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律師：人們正在承擔漠視中共活摘罪行的後果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明慧加拿大多倫多記者站報導）武漢肺炎（中共病毒）自2019年年底在武漢爆發後，以猝不及防的速度肆虐全球。中共從一開始就對疫情數字進行隱瞞和造假，從而造成了這場危及整個世界的災難。

日前，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國家在對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濫用問題上，能更加積極地對抗中共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當初在對待中共器官移植濫用問題時，能堅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實施問責制；如果當初中共面對了來自全球範圍的壓力，而不得不將其醫療系統透明化、責任化，那麼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場武漢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們現在正在承擔對中共活摘罪行漠視的後果。

圖：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

不斷掩蓋事實真相是典型的中共式行為

大衛・麥塔斯認為，中共只看重自身的政治聲譽。任何讓共產黨丟臉的事情，中共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盡其所能保住自己的臉面。它不斷掩蓋事實真相，使問題在掩蓋中持續蔓延和惡化。中共在活摘器官問題的處理上是這樣，在應對薩斯傳染病時也是如此。「對於這次武漢疫情，如何起源，如何傳播，中共在第一時間如何應對，在我看來，都是如出一轍，典型的中共式行為。」

「我們必須警惕中共的醫療體系和他們的說法。」他說，「不能信賴他們的數據，不能相信他們的表態。最近聽說他們的死亡人數增加了一千多人，這不太可能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我認為他們的數據都是編造出來的。」

他說，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無論是醫療的事情還是任何其它事情，只要是和中國有關，就不要相信中共。在應對中共病毒流行中，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中共有多糟糕，同是華人社會的台灣就有多棒，完全是反過來的。如果我們能像台灣人那樣對中共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就不會到今天這一步。我們應該像台灣人那樣應對中共。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共產黨。」

人們正在承擔漠視中共活摘罪行的後果

大衛・麥塔斯提到，在活摘器官問題上，最初只有他和大衛・喬高等很少人參與調查，並發表了報告，現在越來越多人站出來反對在中國發生的非法器官移植。但是，力度還是遠遠不夠。

「這種反對浪潮還沒有達到它應該達到的程度──政府間合作的高度。」他說，原因在於，中共控制的是一個地緣政治及經濟大國。中共不只是在中國拋出維穩籌碼，他們同時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外宣，施壓、恐嚇，利用經濟和政治籌碼來掩蓋事實，否認真相，混淆視聽，顛倒黑白。「世界上有太多人，為了得到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選擇同中共合作，隨波逐流。」

他說，如果世界各國在對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濫用問題上，能更加積極地對抗中共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當初在對待中共器官移植濫用問題時，能堅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實施問責制；如果當初中共面對了來自全球範圍的壓力，而不得不將其醫療系統透明化、責任化，「那麼，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場武漢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我們現在正在承擔對中共活摘罪行漠視的後果。」

「我們要吸取的教訓是，我們不能無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權侵犯行為。」他說，有人可能認為，可以無視中共的非法器官移植，因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和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沒關係。「但是，這次的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就是對這種想法的回應。」

他說，可以推測，中共並未蓄意放出病毒，但在病毒開始傳播後，中共採取了「故意視而不見」的做法。可以說，全世界都在盲從，都在和中共一道「故意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嘗到了苦果」。

「為COVID-19（中共病毒）受害者伸張正義法案」是可行的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侵犯人權應承擔刑事責任。」大衛・麥塔斯說，「故意視而不見」就是刑法中的犯罪構成要素之一。「紐倫堡審判」中已經涉及到了此類醫療糾紛和醫療問題。在紐倫堡審判中，有一場是對納粹醫生的審判。他們（被告）中的很多人都說──這也成了他們常用的擋箭牌（辯詞）──他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就是說，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在做甚麼，但他們不知道屍體是從哪裏來的，也不知道他們處理的標本是從哪裏來的。紐倫堡法庭最終還是根據「故意視而不見」的定罪原則，將這些醫生中的一部份判處了死刑。法庭認為：他們不知道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發問，他們不關心，不在意。他們只要去探究，本來是可以發現真相的。

他說，這一點對武漢肺炎（新冠病毒）來說同樣如此，中共最關心的不是「這事發生了嗎？」他們不關心事情的本身，只關心這件事情是否影響共產黨的政權穩定。他們的這種「故意視而不見」，就可以被看作刑事責任的要素，國際層面的刑事責任。

他說，在加拿大、美國，在任何有普遍管轄權立法的國家，都允許對危害人類的罪行進行刑事起訴，不管這人（被告）是甚麼人、甚麼國籍，只要這個人（被告）來到該國境內，就可以起訴他。所以美國參議員Josh Hawley提出的法案──「為COVID-19受害者伸張正義法案」，是可行的。

將中共指定為國家恐怖主義，直接制裁作惡的官員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機制，使民事責任的追訴成為可能。」大衛・麥塔斯說，無論是在美國引入的法案類型，還是採用刑法中現有的非適用原則──將中共指定為國家恐怖主義。「我認為，我們需要調用現有的機制，因為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可能在普遍管轄權制度下，對中共的危害人類罪發起指控。必須啟動這些機制，中共的相關責任官員在做壞事時才會有所顧慮。」

他說，還可以啟動類似《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法案，直接制裁作惡的官員，把他們列入制裁名單。「我們在加拿大、美國、英國都有這樣的法案，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法案提出制裁者名單。我建議政府啟動這一法案。至於把哪些人權罪犯列入制裁名單，這完全可以由政府決定。」

「我們可以要求政府啟動這一法案。」他說，「實際上，就器官移植的暴行，我們已經要求加拿大政府把施暴者列入制裁名單，但政府還沒有付諸行動。對於病毒事件也是一樣，我們應該要求政府啟動問責名單。這不需要立法，不需要執行條例，如果想做的話，政府明天就可以做這件事。」

他說，加拿大和其它國家有法律規定，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行為不可以享有國家豁免權。如果要這樣做，就必須對這個國家做出「認定」。「我認為，中共可以被列入這樣的『認定國』。顯而易見，武漢肺炎（新冠病毒）已經引起了全球範圍的恐慌。中共對病毒在開始傳播時的『故意視而不見』，以及造成恐慌後仍然『故意視而不見』，我認為中共符合國家恐怖主義的定義。」

「顯而易見，台灣人可以做甚麼，任何人都可以做。」他說，任何地方都可以發布疫情消息並採取抗疫行動。台灣人很老練，他們意識到疫情正在發生，而且是真實及很危險的。這就使得台灣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也是他們能認清中共的結果」。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人權、難民及移民領域的法律專家。2006年7月，他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經過獨立調查，發表了《關於指控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國際人權協會（IGFM）將2009年度的人權獎，頒給他與大衛・喬高。十幾年來他們前往世界40多個國家，呼籲關注中共活摘器官的問題，並因此成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追蹤調查過程的紀錄片《活摘》，2015年獲得美國廣電最高榮譽──皮博迪獎。