錢穆為何跑到香港?

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評出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批院士,一共八十一位,一九四九年後到台灣的只有九位,去美國的有十三位,留在大陸的有五十九人之多,佔院士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他們的結局又怎樣呢?在文革中絕大多數備受摧殘,批鬥、勞改、遊街成為家常便飯。

錢穆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及早地預見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在危難來臨之前,做出了明智的選擇。

一九四九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錢穆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究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博沒有說話。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徑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一九五九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後擴充為香港中文大學),並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貽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姪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拒絕。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錢穆捍衛中華傳統文化,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錢穆直到晚年,仍然對於共產政權保持著清醒的認識。

留在中國大陸的民國院士,除極個別人淪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都有著悲慘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慘烈而死,或事後苟且偷生,鬱鬱而終。他們走過了清末的腐政,熬過了抗戰的彈雨,歷盡了民國的動盪,卻沒能逃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厄運。

歷史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慘痛的教訓,對於今天的意義而言,則是警醒世人,千萬不要等輪船將要撞上冰山時才發現危機已在眼前。

庚子之年,劫難頻頻,第一波疫情未了,第二波瘟疫將至;洪水泛濫,蝗災又起,人們不禁在問,這到底是怎麼了?當我們回望過去的七十年,中共「無神論」橫行,不敬天、不敬地,還要戰天鬥地,用謊言與暴力毒害世人,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導致八千餘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在做,天在看,這一切,怎麼能不了了之呢?

歷史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選擇只在人的一念之間,古人說「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擺脫「無神論」的中共,趕快跳下「紅船」,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牢記「真善忍好」,您就是做出了最明智、最及時的選擇!

网址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